《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姜智鹏 | 上海报道

　　“看到时代左右的人，也在左右这个时代”，王浩喜欢用这句广告词总结自己的发迹史，伤感的是：“炒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2008年12月5日，下午2点，上海松江区九亭板块一个新楼盘的售楼大厅内，王浩和他的7个亲戚，在离沙盘模型最近的一圈沙发上悠闲地翻着新盘的资料，一位售楼经理则站在一边不厌其烦地宣扬着楼盘的升值潜力。

　　此时，一个由上海某网站组织的看房团也刚刚进门，但是，“看房团”对沙盘的兴趣，远远不及对于操着浓重温州口音的王浩的好奇。被打量得有些尴尬的王浩苦笑着对本刊记者说：“我敢打赌，明天我们又会上报纸上网站了，标题是‘温州炒房团上海抄底’。”

　　王浩告诉本刊记者，在他6年的炒房生涯中，被售楼处奉为上宾，被普通买房者施以白眼的经历难以计数，“但这一次，我们不是来买房子的，最大的愿望是把手头上的几百套房子抛得一个不剩，然后5年内再不提炒房了。”

　　作为自己家族炒房的“带头大哥”，在2007年底国家开始新一轮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时候，王浩在上海投资的房产总数是63套。“直到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们还和开发商结成攻守同盟，一起顶住房价”，但自从2008年10月期盼已久的“救市”政策陆续出台之后，王浩却对上海楼市失去了信心，“我们家族开始把所有的存量房挂牌，不惜降价也要在春节之前全部出手，我们是觉得这个攻守同盟快顶不住了，而且，我们要把资金转移到另外一个非常赚钱的买卖上去。”

　　王浩所谓的“非常赚钱的买卖”，是将钱借给开发商，抵押物则是房子。王浩的九亭之行，就是贷款考察的一部分，“这也可能是我今后几年，和房子有关的最后一笔投资了”。

　　至于外界传言纷纷的“温州炒房团楼市抄底”，在王浩看来，则已经成了一个“苦味的笑话”。

　　炒房团大抛盘

　　王浩原来是温州乐清一个打火机作坊的老板，2002年来上海炒房，并在2005年国家第一波楼市宏观调控之后“成功抄底”，如今已积累了上亿的身家。

　　“看到时代左右的人，也在左右这个时代”，王浩总喜欢用这句时下流行的广告词总结自己的发迹史，唯一带点伤感的是，“炒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10月份，救市政策终于下来了，可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此后一个多月，王浩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抛盘”，但最让他郁闷的是，“温州人的思维方式很相似，投资的房产比较集中，抛盘的时间也撞在了一起”，他只能将挂牌的价格一再下调。

　　以王浩持有数量最多的普陀区光新板块的新湖明珠城为例，“春节的时候，均价还在23000以上，一直到9月份都很坚挺，但等我10月份去挂牌，却冒出一大批房子来，而且每周都有业主把总价向下调，最后，我卖出去的时候，均价只有19000多，跟中介一问，抛的都是温州人”。

　　这种情况，在其他楼盘也纷纷出现。

　　王浩抛出的位于徐家汇的东方曼哈顿的公寓，成交价只有每平方米27000元不到，夏天的时候，这个楼盘的平均价还在每平方米35000元左右；“虹桥乐庭的房子，8月份还能卖到每平方米27000元，10月份就跌到了22000元；闵行梅陇的中梅苑二期，我2005年买进的时候，毛坯价是每平方米10000元，结果跑过去在中介一看，同样是96平方米的两房，人家精装的挂牌价竟然只有80万，等于我这几套房子不但不要赚，还要每套赔进去20多万才能脱手；另外还有两套别墅，人家的挂牌价比2007年下半年的时候跌了30%，我一狠心，不卖了，自己住一套，还有一套打算租给老外。”

　　王浩的遭遇并不是个案，在他“领导”的家族炒房团里，很多人都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按我们的经验，如果不是炒房团的大规模抛盘，价格不会跌得这么厉害，小炒家没有这么大魄力。有的亲戚还在古北跟韩国的炒房团干上了，韩国人猛抛盘，把价格越拉越低，我们只好也跟着降，最后几乎是一周跑一趟，价格越挂越低，但还是没卖出去。”

　　同样来自温州的杨燕，是另一个炒房团的成员。2005年，杨燕刚加入炒房团大军时还曾被戏称为“温州太太炒房团”，她主要的资金都投在了松江的九亭板块和宝山的共富新村板块，这两个区域都具有上海郊区新镇建设概念，自2006年以来建造了大批新楼盘。

　　“当时觉得上海市区的房价已经太高了，以后年轻人肯定会集中买这些郊区的房子，而我们在市中心买一套房子的钱，可以在这里投资3套”，但如今，共富新村的二手房均价已经从每平方米10000元降到了8500以下，“九亭的房子尽管挂牌还是9000多，实际上我们跟中介打招呼都是说可以有20%的让步，但房子还是卖不动”。

　　更让杨燕“几个月都睡不好觉”的是“当初我们在九亭都是论层买的”，11月初，杨燕在九亭大街上的几家中介“踩点”时无意中发现，“靠湖边的那幢楼，一共才6层，我买了2层，还有2层的房子也都在中介分散着挂牌，当时我差点昏过去，这要什么时候才能卖出去啊，一打听，卖房子的也是温州口音”。

　　事实上，同类情况在上海几乎各个区的热点板块都在上演。

　　根据美联物业许嵩提供给本刊的数据，11月，上海浦东世纪陆家嘴板块“房价在250万到500万左右、三房、楼龄在5年以内”的次新房，“一般价格低于市场价10%才会有人看房”。美联虹口区域经理高一定、普陀区域经理张磊告诉《望东方周刊》，他们所在区域，客户需求普遍低于市场价格10%以上。

　　温州炒房团的兴衰

　　“2001年的时候，我还在做打火机，手下三五个人，厂房就搭在乡下房子的空地上”，王浩告诉《望东方周刊》，温州炒房团最初的兴起只能用歪打正着来形容。

　　当年上海为推动房地产业发展，出台了蓝印户口政策，当时温州一些私企老板为了让子女顺利考上上海的高校，开始在上海买房。“我舅舅跑到上海一看，原来上海房价每平方米才3000多，当时温州市中心的房子却已经卖到6000多了，我们一商量，觉得可以投资”。

　　2002年春节过后，王浩拿着当时七拼八凑来的35万来到了上海和舅舅一起炒房。正好2002年12月，上海申办世博会成功，房价迅速拉升，2002年年末，温州商人王均瑶以3.5亿元接盘徐家汇的烂尾楼——金汇大厦，第二年新命名的“均瑶国际广场”楼价就暴涨1倍，更是成为当时温州人的传奇。到2003年春节的时候，上海房价均价已经超过每平方米5000元，王浩卖了房子，又回家发动了家里的亲戚来到上海，开始了正式的炒房生涯。

　　2004年下半年到2005年上半年，上海房价的上涨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半年涨了6000元每平方米”，也就在那段时间，大红色的“欢迎温州置业团莅临指导”的横幅几乎在上海每个售楼处大厅的门口都能看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5年5月“国八条”的出台。

　　“国家征收5.5%的交易税，还有营业税，再加上贷款收紧，房价第一次下跌了”，和当时大部分炒房者一样，王浩惊慌失措下迅速抛掉了手上的房子，“赚的钱都交了税”。但王浩当时并没有和很多温州炒房客一样，转而向内地城市寻找机会，“当时总觉得，上海这么一个大都市，房价肯定还会升上去”。

　　2006年初，王浩和他的亲戚朋友7个人，再次聚集了上亿资金开始在楼市抄底，“当时很多售楼处里都没有什么人，我们几个人走进去，把蛇皮袋打开，露出成捆的人民币，告诉售楼小姐，这一层我们全要了”，提到当时的“豪迈”，王浩仍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也正是2005年躲过宏观调控的得意，让王浩一直到2007年底，也没有意识到风险的来临，“大家都以为，这次和2005年的时候差不多，更何况，我们跟开发商也有攻守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