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生病了可以通过望、闻、问、切查知病情，如果一个官员腐败了，也会有种种公开和隐秘的反常行为。

　　反腐专家的努力，就是想把一个政府机构人事调查过频、决策过于封闭和神秘等反常行为进行分类观察，综合分析，从而诊断一个官员的腐败可能。

　　一个国家的腐败情况应该如何测量和诊断？进一步说，如果有腐败，是否可以及时预警？

　　中国的反腐专家正在力图解决这个问题，并认为已经找到了适合中国的初步方法。何增科是中央编译局当代所所长，著名的反腐专家，这位政治学者刚刚完成的一项研究，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人事调动频率、公众口碑都被用来测量腐败

　　比如——在何的研究中——如果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阶层职位轮换和调动过于频繁，则有可能存在人事腐败。

　　已有的例子中，贪腐官员、安徽省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曾在上任5个月内对全县所有乡镇官员来了一个“不留死角”的调整；而一次会议上调整提拔上百人的事，在其任内发生过多次。

　　反之，如果一名官员在某一职位上任职过久但又拒绝调动，则很有可能是该官员在这一地方上的腐败“成果”颇大而不敢离开，以免暴露。

　　另外，如果一个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比如某中学的校长——其公众口碑在进行问卷调查时很差但升迁却很快，则其背后可能是有腐败存在。

　　某些数据亦是风向标。一个地区，如果打击商业贿赂时立案很多但最终起诉很少，那么可能是贪腐的征兆，其阻力背后往往是诸多腐败利益“联盟”。指标中甚至包括新闻记者调查腐败案件受阻的程度。

　　这套名为“腐败与治理状况的测量、评估、诊断和预警”的评估体系是在一个研究“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资助下完成的，它同时也得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治理评估框架”的资助，该项目的主持者是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

　　目前对于廉洁程度的测量，透明国际和联合国反腐败与治理研究机构等采用主观评价法，结合受访人与官员交往的亲身经历进行较为全面的主观评价。

　　而国内学术界还多用客观评价法，即用查处腐败案件的数量、人数、案值来衡量。“这陷入一个怪圈，就是反腐的力度越大，可能显示这个国家腐败程度越高，相反，不查处腐败的国家反而是最清廉的国家。”何说，客观评价法弊端比较多，自19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很少用这种方法。

　　何试图将上述方法结合起来。他设计了一套包括民意调查和纪检部门数据等在内的综合评价体系，进行分地区、分部门的腐败程度测量。

　　腐败脸谱可以画像，腐败程度可以打分

　　何希望能够预先发现腐败的蛛丝马迹，上述研究结果中有一整套“预警体系”被用于及早发现潜藏的暗流。

　　这套预警体系中有50个预警指标，按照“激励机制扭曲”“社会结构扭曲”和“约束机制扭曲”来区分。这50个预警指标，即是“腐败程度试纸”。

　　比如在“激励机制扭曲”部分，有“公务员自身工资水平和有尊严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一项。“高薪未必养廉，但是低薪一定不养廉。”何解释说。与之相关的还有“公务员工资拖欠严重程度”等指标，拖欠工资在一些穷困的县乡政府中尤为严重。

　　事实上，如果按照何的预警指标集中起来给某贪腐官员画像的话，可能更易于理解。

　　首先是这个官员“任期受保障程度”比较差，这既可能是当地组织部门习惯频繁调动官员，也可能是某一个主要领导刻意为之。总之，因为官员之间的频繁调动，使得他缺乏安全感，不得不向上行贿来谋求保持职位或者提拔。

　　而他“离任后生活受保障的程度”也很差，或者和当前生活水平差距较大。所以，他还要考虑自己离任之前能贪一把，以图后路，这就造成了所谓的“59岁”现象。

　　作为一名官员，他还要应付上级的各种“一票否决”。“‘一票否决’行使过程中，下级的辩护权力缺失程度”严重，他就要考虑接待上级各种检查团的时候，提高接待规格，以便检查者“高抬贵手”。

　　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因为“资源配置决策中下级发言权的缺失程度”更为关键。比如，上级要给下面一笔扶贫款，因为说不上话，所以领导班子“集体决定”去给负责此事的上级部门一点“实惠”，这就是“公贿”。在山西和顺县原县长受贿案中，县农机局局长送给县长1万元，是为了给局里“争取几万元办公经费”。而久治不愈的“驻京办”现象也和“公贿”有染。

　　后来他逐步升迁，做到了自己所在部门的“一把手”。按照预警体系，“一把手负总责”实施力度越大，越有腐败的危险。

　　他还尽量让自己的决策过程神秘化，少为人知，只有这样才利于暗箱操作。而“决策和执行过程的封闭和神秘程度”也是腐败预警之一。他还对大额资金有着自由的支配，而预警体系中说，这种自由度越高，越是腐败的温床。

　　另外还有“党政官员选拔任用程序受到规避的程度”，这可以举例说明：比如按照规定提拔一个官员其民主测评率要超过50%。但是在他的授意下，一个民主测评率只有30%的官员却被提拔了，事实上，是因为他收受了贿赂——按照预警，如果这种规避规则的事情越频繁，则该单位人事腐败的可能性越大。

　　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调任当地的国有垄断企业任职，发现“垄断性行业或部门利润和工资与自身工作绩效的脱钩度”很大，他知道这其实也是一种腐败。“如果一个垄断行业全行业亏损，但是这个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职工仍然是高工资，那么其中肯定是乱花了纳税人的补贴，这是明显的腐败预警。”何说。

　　他也不是不害怕法律，但是因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贪污贿赂罪相比的畸轻程度”一项中，在中国前者的罪名远比后者刑罚少，而他拒不交代很可能只会被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所以他也横下心来赌一把。

　　本来他的种种恶行有可能被曝光，但是因为当地“新闻媒体调查报道腐败案件受限制的程度”比较厉害，所以也便逃脱了舆论监督的可能。

　　预警体系的其他指标还包括：“单一部门主导立法过程的程度”，这背后反应是否有“立法腐败”，最近的商务部郭京毅案就是如此；“重大决策中规避必经程序的频率”，比如经常不进行“集体讨论”就做出决策，则越频繁越是腐败的预兆。另外，如果一个地方“行政审批程序繁杂冗长”，也会给腐败提供大量机会。

　　所有50个指标都设定为5分，越大腐败程度越严重。按照预警系统设定，预警分数加起来超过150分该部门就是“重警区”，而超过200分就是“巨警区”，都需要进行重点监察。(南方周末记者 马昌博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