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法治，民主本身不会带来人们所期望的那么多的积极效应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特约撰稿束丽娜|北京报道

　　近两年来，中国政治学界不断有大文章面世，比如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熙瑞的《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等。这些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学术界和更广泛的舆论界引起激烈的讨论乃至交锋， 经久不息。

　　这是一种信号，它暗示着社会对于民主政治的关切和渴求。改革开放30年，民主政治建设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 。如今，又到一个历史节点。“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十七大报告这样说。

　　没有法治，民主不会带来那么多的积极效应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30年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成就？

　　杨光斌：我想说的第一点，可能听起来跟民主政治不直接相关，但是它确实是很重要的。民主政治的前提是自由，改 革开放其实就是一个人们获得社会自由、经济自由的过程。没有这两个基本自由，民主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是无从谈起的。比如 说，农民获得了土地承包权，这是经营的自由，经济自主权的自由。

　　因为有了这种自由，给个人带来了空间，在农村，在城市，人们做什么，怎么做，怎么生活，变成了自己的事儿。

　　民主往往是与利益挂钩的。比如在农村，选举直接涉及农民的利益---宅基地，农村的财产怎么分，钱怎么花等， 所以积极性就高。因此我们说，这种自由带来的私有产权、利益的变化，直接推动了民主政治。说到底经济改革带来的自由- --经济自由、社会自由，是民主政治成长的一个大前提。

　　在这个前提之下来说成就，第一个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自下而上的自发式民主选举。过去我们说我国的基本政治制 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这几大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基层民主与这几大制度并列 ，表明基层民主已经上升到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样的地位，成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于村民自治及社区自治等基层民主作何评价？

　　杨光斌：在研究上或者媒体报道上，对于基层民主，人们的关注处于渐弱的趋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基层民主本身 遇到了问题。比如说，村委会主任选举，选民不愿意去选的情形普遍增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村民发现，选了以后，状况没 有改善，群体性事件依然不断，贪污的依然贪污。可以说，村级的民主政治遇到了一个瓶颈。

　　《瞭望东方周刊》：怎样使基层民主走回正轨？

　　杨光斌：谈论民主的时候，首先不能忘掉的一个词就是“法治”。民主是什么？民主说到底是怎么产生权力——谁来 当村主任，谁来当书记，谁来当领导人。但是权力产生以后，怎么行使权力，这是民主不能解决的问题，这需要法治。可以看 到，我们的基层法治普遍落后于基层民主，因此选举产生的官员也好，村主任也好，滥用权力，导致了村落、乡镇的衰败。

　　民主选举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法治，民主本身不会带来人们所期望的那么多的积极效 应。全世界上都是这样。民主是一个产生权力的过程，法治是约束权力、规制权力的过程。

　　我们的行政民主走得太远了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基层民主，30年民主政治的成就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光斌：我要说的第二个方面：社会新兴组织的成长，对民主政治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谈到民主的时候，大家往往 想到的就是选举式民主，大家一人一票。事实上民主是有多种形式的，比如说参与式民主。新兴组织是参与式民主的主体，它 们在地方治理当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体现在一些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比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实际上就是参与式民主 。再比如，90年代中期，温州假冒伪劣特别多，产品质量低劣，大家都不敢买温州货，政府怎么管都管不好。最后政府把这 个权限交给了各个协会，比如烟具协会、名牌产品协会等，这种民间的管理很快使温州的市场清净了很多，保护了名牌，保护 了产品的质量。这些都可以纳入参与式民主的范围。

　　第三个方面就是技术革命对民主政治的影响，简单说就是互联网。我们一直在谈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但是从来没有想 到技术会对政治带来如此大的影响。对互联网的作用有争论，但是互联网在几个议题上对中国的民主政治是有积极作用的。比 如说在公民权益问题上，厦门PX事件是典型案例；类似的还有“肝胆相照网”，以前规定乙肝病毒携带者不能做公务员，肝 胆相照网所引发的社会大讨论使得人事部、卫生部修改了这个条例，乙肝病毒携带者从此有资格当公务员。再有就是孙志刚案 。

　　无论是村民自治、社会组织兴起还是网络技术革命，民主政治带来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对个案、对公共政策以 及对法律都进行着改变。

　　《瞭望东方周刊》：说到民主政治，我们回避不了党内民主，这方面你作何总结？

　　杨光斌：我们常说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我想再补充一句话：人民民主推动党内民主。如果没有人民民主的压力， 党内民主的动力就不会那么强，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党内民主的成就有几个制度表现形式，比如，书记的减少，使得书记办公会不再成为可能。书记办公会其实就是书记 一个人说了算，但是现在从县到省，都是两个副书记，其中一个副书记还是市长、省长，书记办公会没法召开了。这样一来， 常委会的作用得到加强。书记办公会的废除和常委会作用的加强，是党内民主一个重要的制度象征。

　　另外一方面，重要人事的决定权从常委会扩大到全委会。比如在江苏，无锡市委书记这样重要的岗位都是通过省委全 委会票决的。不可否认这里边也有问题，比如候选人只有一个，提名权还不科学。但不管怎么说，形式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 步。没有这个形式，就谈不上本质，形式一旦有了就是进步的开始，到了一定程度会促使本质发生变化。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各地都在搞行政机关干部的公推公选，有的在形式上很热闹，比如电视演讲之类，如何评 价这类改革？

　　杨光斌：这属于行政民主范畴。我认为我们的行政民主走得太远了，甚至在世界上也是走得最远的。行政说到底是效 率问题，是上下级、科层制关系，是等级关系。有些地方通过电视演讲等方式竞选局长、副局长之类，其实完全违背了行政管 理的一般规律。行政上，下级就是要对上级负责，就是一个责任制问题。局长要是民主方式产生的，那他到底该对谁负责？就 该对选民负责了。这就违反了行政管理的一般常识了。

　　该选举的是政务官。2008年贵阳市用电视竞选的公推公选方式选举四个区县的党委书记，这是一个具有标杆意义 的创新。

　　《瞭望东方周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归入国家民主的范畴，这也是民主政治建设非常关键的一个方面。目前，中国 的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官方数字披露，多年来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数，18周岁以上的公民 人数占到99%以上，参选率是90%以上。但现实当中，人们普遍感觉到人大代表离得很远，甚至连自己的代表是谁都不知 道。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如何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杨光斌：这一块说到底也是一个怎么产生代表、代表产生以后干什么的问题。应该说这一块是最值得制度创新但是做 得比较少的。我们的选举法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从好的方面来说，在不多的制度创新里也有很好的做法，比如在深圳，设立 了人民代表工作室，人民代表轮流值班，收集民意。类似的创新应该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