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破冰之旅”到20年

　　青岛贸促会在1988年成立，大学毕业的孙恒勤成为贸促会的第一批成员，第一任贸促会会长是当时青岛外经委的主任刘吉德，而全部人员加起来，孙恒勤回忆“也就三四个”。现在的孙恒勤38岁，是青岛市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局的年轻局长。20年间他的工作，始终和青岛的中韩贸易交织在一起。

　　由刘吉德来回忆，中韩贸易的“破冰之旅”始于1988年，兼具半官方半民间性质的贸促会成为推动两国贸易重要力量。1988年4月，时任市外经委主任、市贸促会会长的刘吉德，以中外合资企业华和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率领4人小组，秘赴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的韩国进行实地考察。这是山东省乃至全国在中韩双边关系方面的第一个赴韩团组。

　　这次出访前，相关领导经过了仔细会商，商谈结束以后，刘吉德负责起草了一份报送市委、市政府审批的《关于派秘密工作小组赴韩国考察和开辟工作渠道的方案》。方案中提出，“此次工作的重点目标是按政治和经济适当分开以及既积极主动又慎重稳妥的原则，广泛地联系和接触韩国各主要商社和企业集团，适时宣传和介绍我市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以及投资和贸易方面的政策法规，重点解决以日本和香港地区为依托建立贸易和投资渠道”。

　　1989年，第一家韩资企业托普顿电器落户青岛流亭。这是一家人员不到50人的中小企业，主要生产汽车扬声器，不过在当时是历史性的突破。而具备航空和水运优势的流亭从此也成为韩资企业立足的首选，1994年，新成立的城阳区就是在流亭的基础上不断扩展，囊括了原胶州的许多区域，成为专门的韩资工业园地所在。孙恒勤也见证了这个过程，他回忆，“托普顿的示范效应，在后来的几年间，为韩资的大规模进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而那时候，进入青岛的韩资企业，“已经有80多家”。

　　根据商务部的一份统计，目前中国国内约有韩资企业4.6万家，1/3在山东，青岛就有4000多家。生活在青岛的韩国人超过10万人，这里是韩国中小企业老板的天堂。鉴于韩国企业在青岛的重要地位，韩国产业资源部所属的中小企业厅还在青岛设立了代表处，青岛市对外经济贸易局也特别设立了韩国处。不过从2004年之后，研究者们也注意到另一个问题——韩企的投资规模。中国海洋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2004年的一份研究资料显示，截止到2001年底，韩商投资企业的平均规模为111万美元，比山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平均水平低了近一半。同年，山东省外贸厅厅长周嘉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提出：“韩日固然重要，但更要放眼欧美，这个领域层次更高，资源更丰富。”

　　不过在孙恒勤看来，评价韩企不能隔断历史联系，“也应该注意到这20年间韩资中小企业给当地带来的贡献”。根据外经贸局的数字，韩国企业给青岛创造了近30万人的就业，青岛出口的前20位中，有10家以上是韩国企业，过亿美元的企业有4家。不光如此，这些韩国企业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以青岛近郊发展为例，莱西的李权庄镇原先是一个纯粹的农业镇，而一家叫泰光的韩国制鞋企业在1994年落户该镇后，改变了李权庄镇的面貌。它的一个项目带动了随后的5个项目进入该镇，现在该镇财政收入的80%都来自于泰光的贡献。泰光每年上缴税收多达五六千万元，所使用的职工多达1.1万人，而它在2003年的出口也让人惊讶，达到1.5亿美元。

　　博弈：产业升级和成本计算

　　2008年底，四部委联合发文针对外资非正常撤离的诉讼指引，这份文件在韩国引发了广泛关注，“撤离潮”的说法再次成为焦点。这难免令人回忆起2008年2月，韩国工商协会对大约350家在中国投资的公司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在调查中，近三成企业曾考虑从中国撤离，或正准备办理清算手续。认为中国企业环境将日益“恶化”的韩国企业高达85.5%，而在2007年，同样的调查，回答“恶化”的企业只有33%。韩联社因此评价，“中小企业的中国梦，正在演变成一场噩梦”。不过对于韩方媒体“撤离潮”的说法，也有也些研究者认为是“夸大其词”。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曾表示，“海外的报道有点夸大了，实际撤离中国的企业很少”。张燕生提供的数据是“日韩企业在中国的结构很相似：其中50%的企业在中国销售产品，30%的企业返销母公司或者本土，20%出口海外。这其中，只有那30%和20%中的低端边缘企业可能撤离”。

　　“中国从2005年开始调整外资政策，力度越来越大。韩企撤离是个迹象，表明外资企业感受到政策压力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分析，“政策对新入外资影响更大，现在那些想进来的外资企业开始观望、权衡，它们觉得中国投资的机会少了。”现在有些外资企业有撤离的考虑，但政策对这些企业的现实影响远远没有海外媒体报道得那样大。“这些企业试图通过媒体报道渲染气氛，发出声音，通过有关部门来影响中国政策。”在张燕生看来，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帮助不适应环境变化的企业转型和获得社会支持，才是避免类似韩企那种“半夜逃逸”现象的最有效办法。

　　孙恒勤当然很明白这一点。2007年底开始的“韩资逃逸”事件同样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困扰，“天天有记者找，不过我们还是那句话，只做不说”。事实上，青岛方面的针对性政策早就出来了，而且一直在执行中，不过“不适宜高调宣扬”。这些政策对于韩资企业来说，形成了严峻的威慑。比如银行停止贷款，要求必须提供现金抵押才能贷出相应百分比的数额，而海关要求进口的原材料交纳相当比例的保证金，单这两项，就可以在万一发生投资者非正常撤资的时候，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对李哲浩这样的投资者来说，就等于“一下子把钱都套了进去”。依靠信誉获得资金周转，是生意人最常用的方法，当信誉不再有用，经济的冬天也就到来了。

　　金仁哲是青岛外商投资企业协会韩国投资企业分会副事务局长，他的工作，就是为韩国投资者和中方架设沟通的桥梁，既包括政策的解读和传达，也包括为韩企解决劳资纠纷和其他麻烦提供帮助。金仁哲是东北朝鲜族人，1999年来到青岛，通过语言优势迅速进入了这里的韩国投资圈。他在大学里学的是英语，不过现在做的是贸易，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和韩国人的磨合中，金仁哲也发现了中小韩资企业通常都会面临的问题。“还是劳资纠纷问题，最明显的就是保险。”对于韩国的企业主来说，如果不给员工上保险，那么可以省下一大笔的费用，而在这些资本进来之初，地方上开出了许多优惠政策，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而随着中国方面各项政策的完善和落实，保险作为一项基本福利也必须落实。“这下麻烦就来了。”金仁哲回忆，“很多企业主，他们还想继续装作不知道，糊弄过去，可等到劳动局追缴保险金的罚单开过来，加上滞纳金，一些企业就真的傻眼了。”

　　但不管怎么说，与韩企合作的这么多年，金仁哲同样看到了韩国投资者们身上那些“勤劳、能吃苦”的特质。许多人在韩国并不富有，他们的投资成本有些甚至来自变卖韩国的房产，看中的就是青岛的投资环境。而投资者的身份，也决定了这些中小韩企的工资待遇在青岛的外企中并不算高，或者说，算是最低的。“当然，差距也不大，但对打工者来说，就算几块钱，差别也非常明显。”所以大型的韩企都会专门设立一个招工处来保证劳工数量。金仁哲提供了一个数据，人数在8000人左右的大型韩企，一年流动工人的数量是3000到5000人，平均下来，每个月的人员流动会达到300到500人。金仁哲也注意到，当韩企非正常撤资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之后，甚至连其他韩企的招工都成了问题。

　　孙恒勤对于青岛的韩企发展有一个划分，从1988年起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1992年前，投资项目多是玩具、箱包类、服装等加工类小项目。而从1992年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间，韩国企业可用大举进军来形容，鞋类、集装箱、纺织、电子等韩国大项目纷纷来到青岛。在金融危机过后至今的第三阶段中，最大的变化在于韩国大企业以开拓中国市场为目的进入中国，这也是青岛对外开放历史上的一大变化。如果2000年前韩国企业是以利用青岛港口优势和人力资源做加工贸易出口的话，在这之后，韩国投资明显转向以中国市场为主的大企业投资。仅2003年，青岛就批准了4个过亿美元的大项目，像投资3.8亿美元、年产70万吨的LG芳烃项目，这是青岛历史上一次性批准的制造业最大项目。其他的还有2002年批准的一期工程就达1.8亿美元、生产15万吨不锈钢板的浦项制铁项目，还有LG手机项目等。

　　沿着历史脉络不难发现，青岛承接韩国产业转移包括正在建设的半岛制造业基地，每个阶段和每个时期都有它的内容。上个世纪青岛承接的多是玩具、服装、家电电子、集装箱等，而从现在开始承接的就是它的重化工业，包括LG、浦项制铁、高丽制钢、造船等，这种变革趋势也体现了青岛半岛制造业基地的战略要求，把承接韩国产业转移的目标升级到了更高的层面。在孙恒勤看来，产业升级和调整就是在一次次的优胜劣汰之后完成的，就像大浪淘沙，最后能留下来的，才是具有生命力的产业。

　　张辉今年也会经常接到韩国朋友的咨询电话，问题还是那几个，“走还是不走”。张辉的观点和孙恒勤一样，“只要产品好，有利润点，我都劝他们坚持，只要能够撑到明年下半年，就能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