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青岛机场，打车只要十来分钟就能到达城阳区的商业繁华地段。在这里，中韩文化的异质交融已经定格成为一种生活模式，它们显而易见由建筑物上林立的中韩双语标识彰显出来。20年间的中韩贸易，积淀出这里的异国氛围，同样呈现出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兴衰的经济脉络，尤其在这个全球性的经济寒冬。

　　记者◎王鸿谅 摄影◎于楚众

　　抉择：离开还是留下？

　　圣诞夜的礼花在午夜零点如期绽放，从韩国人李哲浩在香港中路那套公寓的窗口望出去，就能看到绚烂的夜空。可他并没心思拉开窗帘，从青岛返回韩国的机票已经买好，连这房子也委托了中介，一周后，他真的要和这座城市说再见了。

　　李哲浩来青岛已经10年。他从父亲经商的朋友那里听说了青岛，一个距韩国很近的海边城市，充满机会，于是在1998年抱着试探的心态第一次到青岛。令他意外的是，融入这个城市生活比想象中容易太多。他回忆，“那时候我几乎一句中文都不会，但身边却有很多中国人会讲韩语”。衣食住行这些基础问题，在此地全都很好解决，城阳区已经发展出了专门的韩国人生活区，到处都是他能看懂的韩语标识。

　　李哲浩在一家新成立的韩资贸易公司找到了他在青岛的第一份工作。这家贸易公司刚成立不久，加上他也不过十来个人。5年后他自立门户，在城阳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服装加工厂，规模不大，全部员工50多人，专门为欧美市场做订单。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他把妻子和两个孩子也从韩国接来，买房置业，孩子也在青岛的韩国学校就读，一家人真的在青岛扎下根来。

　　其实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李哲浩对投资很谨慎，不过青岛让他发现了很多可能性，“房租便宜，人工便宜，还有很多政策优惠”。他和许多到青岛来投资的韩国人一样，选择了那种“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投资方向——原材料从韩国进口，产品销往韩日或欧美，只是把青岛作为制造加工厂。青岛本身的地理优势同样有诱惑力，从经济学的角度，在距港口60公里的范围内投资建厂是一种合理选择，而韩资企业扎堆的城阳区，距港口不过30公里。

　　便捷的空中交通也缩短了他的心理距离，从青岛往返韩国的航班频度不亚于国内航班，机票打折下来最便宜时只要1000元。他甚至能邀请在韩国的朋友们周末一同到青岛来打高尔夫。虽然在两个国家之间往返，但他的生活圈子却可以很好链接起来，等到把家人都接过来，他感觉到这座城市为韩国人提供着越来越多的便利，韩资银行、韩人医院，甚至还有学校。他更惊讶于青岛最近5年的迅速变化，“这里越来越像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

　　可现在，他却只能离开了。内心深处的挫败感，也让他不太愿意过多谈论创业故事。这一轮经济波动，其实从2007年下半年就开始显露端倪。他的工厂在5年间规模并没有继续扩大，虽然设备有所更新，产品也有所调整，不过整体运作模式没有变化，依靠的依旧是青岛方面的税收减免政策和低廉的劳动力。可伴随中国本土经济发展，这套运作模式显然触到了瓶颈。李哲浩计算过自己的利润，是一条下降曲线。他其实并不懂得2008年开始实行的《新劳动合同法》，只知道这会大幅度增加成本。其实单单退税政策调整，一下子就让他损失了超过7%的利润点。

　　也是从2007年底开始，他看到了身边许多相似的窘境。他们也试图用各种方法撑过难关，“只要产品还是有利润点，就能做下去的”。可接下来的国际经济形势，让李哲浩有些焦头烂额。尤其是今年中秋节之后，美国经济波动，让他的承受力到达了最后边缘。“没办法，我的产品走的都是欧美订单。”李哲浩说，“其实我也知道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可我一直做的就是国外订单，没办法调整过来。”他也很清晰地感觉到，自从中秋节之后，离开的韩国人越来越多了，包括他的朋友们，流亭天泰奥园韩国城的那些公寓，“空了一大半”。

　　“半夜逃逸”：非正常的撤资者

　　离开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李哲浩考虑了很久。他的工厂中秋节之前已经放了一个月的假，他最后能做的事情只有更仔细算一笔账，结清所有在青岛的费用，厂房租金和员工工资。厂房大门上锁的那天，他最终还是没去，“不忍心看了”。而对于他的员工，李哲浩算不上一个很大方的老板，不过也不算一个坏老板，就像从沂蒙山区过来打工的田丽(化名)评价的那样，“至少他把工资都发给我们了”。

　　李哲浩说起来会有些尴尬和气愤，和他一样来投资的那些韩国中小企业主中，有极少部分采用了最不负责的极端方式撤资，不仅在当地闹出了民愤，更麻烦的是，严重影响了韩国人在青岛的信誉，对于像他一样曾试图留下的投资者而言不亚于雪上加霜。这些非正常撤资者的行为被描述为“半夜逃逸”，企业主们在某一天就突然离开，此后杳无音信，欠下的工资、房租、贷款等各项费用，成为青岛市政府部门必须面对的一笔烂账。其实在任何地方都会有这样的投资者，与国籍无关，可是在青岛，因为韩国中小型企业扎堆的比例太高，“半夜逃逸”的波及面也就显得比其他地区更加频繁和集中。2008年初，山东烟台的一家大型韩企，员工超过3000人的世钢纤维也采用逃逸的方式一走了之，韩资的非正常撤离成为一种趋势，迅速进入公众视野。

　　青岛贸促会会长张辉回忆，“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就陆续听说有不负责任的韩国老板一走了事，韩国方面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所以2008年2月，韩国也专门派了调查组来中国详细了解，而2月中旬，韩国进出口银行发表一份名为《青岛地区投资企业的非法撤离现状》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显示，在2001年到2007年间，未正常清算撤离青岛的韩国企业就有206家；自从2003年开始发生韩企零星外逃后，非法撤离数量每年递增，2007年就达87家之多。根据这份报告的调查，“未正常清算”出走韩国企业中，“15%是纺织企业，30%是工艺品企业，13%从事皮革生产，60%以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

　　张辉对这份报告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到青岛贸促会之前，他一直在青岛外贸部门工作，见证了韩资企业在青岛20年的发展，因此也更愿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现象，“青岛的中韩贸易，从1989年就开始了，而中韩两国正式建交是1992年。可以说，青岛的中韩贸易一开始就是在‘只做不说’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那时候的青岛，只是一个有地缘优势的海滨小城。“在1992年到1995年韩资进入中国初期，必须依靠政策上的优势，才能吸引更多的资本。”张辉回忆，“其实资本的大和小都是个相对的问题，那时候，只要有资本愿意进来，不管是怎样的规模，对于青岛来说都是积极的举动”。所以，被吸引来青岛的企业里，有许多都是韩国中小企业。在张辉看来，这已经是第二次产业转移的必然，“第一次就是欧美的制造业向亚洲的转移，亚洲四小龙其实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而现在，经历了一定的发展之后，也到了制造业第二次转移的时候”。

　　“减二免三”的税收优惠政策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的确吸引了很多韩国中小投资者，短短几年，韩国企业在山东半岛遍地开花。在青岛市郊的204国道上，沿途可见星罗棋布的韩国企业。不过以现在的投资眼光看，部分韩资企业甚至与中国的乡镇企业相比规模都显微小。不少企业就落户在当地农家，厂房为普通砖房，面积不超过30平方米。而这些技术含量低、对环境有污染的劳力密集型企业却长期享受着很高的税费减免。张辉说，在“两税并轨”之前，外资企业只需要缴纳15%的企业所得税，仅为中国企业的一半。此前来自青岛市外经贸局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2006年，青岛市外资企业总税收额为54亿元人民币，但韩国企业缴纳的税金只有9亿元人民币，韩国企业数量在所有外企中占六成以上，但税收比率只有不到两成。

　　投资者总是善于发现政策漏洞，这些来自韩国的淘金者们也不例外。青岛科技大学的教授袁晓莉在调查中，发现了韩资的一种“候鸟现象”。“有一些小型的韩国企业其实只是一个空壳，他们在青岛的郊区租下厂房和机器，10万美元就能注册一家公司，而实际上最终到达的注册资金一般只有3到5万美元，然后通过银行贷款和拖欠上下游货款来套利。另一种情况也很常见，当两减三免期限即将到达时，企业便以假倒闭的形式，将工厂转向另外市区寻求优惠政策，换合伙人注册公司重新扎根，享受新一轮的减免优惠。这些外资企业入驻某个区市工业园区，一般不自建厂房，主要以租用为主，以便今后迁徙。”

　　而张辉注意的是，很多韩企采用“高进低出”的方法来减少账面收益。所谓“高进低出”就是以高价从韩国进货，再以低价卖出，从而使驻华企业的账面盈利微薄，而实际上价值都已经通过高进价转移到韩国了。以“高进低出”的手段来转移在华投资收益，在行业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所以，当经济形势出现波动后，选择非正常撤离，就成为部分中小企业的首选。只是这种个别人获益的方式，到头来损失的信誉，张辉说，“最后还是影响到了更多正规投资的韩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