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联想集团”发生了两件大事。

　　头一件是宣布斥资17.5亿美元收购“IBM”公司的“个人计算机”业务。此次收购，可以使“联想集团”的年收入规模从30亿美元一举膨胀到120亿美元，从而有机会跨入“世界五百强”的行列。

　　另一件事发生在这一年的3月11日，“联想集团”在三个小时之内辞退了至少600名员工，大约是员工总数的百分之五，这种情况在公司历史上还从未有过。

　　一些东西在崛起，另外一些东西在崩塌。20年时间，改变的不仅是企业本身，还有那些改变企业的人，也包括——柳传志，时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

　　1984年，向科学高峰攀登了十几年之后，柳传志意识到自己大概不是做科学家的料。于是，他告别了计算机所第六室磁记录工程师的岗位，到中科院人事处去做一名行政干部。很快，他发现当官似乎也不是自己的追求。“业务干部”和“行政干部”，是当时柳传志唯一可以选择的正当职业，他都试了，都不成功。

　　1984年对于很多人和事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一年的10月，中央批准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布把改革由农村推向城市。

　　也是在这一年，柳传志和11名同事，靠着中科院计算所的20万元投资，在计算所的传达室中创办了“联想”。1985年，靠着“联想汉卡”和代理国外微机，“联想”获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1988年4月18日，“联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进军海外誓师大会”。当时，“联想”的员工还不到300人，但柳传志决定“小题大做”，他请来的客人和记者比自己的员工还要多。柳传志或多或少是希望，此举能让“联想”看上去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官方肯定。因为在“进军海外”的旗号下，他埋伏着一个迫切的愿望：“联想”想要“造电脑”。

　　20世纪80年代，“个人计算机”正在迅速成长为一个产业。1980年，全世界只有30万台个人电脑，10年之后这个数字达到了6000万。柳传志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市场变化，但是，因为没有计划，“联想”却不能“造电脑”。

　　当时，在在国内生产计算机是要电子工业部颁发“生产许可证”，作为中科院所属的一家规模不大的企业，“联想”暂时无法获得这种“生产许可证”。 认识到自己无法撼动现实规则后，柳传志选择了一条他称为“拐大弯”的路线。

　　1988年1月，柳传志来到了香港。他的目的是，在这个没有“计划”的城市成立一家公司，为生产“个人电脑”做资金、技术和市场准备。

　　柳传志常说：“头脑要清楚，就是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我是一个改革派，之所以到今天还算成功的话，因为我有信条，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也就是说我改革不了，赶快妥协。”

　　一年之后，柳传志将在香港研发出的“286微机”送上了飞机。此行的目的地是德国，当时在汉诺威正在举办电子技术交易会。在这次交易会上柳传志终于达到了“拐大弯”的目的。

　　柳传志后来回忆说：“我们国家电子部的人去考察，一眼看见怎么还有中国的产品呢，他立刻就觉得很自豪，就联系，告诉他卖了多少块，马上在中国就给你批文了，就这样我们拿到了批文。第一次批文我记得是2000块，就是在中国允许我们生产2000台机器。”

　　1994年，一直拖到12月8日，“联想”才匆匆举办了创业10周年庆典。实际上，此时柳传志一点也没有办庆典的心思。他陷入了职业生涯的低谷：他的企业成长乏力，并肩合作多年的亲密战友反目成仇，而他的身体也令人担忧，反复发作的“美尼尔症”让他不得不住进了京西的“海军医院”。

　　就在柳传志在病床上备受煎熬的时候，“联想”也是内外交困。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国家在1994年初开始了宏观调控，“联想”因此而失去了大部分部委和大型国有企业的订单。市场在缩水，国外的对手却步步紧逼。

　　1992年开始，国家把计算机的进口关税，从200%多，一下降到20%几，几乎所有国外知名品牌涌进中国。 1989年，国外产的个人电脑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为33%，到了1993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