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计上，尽管钢铁业已经超过煤炭业成为山西第一大产业，但在就业人数上，煤炭业依然是不折不扣的第一产业，尤其在统计资料常常忽视的农村地区，同时也是入晋的外来农民工的聚集之地。因此，煤炭业的兴衰与众多个体的命运息息相关。

　　山西煤矿分三类：国有煤矿、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煤矿，相应的用工也分为三个档次。最高为国有煤矿(统配煤矿)，是目前管理水平和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矿，以前由中央直管，1998年下放给山西省政府管理。这类矿以前直属中央，在级别上与所在地政府相同，如大同矿务局和大同市是同级，以前矿务局和地方政府有矛盾时，还得到中央去打官司，权限极大，有自己的公检法系统，很多税费和基金也可以免交。能进国有煤矿工作，是当地人梦寐以求的，因为一进去就是国家的人，什么都有保障。这几年煤价上涨，工资提得很快，一线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都在7000元左右。这类煤矿的职工多为本地人，来源以职工子弟顶班的居多，“要进矿务局，一般的关系是不行的。”一位当地深谙内情的人说。

　　差一点的是地方国有煤矿。虽然同属国企，但待遇上要差很多，因为“婆婆”多，村、乡、县、市，哪一级也得罪不起，交的税费也多。在一个地方国有煤矿的职工代表大会报告里，矿长劝本矿的职工不要跟当地矿务局的工人攀比工资，“人家矿务局很多基金可以不交，我们不行，成本下不来，怎么提工资？”这类煤矿的职工以附近乡镇的人居多，也多为“职工子弟顶班”，还要为所在地的村庄解决不少指标。“也得找关系，不过比进矿务局容易些”。

　　最后就是乡镇煤矿了，工人以本地的村民和外来的民工为主，具体工种分配，按照惯例，本地人一般是做二、三线的工种，一线的采煤工大多是外地人。原因很简单，一是本地工人离家近，受农活等事项影响大，不能保证上班时间，而外地工人基本就是上班在矿上，下班也住在矿上，时间充裕，加班也方便；再则外地工人都是以籍贯成团的，一来就是一个班(队)，都有带头的，好组织。二是如果有事故发生，外地的只要给钱就行，本地工人不好处理，不光赔偿的钱多，还得矿上出钱办丧事。生命是有尊严的，也是平等的，但在矿区，人命是按价格衡量的。

　　在谈及外地工人时，本地人对他们的评价是：够狠！尤其是浙江一带的人。按照井下的规矩，越危险的工作工资越高，最高的已经接近7000多元，但这个钱只有浙江人敢拿，其他省的民工如陕西的就不敢干。他们常说的口号是“脑袋别在裤腰上，过一天算一天”，因此消费上也放得开，主要体现在“吃”上。一位跟浙江籍矿工打交道的本地人用半是羡慕半是可惜的语调说：“他们真舍得吃，冰箱里一年四季海鲜不断。”看得出，本地人对这些外地籍民工的感情是复杂的，看到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时有点嫉妒，面对他们的工种时又很畏惧，但态度上大多是友好的，因为毕竟都是受苦人，“不然谁愿意跑这么远来受苦？”一位本地的老者说。

　　外地民工以河南、四川、陕西等附近省份居多，浙江的不占多数。这其中，最被社会忽视和低估的是陕西的打工者，他们不仅人数多，而且很多已经成功上位，成煤老板了，据说晋南和晋东南一带的外地煤老板，一半以上都是陕西人。同温州炒煤团在山西部分地区引起当地人反感不同，陕西籍承包人更容易获得本地人的认同，这除了陕西与山西同属黄河文化区，长期以来在文化、习俗、语言等方面的相似有关外，陕西人的厚道与朴实也占了很大成分。

　　温州的炒煤团，本身都有一定的资本，在山西获利后，想的是怎样把钱汇走，很少为当地考虑，即使有，也是迫于地方政府压力。而陕西籍的承包人大多都是由普通打工仔发家的，经历了一个矿工→一般负责人→煤矿包工队负责人→包工头→煤老板的过程，这种经历很重要，很容易跟当地的矿工产生身份认同感。至于他们的未来，就更有特色，由于陕西跟山西相距不远，风俗也大致相同，陕西老家又比较贫瘠，很多陕西人干脆就把家安到山西当地了，找一个山西的媳妇儿，更多的是采取“上门入赘”的方式，变成了山西移民。

　　一次到一个产煤乡镇调查，在回县城的路上，调研小组碰到了三个外省籍民工，两个四川的，一个河南的。他们在山西的煤矿打工已经好几年了，常年的井下工作，使他们的皮肤明显较常人发白，今天结伴进城，从他们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们大致能猜出他们进城的目的——找小姐，上了到县城的公交车后，他们同售票员有说有笑，看得出他们经常坐这趟车进城。

　　他们也是人，基本的生理需求也需要满足，这是最基本的人性。如今，早年陕西打工者成功上位的经历对于他们仿佛是神话，人命有价才是身边的现实 。

　　(作者系《南风窗》调研中国活动山西财经大学团队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