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主导下的山西县域生态

　　申毅刚 张元峰 张小明 周 浩 武艳杰 徐建华 方玉婷

　　在2001~2008年的中国经济周期中，煤炭价格的戏剧性暴涨是最耀眼的符号。随着一车车散着黑光的乌金被不断运出省外，煤炭财富在短时间内的快速增加，急剧冲击着原有稳定的社会经济生态。

　　而财富与资金分配过程的形成，按照一位当地人的话讲，“是经过斗争才获得的”。 2001年后，煤价的陡然高涨，使承包煤矿的人发家，由于缺乏共享机制，贫富差距开始扩大。村民们眼睁睁地看着附近的邻居因为承包了煤矿，开始由“吉普车时代”进入“桑塔纳时代”并很快升级为“宝马时代”，心理天平开始失衡。同时，煤矿开采也造成地下水资源被破坏，采空区增多等后果。随着煤价的继续上升，矛盾开始激化，村民开始组织起来同本地的煤矿进行谈判，成为当时独特的“煤流感”现象。

　　这个过程中，传统、单纯的乡村社会生态在利益分配面前开始迅速崩溃，宗族、道德的约束逐渐淡化，群体事件的发生更将人性中的丑恶面完全暴露。经过多轮博弈后，在这些地区，利益的约束逐渐替代传统的宗族、道德约束，成为乡村社会生态的主流。

　　煤炭主导下的乡村治理

　　2001年后煤价开始恢复性上涨，2003年中国乡村治理的重大改革——村民自治也随之开始。当时山西的产煤县几乎村村有煤矿，煤老板的巨额资金渗透进乡村基层政权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据调查，村长和矿长一肩挑在很多地方是常事，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自己对煤矿的承包权不出问题(当时的煤矿大多是私人承包集体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与村民更好地进行“谈判”。乡镇煤矿的存在对乡村的社会政治生态造成了冲击，并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

　　在2004年间的村委会选举中，用现金买票的方式在山西的煤炭富裕县域极为盛行。对尚处于温饱阶段，几乎没有任何民主意识的农民而言，现金比任何口头许诺都具有冲击力，结果可想而知。而能有实力买选票的，在农村，无疑只能是资金雄厚的煤老板及其代理人。

　　我们实地调研了一个有300多口人的村庄，以前村里有煤矿，村民在矿上打工的居多，但前年被关停了，跟附近的煤矿进行整合。很多人没有活干，要么也是在附近的煤矿打工。村里没有一家像样的企业，只有一个小型的煤球加工厂。但由于整合后的煤矿依然开采本村的资源，每年还在按人头分钱，这也成为目前村民收入的一大部分。至于村建，除了打机井是由于煤矿开采造成吃水困难而由煤矿出资外，其余的修路、建学校等工程也是由煤矿出资完成。相关人士说，自取消农业税后，乡村的财政已没有机动财力，上面的补贴只够给村干部发工资，其余的建设要么搞不起，要么找本村的企业，也就是煤矿来搞。无形中强势企业开始了主导乡村的基层组织，但这种缺乏制度保障的社会结构能一直维持吗？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当一个群体或组织的经济收入被某一个经济集团所控制时，公权力被绑架就成为必然，在这个背景下，再谈乡村民主，何其困难。

　　不同煤种造就两类煤老板

　　山西产的煤大致分为三种，动力煤、焦煤和无烟煤。其中动力煤又俗称为电煤，适合发电，主产于大同、朔州和忻州等市县；焦煤也就是焦炭用煤，主要分布在太原、吕梁、晋中和临汾等县市；无烟煤是化工业的理想材料，主要分布在晋城、长治和阳泉等县市。

　　不同的煤种有不同的用途，在煤炭深加工上自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景。煤炭发电是典型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再加上国家对出厂电价的高度管制和火电对环保的严格要求，目前仍然属于国家垄断性行业，市场基本被五大发电集团分割。在这样的背景下，私人投资火电是不被看好的。无烟煤的情况也类似，典型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例如国家早早就在无烟煤产区的长治市建了当时亚洲最大的煤化企业——山西化肥厂(现天脊集团)，以消化当地的产能。尽管国家在煤化行业的设限较少，但缺乏积累的本地民营资本是没有能力进入该领域的。

　　煤焦业的情况就不同，中国有长期的炼焦历史，炼焦技术很早就被掌握，投资也不大，同时，焦炭的市场价格控制得不是很严。这样在1980、1990年代全国乡镇企业最红火的时候，在焦煤产区的临汾、晋中市已经出现了“村村点烟”的炼焦盛况，成为这一地区乡镇企业的主营业务。后来国家加大了对环保的控制，但经过长达十几年的积累，本地的民营经济已经羽翼丰满，足以应付这些压力，进行产业升级。由此，本区也成为山西省民营经济比重最大的地区，民营经济比重在70%左右，而同期的大同市比重只有33%。

　　在这种背景下，山西的煤老板就分为两个档次，动力煤、无烟煤和焦煤产区的煤老板。在前者，产业层次比较单一和初级化，主要为煤炭采掘和洗选，财富积累的速度也就比较慢，在煤炭深加工上的发展空间狭窄。而焦煤产区的煤老板们，产业层次就比较丰富，多为煤炭开采和炼焦，近几年，又开始了焦化产业链的延伸工程，逐渐形成了煤→焦→铁→化等产业链。产业链的延伸，不仅有效化解了企业经营中的风险，也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利润渠道，不自觉地完成了由“煤老板”向“企业家”的过渡。2006年福布斯和胡润百富榜，史无前例地将依靠能源发家、拥有“数十亿身家”的山西富豪列入榜单。这些富豪无一例外都来自于煤炭产业链比较完整的焦煤产区的临汾、吕梁和太原等市，煤炭产量比他们多得多的大同、晋城等市无一人上榜，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煤老板们转身空间的狭窄和政策的不断压缩，也使得这一地区的煤老板群体在整体上处于一种“下降”趋势，山西省近年在煤炭领域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传递的信息就是：新的“国进民退”开始了。不仅加快了低产能的淘汰速度，从9万吨、15万吨到30万吨，时间间隔越来越短，小煤矿叫苦连天，同时在税费收取等方面体现出“内外有别”的标准。2007年开征的“三金”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征收中按照产量规模不同设置了不同的征收系数，产量越多收的基金越少，完全颠覆了产量越多、收益越多、基金应该收得越多的传统思维，由于私人或集体的煤矿多为小产量，可以理解为这样的政策是专门为体现差异设立的。

　　2007年，省政府出台文件鼓励国有煤炭集团重组、合并，以提高全省煤炭产业集中度。对私人的小煤矿，则鼓励采取国有煤企托管、兼并等方式。这些都加大了小煤矿的生存压力，他们能做的就是努力扩大产能，尽量跟上政府的节奏。这已经是山西省自2003年技术改革、2005年产权改革后的第三次煤炭领域改革突围。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小煤矿始终都是被动的，政府似乎也忘记了当初他们进入煤炭行业是对国家“有水快流”政策的响应。对于未来，他们悲观的情绪似乎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