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届联大的两阿提案能通过，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上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天，联合国大会先是否决了美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席位需要2/3多数通过的所谓重要议题提案，后来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表决结果一出来，许多非洲国家代表都站起来了，热烈鼓掌。”

　　记者◎王恺 实习记者◎徐菁菁

　　“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

　　1971年10月26日，第二次来访的基辛格从钓鱼台前往机场，过家鼎是送行人员之一，他回忆说，在汽车上，基辛格还对叶剑英说：“今年你们进不了联合国。”此后，就在从北京飞上海的途中基辛格知道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消息，在场的过家鼎记得，基辛格也就耸了耸肩膀，“也许是中国人在旁边，不便露出激动的样子。也许是他已经想明白了，正是美国与中国的来往，促使大批犹疑不定的国家投了赞成票”。

　　当年在外交部欧美司工作，后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对1971年10月26日上午发生在联合国的事情印象深刻，是因为当时联合国表决时，不少非洲国家的代表都是他在坦桑尼亚大使馆任职时的熟人，“26届联大的两阿提案能通过，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上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天，联合国大会先是否决了美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席位需要2/3多数通过的所谓重要议题提案，后来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表决结果一出来，许多非洲国家代表都站起来了，热烈鼓掌”。

　　当时美国报纸说，在中国当过大使的坦桑尼亚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高兴得手舞足蹈，跳了非洲舞，激怒了一批美国人。后来萨利姆对周南说，自己并没有跳舞，手舞足蹈是有的，周南说：“联合国很久没有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了，说明很多国家对中国能参与联合国事务都有期待。”

　　周南对我们解释中国能在当时进入联合国的原因：中国国力增强，是工农业大国，又有“两弹一星”上天，加上联合国在60年代内部局势变化很大。刚开始，多数国家在美国控制下，60年代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大批非洲国家独立，而且加入了联合国，他们和中国互相支持。

　　当时外交部的翻译，后任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的吴建民对我们分析：“两阿提案的背后也有我国的参与，这一提案肯定是与我们协商拟定的，它完全从我国的立场出发，对台湾方面的措辞很严厉，用到了‘驱逐’一词。”

　　吴建民也肯定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一大背景是全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吴建民说：“我们国家一直支持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过他们很多帮助，因此一直获得亚非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同时，还获得了拉美国家的一些支持。当时拉美一些国家在争取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但是美、苏主导的第一次海洋法会议通过《领海和毗连区公约》，规定各国领海和毗连区不得超过12海里，拉美国家对此始终予以抵制。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支持他们获得这方面的权益，这也使得我们获得了一些拉美国家在联合国问题上的支持。”

　　周南总结说：“关键是得道多助，我们当时就公开地说，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那票否决权不光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如果进入联合国，肯定能仗义执言。”也因为新中国的进入，整个20世纪70年代的联合国，被称为联合国历史上最活跃的年代。

　　急行军去联合国

　　周南当时在外交部欧美司国际组帮忙，他回忆，那时候乔冠华有时找他去写稿子，两人都喜欢喝茅台，然后谈苏东坡、辛稼轩，“我们有点私交就是那时候开始的，我们有些共同的爱好和兴趣”。

　　乔冠华对周南说起过毛主席和周总理在那几天内的反应。毛主席是在1971年12月26日晚上起床后听说联大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消息的，非常高兴，在他住处，他对周恩来和乔冠华等人说，今年有两件大事，一个是林彪自我毁灭，一个是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两件事我都没料到。

　　当时周恩来说，今年也许不派代表团进联合国了，因为毫无准备，“不打无准备的仗”。周恩来提出来，今年可以先让熊向晖他们带一些人去了解情况。可是毛泽东说，那就不必了，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过电报了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没有准备不要紧，我讲过要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嘛。所以，组团工作没两天就开始了，乔冠华任团长，黄华任副团长，周南就是当时被点名一起去的，而且要随黄华常驻联合国。

　　周南还记得，黄华工作很细致，也很负责，人也正派，但是“过分细就太累了”。在联合国工作的时候，周南有时去他办公室，总看见他坐在那里，腰后面垫个枕头，不停翻看资料，还不时地做记号。

　　当时毛泽东指示，去联合国最重要的工作是第一篇发言，这篇讲话，“要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

　　这篇稿件于是成为准备工作中最难的，甚至换了几拨起草者，最后由外交部丁原洪起草的文章总算给乔冠华提供了一个修改的基础。乔冠华反复修改，每改一次就退回国际组让大家誊清一次。周南还记得，他当时一边喝浓茶一边看稿，看见乔冠华加上的一段文字还很激动地念了出来，那句话是：“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情，要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联合国的事情，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来管。”周南当时不禁说：“到底还是老乔啊。”

　　当时由外交部核心组提名，中央批准的出席26届联大的代表团全体名单也在11月2日公布。除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外，代表是符浩、熊向晖和陈楚，还有一些副代表，此外，还有18名秘书、11名随员和9名职员，周南、过家鼎等人当时都是一等秘书。过家鼎后来听说，当时张春桥还想当团长，可是毛泽东没有同意。

　　吴建民和他的妻子施燕华(后任驻卢森堡大使)当时还是外交部翻译室的两名普通翻译，施燕华当时在英文处，吴建民在法文处。11月2日，当时英文处的负责人冀朝铸把他们叫进他的办公室，开玩笑似的说：“组织上决定把你们派到联合国常驻，你们一个英文，一个法文，正好是‘英法联军’。‘英法联军’要打去纽约了。”然后告诉他们，9日就要出发。

　　施燕华把那段准备工作称为急行军，行前要安排家务、业务学习，还要准备行装。他们听说一去至少三四年，两年才能回一次家，所以一家三口去拍了一张全家福做纪念，又把孩子托给了上海老家。

　　当天晚上，外交部就派车把他们拉到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置装，这是多年来中国官方代表团首次去美国，因情况特殊，所以在经费上也给予了特殊照顾，男同志1000元，女同志1200元，比一般驻外人员高出两倍。这次做衣服是一次政治任务，要求第一天量好，第二天试衣，第三天交货，而且每个人都是一年四季的衣服，整个代表团有30多人，任务非常繁重，可是红都还是准时交货了。

　　施燕华说，当时红都有些外面见不到的料子，例如银灰色，可是大家害怕被说成“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所以挑选的基本上是藏青或深灰色，后来到了纽约街上走，很远就看见“黑压压一片”，大家就知道是中国来的代表团。

　　当时任外交部翻译室副处长的过家鼎同样也是11月2日才得到参加代表团的通知，因为要去联合国负责翻译工作，在那一星期里，他的任务比一般的代表团成员更繁重。他对我们回忆说，当时也没时间安排家务，既要翻译中国去联合国的第一篇发言等重要文件，也要把翻译所需的一切东西准备就绪。“我们翻译组几个人要负责在联合国所有的笔译和口译工作，包括打字、校对、装订等，而且要一下飞机就工作，所以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结果我一周时间忙乱无比，要带各种工具书、字典，还要把几十年的《北京周报》带上，当时恨不得把整个北京的翻译机构全搬过去，才能放心。”当时对携带行李重量有规定，不能带太多，结果过家鼎为了多带资料，只带了两套服装。

　　11月9日，过家鼎去机场检查托运的行李，发现“当时代表团有3名厨师，他们把炒菜的铁锅都带上了，团里的公务员把理发推子也带去了”。

　　出发前，周恩来接见代表团成员，周南记得，周总理一件件事情都要问到，从住的房子到穿的衣服，他说，在联合国要穿中山装，体现民族风格，还把每个人都叫起来，问得很细。中间还吃了夜宵，一人一碗面条，可见时间很长。施燕华还记得，周恩来还记得她当过一次会见外宾时的翻译，所以说，“哦，是你”，还对她说，到纽约要争取入党。

　　吴建民还记得，8日晚上，代表团一些成员还第一次听到周恩来详细介绍林彪叛逃的情况，告诉他们，“要相信中央有能力处理好这件事，国内局势是稳定的，你们可以放心”。当时乔冠华说：“联合国的情况大家都不了解，心里没有底。”周总理回答说：“临事而惧不是坏事，是好事。这说明我们不会掉以轻心，我们要去学习，包括向对手学习。”

　　也是在8日晚上，毛泽东要周恩来告诉大家，要注意安全，还让人发电报给基辛格，“代表团要是在美国出了问题，唯美国政府是问”。可是，虽然如此叮嘱，后来代表团在美国还是出了安全问题，只是当时大家都没想到。

　　最后，联合国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加上几千名群众，全部去机场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第二天在机场，按照礼宾司的规定，代表团的领导和总理握手告别，其余人从后面上飞机，可是周总理把上了飞机的人都叫了下来，他要和全体成员握手。吴建民和总理握手时说：“请总理保重身体。”他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总理。

　　过家鼎对我们回忆，总理对小事情的关心给所有人深刻印象，总理和厨师握手的时候，叮嘱他们不要过多饮酒。

　　“来自太空的外星人”

　　作为代表团先遣的6人小组成员之一，徐熹(后任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副总领事)没有经历过那样隆重的欢送场面，他当时是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11月2日通知他和新华社的记者高梁等另外5人要先期前往联合国，安排各种事宜。

　　他告诉我们：“2号通知，6号就要出发，甚至去‘红都’量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是师傅上门帮我们量的。我妻子当时在江西干校，当天就往回赶，结果5号到家时也没见到我，当晚我们被周总理叫去交代一系列工作，凌晨3点才回家，6点就要出发，两人只聚了短短的几小时。”

　　不过，这种遗憾很快就被新鲜的体验冲击没了。此前，徐熹说他去过瑞士，可这次是去美国，“觉得非常不一样，在飞机上我们就被国外的记者围住了，按照纪律我们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只能关注我们的一举一动”。

　　当时他们从北京飞上海，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到巴黎。在从巴黎到纽约的飞机上，徐熹他们携带的只有100元面值的美元，用这崭新的100美元去付机上的耳机使用费，被外国记者看到，第二天就上了报纸头条，并且用了《来自太空的外星人》的标题。

　　徐熹他们11月9日到联合国，先去拜访联合国礼宾司官员，他们和礼宾司司长见面的照片立刻上了当期联合国会刊，这本会刊成为徐熹保留下来的珍贵纪念物，“那个礼宾司的司长是个很友好的土耳其人，我们迅速商量好了如何迎接中国代表团”。

　　因为是先遣队，所以徐熹觉得压力很大，他们除了要安排马上就要到来的代表团的衣食住行，还要负责和纽约警方商量机场的保安问题。

　　纽约警方为了安全，决定机场尽量少安排欢迎人群，包括华侨等最好不要出现，徐熹他们经争取，允许“华侨们在一定距离内出现”。而当天飞机快要降落时，施燕华印象最深的，是机长愉快地告诉他们，有接近400名记者在地面上等着他们。

　　事实上，这些记者已经是迟到者，代表团11月9日起飞，从到达巴黎的那天起，就已经受到记者的围攻，当时的外交部三等秘书、后任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候补代表的吴妙发对我们回忆，坐在机场去市区的汽车上，就看见记者们骑着摩托车在后面追赶。由于代表团成员不允许接受记者们采访，给几个厨师拍的照片成了“代表团里的中国官员”，大家后来看到报纸都开玩笑，“还是长得胖比较好，可以冒充高官”。

　　乔冠华也迅速进入了状态，在巴黎中国使馆留影的时候，他就开始以招牌性的大笑出现了，吴妙发还记得他说，那笑是“老年维特之大笑”。在巴黎飞往纽约的飞机上，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头等舱里已经有几位记者等着，他们是弄清了中国代表团的航班，提前在那里等候的。过家鼎对我们回忆，领头者年过花甲，自我介绍后知道他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克朗凯特，准备在飞机上采访中国代表团的领导。

　　虽说是意外，可是乔冠华还是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过家鼎说，当晚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他看到了克朗凯特与众不同的报道，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代表团住在离联合国总部不远的罗斯福旅馆，当时是联大会议期间，旅馆非常紧张，中方先遣队是通过罗马尼亚大使馆才订到了这里的房间。为安全起见，中国代表团包下了第14层楼，只有一两个老住户坚决不搬，结果过家鼎他们经常能看见那个不肯搬家的老太太好奇地打量他们，而他们也好奇地看着她。

　　房间一部分做会客室，其余为办公室和宿舍。在当时的美国人眼里，穿裤装的中国女代表往往被错认为男人。施燕华说她有一次去拜见一个美国朋友，穿了一套宽大的藏青色西装，结果那朋友的秘书进去通报，“有个中国男孩要见您”，原来她的西装样式和男装雷同，头发又短，就闹了这个笑话。

　　虽然红都的裁缝手艺不错，可是毕竟当时中国与世界隔绝已久，所有服装样式基本雷同，他们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会议结束时经常互相穿错大衣。有一次一个身材高的代表穿了一个个子矮的代表的大衣，后来大家就在大衣口袋里放自己的东西作为标识。

　　因为要注意安全，所以代表团成员非公不能外出。慢慢可以两人外出散步，但是夫妻不能算两人，吴建民和施燕华一定要找第三个人才能一起出去散步。因为服装的缘故，路人一般能看出他们来自中国。施燕华有次被一个40多岁的妇女追着问：你们来自“赤色中国”吗？她微笑着解释：“我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妇女很兴奋地说：“你都快成电视明星了，我每天晚上都能看到你。”

　　当时中国代表团虽然没有什么零用钱，伙食标准却很高，每人每天25美元，“即使在当时的美国也算高标准”。可是，大家还是都觉得没什么吃的，吴妙发还记得，美国厨师知道中国人爱吃蛋炒饭，特意用黄油给他们炒了饭，“结果那个味道啊”。而且，大批记者随时随地跟踪着中国代表，吃饭的时候也有电视摄像机和照相机跟着，过家鼎说：“我们就给餐厅经理提意见，后来单独分给我们一个吃饭的包间，而且还雇了一个保安看着，只有代表团成员才可以入内。这个保安工作很认真，看见我们来就笑脸相迎，看见外人就坚决挡驾，我们表扬他，他很严肃地感谢我们说，是我们的到来，才给他创造了就业的机会。”

　　因为饭菜不合中国人的胃口，餐厅经理很着急，经常来巡视，后来他发现中国人爱喝鸡汤，就每天用鸡腿煮一大锅汤。中国代表团提出想吃饺子，结果他们把厨房让出来，中国代表团的3名厨师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头戴高帽昂首阔步进了厨房。

　　除了这些琐事，最重要的是互相拜访。非洲的友好国家不用说了，吴妙发记得，那些国家的大使们，即使是看见他这个小秘书，也都是一个热烈的拥抱。而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和老布什的会面。老布什当时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中国代表团去之前，他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指示，拼命拉票反对中国进联合国，但是中国进去了，周南说，“他既要转弯子，而又不能太露骨。据说他和礼宾司打听好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进联合国大厅是几点，进大厅里自动扶梯后会有一个长廊，他就在长廊里随意和人聊天，一边等中国代表团进入。当乔冠华经过的时候，他就装作偶然遇见，然后握手表示欢迎”。这张照片留了下来，站在乔冠华后面的，正好是周南和吴建民。

　　老布什的态度转变很快，两三周后，他就约中国代表团的官员到他格林威治小镇上的私人别墅去做客。周南说，当时小布什年纪很小，跑进跑出的。后来老布什还经常对代表团表示，他想吃中国饭了，要到“我们这里来吃，其实也就是为了大家讨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初次上阵

　　联合国定于11月15日举行欢迎大会并且让中国代表团致辞，那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进入联合国大楼，当时美国报刊猜测说，中国代表团大概会“手拿红宝书，身穿毛制服，列队进入联合国”。周南说：“中山装是穿了，可是没有排队，也没有拿红宝书。”

　　代表团的发言稿早在国内就准备好了，最后是由毛泽东定稿的，过家鼎他们带去了300份翻译稿，结果还是不够，一下子被抢空了。抢着上台发言的国家太多了，打破了会议当天的既定程序，过家鼎说，匈牙利代表还用了中文发言。连当时投反对票的美国也以东道国的身份，发表了欢迎致辞。

　　吴建民记得，老布什在发言中很坦率地说：“你们来我是反对的，但是你们来了，我表示欢迎。”后来，乔冠华召开招待会，既邀请了在表决中支持我们的国家，也邀请了一些态度不明朗的国家，同时还邀请了美国。老布什说：“你们想得很周到，邀请我参加这个招待会。”徐熹说，那时候中美开始接触，双方来往意愿都很强烈，他去发请帖的时候，本来没有打算给美国的，“可是那时候，两国的一举一动，双方都很在意。我在大厅里发请帖，美国代表团就主动凑上来问你们在干什么，并表示希望参加”。

　　乔冠华当日的表现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独特的仰面大笑被称为“乔的笑”，照片发表后，拍摄的记者后来还得了普利策奖。乔冠华的发言长达45分钟，发言给过家鼎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表示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的承诺，“虽然我已经翻译过发言稿，甚至都可以背诵一些段落，可是听到这里，还是非常兴奋”。发言结束后，几十个国家的代表上来和乔冠华握手，表示祝贺，吴妙发说，乔老爷的手都握红了，大厅观众席上有许多华侨，大家都哭了起来。

　　吴妙发说，那几天，走在联合国的大厅里，经常被人拦住，要求他讲讲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为什么那么精彩，“他们都很喜欢中国代表团用的成语，要求我讲一些成语的意思，什么叫‘只许州官放火’、‘泥菩萨打碎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是什么，许多国家的代表觉得中国代表团的发言言之有物”。

　　可是，刚到联合国，还是会打乱仗，尤其是议事规程不熟悉，而联合国的程序又非常重要，实质问题常常是通过程序反映出来的。周南说，当时还出了不少笑话，“出的第一个笑话是在一个委员会上，当时我们不参加所有的委员会，只参加重要的委员会，包括安理会、特别政治委员会、反殖委员会等”。大家开始意识到对程序不熟悉是个大问题，于是要求“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过家鼎的翻译室首当其冲，过家鼎经常去借阅各种关于程序和议事规则的文件，“秘书处里，那些文件就装满了一间屋子”。先要挑选一些要紧的，然后翻译成中文，给代表团所有成员学习，“学习后我们才知道，一些表决案还可以分段表决，我们开始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可以这样，结果一个决议案中有一段不对我们就整体否决了”。

　　如何管理联合国的中文翻译也是问题，当时乔冠华和陈楚表示，以往的华人翻译全部留用，“这些华人翻译全部是在美国的华人，有的年纪大了，有的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听到留用他们都很高兴，而且，我们的到来，使中文越来越重要了”。吴妙发还记得，乔冠华宣布完决定后，翻译们热烈鼓掌。

　　吴建民到联合国不久，就开始参加了安理会、中东和南部非洲以及其他一些委员会。“遇到的最大问题，同时也是当务之急，就是大量学习联合国和相关问题方面的知识。一方面利用联合国的资源，大量阅读资料，另一方面也经常向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学习。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各国的外交官也都非常乐于向我们介绍各方面的情况。中国代表团的学习能力也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可和赞赏。”

　　学习了“联合国议事规则”后，对吴建民帮助很大，“在联合国，如果你对某些代表的发言有意见，是可以打断他的，也可以和他进行答辩，但是答辩需要提前申请报名。这些规则和程序都需要熟悉”。熟悉后，才能不闹笑话。

　　在联合国期间，所有的重要表决都通过国内，吴妙发记得，那时候重要表决都要通过电报确定，实在着急的，则要通过美国和日本的海底电缆来通电话，那时候，国内往往已经是深夜。

　　吴建民说：“外交就是内政的延伸。刚去的时候，我们的外交姿态并不是非常开放。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场合，需要一一和各国外交官握手，轮到以色列代表时，考虑到当时两国间的关系，我就感到很尴尬，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握。可是对方的手已经伸过来了，我不去握实在是太不礼貌。我和以色列代表握手以后，回来对乔冠华说：我和以色列代表握手了。他一笑答道：握就握了吧！”

　　当年的圣诞节，大家才渐渐放松下来，过家鼎还记得，足足一个月后，他才习惯旅馆外面街头喧闹的汽车声音，不再整天昏昏沉沉的头脑不清醒。那时候，乔冠华等人已经回国了，他们看见街头繁华的圣诞装饰，觉得很新鲜，突然看见一个标语，大家哄笑起来。“距离我们旅馆10米远是家银行的办公室，圣诞节前两天，他们挂出来一个标语，上面用英文写着，‘向中国代表团致敬’，落款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肯定是觉得‘走狗’这个词太有趣了。”

　　安全问题

　　周南说：“毛主席说的身在虎穴的感觉，很快就被我们感觉到了。”他指的就是当时的公务员王锡昌的死亡事件。当时纽约警方对中国代表团加以保护，派遣了双倍的警察在罗斯福旅馆值班，警察每班两人，坐在他们宿舍门口的一个房间里，从不间断，两班交替时还打桥牌，过家鼎说：“我们失去了基本的隐私权，既不自由，也不方便。”

　　当时为了防止偷拍，房间的镜子都用床布遮挡起来；为了防止窃听，在旅馆里从不开重要会议。乔冠华在的时候就发牢骚，说是可以“随地拉屎”，指的是每个房间都有单独的卫生间，但“无地放屁”，是说没有放声说话的机会。

　　警察只能管这一楼层，可是管不了大厅，也管不了街道。当时刚去就有人打条幅，叫乔冠华和黄华去投奔自由，看见中国代表团出来就冲上来喊口号。施燕华陪陈楚走在大厅里，看见有人冲上来，抓陈楚的胳膊，骂他是卑鄙的共产党。

　　由于要提防出事，所以大家的活动自由进一步减少了，除了去联合国开会，不许外出。春节前，为了让守在旅馆里的工作人员有消遣，特地借了些风光旅游电影来放映。施燕华还记得，当天放映员是平时的接待员王锡昌，虽然年轻，却是老革命，从前在匈牙利使馆工作过，性格很稳重，“可是他那天放电影的时候却不断出错，片子总出问题，他还自言自语，怎么回事？我后来才觉得，那就是不祥之兆”。

　　第二天早上，王锡昌没有起床，而且怎么叫也不开门，旅馆服务员打开门，但是里面又用铁链锁上了，踹开后，才发现他已经死亡了。警察来检查了情况，发现门窗都是紧闭的，也没有暴力痕迹，于是赶紧送去进行尸体解剖。在解剖的几个小时内，徐熹一直站在医生旁边，“我也忘记了是代表团要求还是自己主动，反正当时还是对谋害我们同事的人充满了仇恨的”。

　　后来法医检测出来，王锡昌喝的茶叶中有浓缩尼古丁。施燕华听说，这种药品在美国是毒老鼠的，很容易就能在超级市场买到，看来杀他的人已经掌握了中国人的喝茶习惯，知道他们喜欢一天到晚喝一杯茶。但是，究竟是谁放的毒，却没有结果，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一起悬案。

　　国内把王锡昌评为烈士，并且让他的遗体进了八宝山。施燕华说她从此养成了习惯，不用暖瓶，直接喝自来水。而且，即使泡茶，离开后回来也一定重新泡过。

　　国内一直很着急让代表团成员买住所，出事后更着急了，周南说：“财政部好像特批了500万美元，后来找到林肯中心对面的一家汽车旅馆，整个买了下来。因为怕人家安装窃听器，所以搬走一家，我们就赶紧搬进去一家。”1972年2月，整个代表团住进了自己的新居，大家终于能吃到自己厨师做的中国菜了。

　　不过徐熹还记得，后来在装修的时候，还是发现墙内安装有不少窃听器。“一拆墙就掉出来了，那时候窃听器都很大。”

　　周南说，那时候为了防止泄露秘密，他从来不写记录，重要的事情都靠脑子记，从来不能靠笔。那时候严格规定很多，坐飞机去东南亚要经停香港机场，如果天气不好，有时候要停在台北或马尼拉，当时他们规定，如果碰到这种情况，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就要撕毁，冲进飞机上的马桶。如果来不及冲，就得吞下去，周南没碰到，但是一个同事就碰到了这种情况。

　　融入联合国

　　从进入联合国开始，到最后离任，周南整整在联合国待了十年零一天。有人问他，待了那么多年，把美国玩遍了吧？可是周南立刻否认，联合国工作无比繁忙，他是在后来任外交部部长助理陪吴学谦访问美国的时候，才第一次到了美国的西海岸。联合国的工作，周南熟悉得很快。吴建民说，他当时就觉得周南口才很好，反应敏捷，而吴妙发对周南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互相挖苦讽刺也有深刻印象。

　　周南说，熟悉了程序，中国确实在联合国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外交上执行“反对两霸，尤其是苏联”的“一条线”战略，积极加入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苏联总是说“有三个超级大国”，黄华也总是反对说“不对，只有两个”。后来一说到这个话题，大家就笑。中国去了之后，发展中国家气势盛多了。

　　黄华走了以后，陈楚当首席代表。他不懂外语，所以周南要经常代替他开会。在会上有时候发言很无聊，周南就在下面画漫画。

　　逐步熟悉了联合国的程序，周南说才慢慢地不吃亏了。“当时一有事情就召开紧急安理会，有时候开到夜晚，会议主席说，可以去吃饭了，一个小时时间，我们想自己住得远，就在那里等等算了，可是谁知道大家一散就是三四个小时，等到真正散会，往往已经是深夜了，饿得都吃不动了，吃了也不舒服，因为睡不着。后来摸到规律，我们也不把一个小时当回事了，也回驻地去吃饭了。”

　　参加联合国后，中国的外交局面慢慢打开了，之前拉美多数国家没有和中国建交，中国进入联合国之后，这些国家纷纷同中国发展关系。周南记得，当时代表团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和一些国家发展关系，进入联合国就是中国外交的分水岭，“什么人都能常常见到，总理也好，外长也好，来往起来都不拘谨了”。他在那阶段交了很多朋友，有什么事情，拿起电话就打，大家先交流意见，“在下面可以先说真话”。1972年，墨西哥就同中国建交了。

　　吴建民也经历了中国慢慢融入联合国的过程。“最初，中国重返联合国对联合国的活动只是局部参加。我们参加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24国委员会(非殖民化委员会)，而经济社会理事会和当时的托管理事会我们并没有参加。根据我们当时的外交观念，我们认为托管理事会是干涉他国内政的。出于同样原因，我们当时凡是涉及维和的行动都不参加，维和行动的经费是要从会员国的会费里缴纳的，因为我们不认同这种行动后来联合国只好出台了一个新的方案，允许了这样一个例外，在维和行动中，不需要中国出钱。”

　　吴建民说，“改革开放同样也是中国外交的转折，它带来了外交政策上的调整。以前我们的政策是求生存，改革开放以后变成了求发展。要发展就需要和世界各国搞好关系，这就使得中国的外交更开放。到80年代末，中国开始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而如今，中国已经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得越广泛，所发挥的影响也就越大”。

　　周南和吴建民的共同感慨是，联合国是真正培养外交官的舞台，“这里是多边外交的天下，你永远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看法，最复杂的局势”。周南举例，有次联合国讨论非洲国家的提案，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美国反对，英国也跟着反对，他和英国的驻联合国代表瑞彻汉德很熟悉，“很胖的一个人，一顿饭能吃三块牛排，我就问他，阁下啊，美国人否决我们都理解，他要搞霸权主义，你们怎么也跟在后面呢?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在南非的投资很大啊，我们怎么能反对自己的利益呢?我说，你这次是讲真话了”。下来后，周南就和代表团的同事们说：“他们的人权、民主，就是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到现在，周南都觉得，要是年轻外交官能去联合国锻炼，“比在一个国家慢慢成长要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