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金融危机下的三农新困局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能否实现，关键要看三农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

　　国家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 经过十天的思想斗争，陈晓峰还是选择撤退。转身凝望一眼那幢大门紧锁的白色厂房，这位东莞合俊玩具厂的工人拖着大包小包毅然踏上了回家的路。

　　陈晓峰的家在江苏农村，三年前，大学落榜之后，他只身一人南下，决定担负起抚养父母的重担，一个月1800块的工资，有一半要寄回家。可惜，孝道在2008年的秋天嘎然而止，金融危机之下，全球最大的玩具制造厂也难逃厄运。

　　东莞地处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珠三角。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了迁徙自由的中国农民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他们拿着比欧美便宜4到8倍的工资，撑起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王国。而今，企业倒闭，工地停工，800万中国农民将被迫重新过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农家正屋的邓小平画像

　　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民为中国经济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也是最早的一批受益者。

　　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不想饿死的农民在一起赌咒发誓，签下分田到户的“生死契约”，拉开了中国农村波澜壮阔的改革序幕，从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星星之火，迅速燃遍中国大地。1981年底，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这种模式。那一年，已经29岁的江苏兴化农民刘天安也第一次拥有自己的二亩地。

　　对于这位富农的后代来说，这是他们一家人抬头做人的开始。1946年，中央决定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刘天安的爷爷刘殿友未能幸免，全家的田地财产被瓜分殆尽。9年后，政府再次把土地集中到自己手中。仅仅三年，人民公社制度便在全国各省铺开。

　　1965年，13岁的刘天安辍学看牛，一年挣5个工分，2毛钱。“那时候吃大锅饭，干得人少，吃的人多。没有吃就偷粮食。”刘天安回忆：“6个人下田干活，8个人一起摊公分。”

　　包产到户之后，刘天安一家五口人，总共分到十几亩地，粮食产量成倍增长，尽管还要给国家上缴粮食和各种赋税，但“至少温饱不愁，也不用看人脸色”。1982年1月1日，中央出台了第一个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名，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

　　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农民历史性地告别“皇粮国税”。“不但不用缴钱，国家每年还给补贴，去年每亩50元，今年100元。”这一切，刘天安最想感谢的人是邓小平。至今，在刘天安家的正屋中央，依然挂着邓小平的画像。

　　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买的，画面上的邓小平站在山顶之上，眺望远方，神情温和而坚定。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一次对外宾的谈话中说：“在没有改革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数据显示，中国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改革之前的6000多亿斤增加到2007年的10030亿斤。

　　乡镇企业救了剩余劳动力

　　土地改革的闸门一旦打开，其它的权利的到来便不可阻挡，包括迁徙自由。浩浩荡荡的农民开始离开土地到城市打工，刘天安的三弟刘天凯便是1.3亿农民工中品尝到甜头的一位。

　　1986年，农村改革进入第九个年头，刘天凯已年满20岁。有父母和大哥二哥一家，农活根本不需要他帮忙，他感觉有些无所事事。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烦恼。人多地少，加上包产到户后，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

　　又是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性的主张。1987年8月29日，他向外宾介绍中国农村改革情况时说：“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前一年，乡镇企业在全国异军突起。中国最早创办乡镇企业的无锡市惠山区前洲乡工农业总产值突破4亿元，成为“中国第一乡”。“以今视之，如果没有乡镇企业的出现，中国经济变革的格局是不堪设想的。”财经畅销书作者吴晓波说。

　　等到刘天凯敏锐地发现苏南的商机是四年之后。1990年，他靠着东拼西凑的一万块钱在乡镇企业集中的常州市武进县南宅乡开起了一家馒头店，开店不到三年，弟弟刘天凯就盖了两层的楼房。

　　农民还是“二等公民”？

　　不过，尽管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07的4140元，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速仍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速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三十年来，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是来源于工业，也就是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挣的钱算在了农民收入中，而从农业本身获得的收益并没有增加，反而下降。”李昌平说。

　　这位45岁的湖北监利人在基层有长达17年的工作经验，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农民的疾苦。2000年3月，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致信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此信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

　　2001年，李昌平到北京《中国改革》杂志打工，随着《我向总理说实话》出版，许多农村上访者、农民工找他帮忙。一天，他看到一个农民工“老虎”患重感冒，送他去看病，“老虎”坚决反对，因为没钱。“老虎”每个月500元的工资，要寄400元回老家给孩子上学。光两个孩子读书每年就要2000多元。“为什么不把孩子接到北京？”“老虎”告诉他：“想也白想。这些民工子弟学校尽管比政府的学校收费低，但比家乡的学校收费要高，而且还不长久，经常有被取缔的危险。”

　　李昌平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感慨道：“他们创造了城市的繁荣，他们只感受到卑贱，天下的农民工何时都能感受到‘我劳动、我快乐’啊？城市人将教育、医疗、社保、失业保障等公共品守得死死的，农民工不得分享，这种状况不改变，我们的城市化目标能实现吗？”

　　以地为生的农民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到上世纪90年代，许多农民工赖以生存的房地产业开始将触角伸向农村，地方政府官员展开了一场新的圈地运动，巧取豪夺强占农民的耕地、强制征地现象屡见不鲜。据国土资源部的有关调查，近年来非法批地案件中，地方政府和涉及政府为违法主体的案件占80%。

　　土地流转之惑

　　2008年的秋天，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新农村建设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会议公报提出了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在稳定现在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的前提下，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平台；提高失地农民的政策补偿水平；启动农村与城市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同收益”试点。

　　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早在六年前，小岗村就开始了土地流转的试点。如今作为小岗村的特色农业——葡萄、双孢菇、苗圃——所占的共计600亩土地全部由本村村民流转而来，占据了原小岗村土地面积的1/3，每亩的流转费500元。不过，目前小岗村的土地流转还处于较浅层次的承包、租赁。

　　允许大规模的土地流转之后，一个担心就是大资本下乡盘剥农户。2008年11月，重庆“股田制”土地流转改革正是因此被中央叫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认为，“把农民的命运放在大资本手上，风险太大，农地流转要优先在农民之间流转，农地是用来养农民的，不主张土地流到非农的手上去。这是有区别的。”

　　如果经济在明年6月份前无法复苏，新增失业农民工将超过2000万。陈晓峰说，过完春节再出去看看，实在没有工做就回家种地。陈晓峰分到的地在几年前已经流转给其他农户，“幸好只是一个口头协议，我可以随时要回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