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行贿、造假、骗贷、腾挪的方式获得项目和资金，对于部分民营企业家而言，似乎是一条难以抗拒的致富捷径，这一方面也因为他们面临着与国有企业天然优势以及跨国企业财大气粗的“不平等竞争”。

　　违规者，要么官商勾结快速获得新资源，要么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官员一道瓜分国有资产。后者如顾雏军及张海，更拉上国有企业的当家人一同“下水”。贵州金元董事长向德洪的被双规，亦与涉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有关。

　　而由于证券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的不成熟，法律法规不细化，执行和监督机制的缺失，使得类似的黑色交易得以大行其道。项目审批、国有企业转制、公共项目招投标、银行贷款，无一不涉及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出租以及万能的“政府信用”。

　　如果说，这是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那么，“原罪”之过归谁？“权力寻租”是对市场规则和法律的践踏，还是“逼良为娼”？

　　民企多舛，1982年，“温州八大王”曾因“投机倒把罪”被全国通缉，抓的抓，逃的逃，个体户年广久也曾几度入狱，再至后来，亦有孙大午的非法民间集资罪等等。如今看来，这些罪名显然是时代的产物，有着政治意识形态和法制建设滞后的印记。

　　如今的问题则由“无法可依”变为“有法不依”，但是在制度不完善之时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企业家，思维与做法却仍然停留在发家时代，与其说他们犯的是“原罪”，倒不如说是“现罪”。其背后，仍是“权力寻租”的巨大空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江湖风险。

　　道德与伦理

　　道德在很多时候是一个不靠谱的东西，在你死我活的江湖之中，更是如此。

　　在这一年中，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从全国劳模沦为公众眼中的“毒奶大王”，连此前声名颇佳的牛根生亦受三聚氰胺事件之累，被抨击为利用“民族牌”的廉价眼泪来获取公众的同情。

　　老牛的呼声完全可能发自一片真诚，但令人尴尬的是，事实上这种情感模式在客观上却可能有损“民族利益”：请设想，如果一家蒙古国的公司出资收购以蒙古族牧民在内蒙古草原上饲养的奶牛为奶源的奶业公司，是否还存在民族品牌的危机？

　　人们不必期望企业家突破狭隘的民族想象，为全社会提供稀缺的精神粮食，这不是企业家的分内之职。只要食品可吃、物品可用、房子不倒、借钱能还、把顾客当人而不用当作上帝，惯于贴近底线生存的中国人民就能满意了。

　　如果说守法经营是企业伦理的底线，那么，富有社会责任感则应是企业家的更高追求。多数的企业家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为股东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税收和就业上。但在2008年，有一个人却因为“社会责任”而饱受批评，这个人就是万科董事长王石。

　　在“5·12大地震”后的慈善捐赠中，王石撰文认为万科捐赠220万的数目没有不当，“捐赠不能给企业造成负担”、“做慈善是一种常态”的观点，遭来网民的骂声一片，认为这不符合王石和万科一向以来树立的慈善形象，过于吝啬，缺乏社会责任感。

　　民众的批评虽然过于感性，评判企业和企业家慈善的标准过于简单，将法律范畴外的自愿捐赠数额的多少，一次捐赠数额的多少，完全等同于企业社会责任践行的多少。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一个新的时代，民众对企业家普遍抱有不信任感，即使在万科承诺无偿投入1亿元用于灾后重建之后。企业家面临着“道德”与“社会责任感”的信任危机，慈善行为几乎已经成为国产企业家从社会舆论中唯一可以获得的“检疫合格证”和“免罪符”。而且证书的有效期并不确定，全视下一次慈善表现而定，被吊销是一瞬间的事。病态社会里的病态慈善，应该被批评的，远不仅是企业家阶层。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企业家们埋头挣钱，利用各种各样的资源分配通道和个人智慧，获得了财富的积累，他们似乎还没有来得及仔细考虑如何实现“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的商业信条。

　　在法律规定的范畴之外，在公共财政不能惠及或不足的地区和人群，人们更愿意看到企业或者企业家怀抱更为宽广的仁济之心，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度，特别是在企业的发展是依靠一些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获取的情况之下。这也是类似房地产企业或者垄断型企业为什么在此次捐赠中最为饱受非议的一个原因。

　　在对诸多捐赠数额小的企业家的批判中，另一个人物则受到网民推崇。他就是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的董事长陈光标。在地震后的第三天，陈光标即亲自率领自己公司的职员开着60台重型机械奔赴灾区参与救援，并随身带上百万余元现金，到灾区亲手给灾民发放。在此次地震救援中，陈光标共捐赠785万元现金，以及大量的物资。

　　如何在一个新的时代重塑企业伦理，是建设在法律、社会制度、公司治理结构改善的基础之上的。而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诸多企业家的道德心被尘蔽，慈善心则被压抑了。

　　如果中国社会确实在走向成熟，那么企业家的成熟，也应该是同步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