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结合2008年的实践，2009年宏观调控应该注意哪些可能问题？

　　王建：2008年是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一年，2009年的变化会更加剧烈，我认为在2009年的宏观调控中需要避免几个误区。

　　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判断仍偏于乐观，认为最严重的外部冲击已经基本上过去了。如果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来制定反危机政策，那政策的着眼点就只是消化次贷危机已经产生的影响，而不是立足于准备应对更大的外部冲击。自2008年三季度以来的经济急速下滑，与对次贷危机影响程度的误判及其为反通胀自2007年以来一直持续到2008年8月份的过度紧缩有关，宏观调控当局显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作出了很大调整，然而在不少正式文件中仍没有看到有关必须准备应付更大外部冲击的提法，近来反而有一些国内外学者发表了不少有关全球金融风暴已经基本过去了的言论，我很担心这也已成为官方的认识。

　　全球金融风暴的更大冲击波很可能在2009年上半年就出现，其主要动因是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在金融市场的泡沫崩溃后也相继进入崩溃。道理在于，金融市场的崩溃导致美国以负债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失去了金融市场的出口。美国居民消费的大幅度萎缩已经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实体企业，而金融市场的崩溃也使美国的实体企业断掉了融资来源，所以美国企业的大规模倒闭风潮很快就会出现，这又会反过来对美国的金融市场形成二次冲击，使金融市场发生更大规模的崩溃。

　　由于美国居民消费的实物产品已经有40%需要依靠进口，金融市场的更大风暴则会使国际资本更加远离美元资产，这样就会断了美国依靠售出金融商品换取外汇收入来弥补贸易逆差的通道，从而导致美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大幅度下滑。所以，美国次贷风暴下一步的走势，就是引发实体经济危机甚至社会动乱。中国的宏观调控如果不从最坏的前景出发作准备，一旦这些情况出现就会陷入极大被动。

　　对物价形势的判断偏于乐观，当通胀再次抬头的时候又可能转回宏观收紧的轨道。全球和中国的通胀率的下降，主要缘于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下跌，根本原因在于在美元金融资产的再度崩溃背景下，金融机构调集大量美元进行清算或者防备发生清算，离开了货币形态的金融资产和商品期货。

　　现在，停留在美国的国际资本随时准备外逃。当国际资本离开美元的态势形成后，国际资本可能大规模再度向商品期货市场流入，推动全球通胀的回头，中国的输入型通胀也会再度展开，相应导致物价形势的逆转。届时如果我们对中国通胀的国际因素没有清醒认识，那么在通胀再度抬头的时候，就会又走回到进行货币紧缩的老路上，从而不利于在全球经济严重衰退的背景下保住中国经济增长。

　　为保出口而让人民币贬值，从而导致国际资本大规模外流。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近两万亿美元，其中至少有1万亿美元是国际“热钱”，而热钱流入中国的目的是因为美元与人民币之间，不仅有利差而且有汇差。不过，目前流入的热钱已经不是以往意义上的热钱，而是有大量原停留在美欧资本市场里的正常投资基金，是由于美欧金融市场的风暴愈演愈烈被赶出来的避险资本，所以他们不具备以往热钱的通常属性，才会在中国的地产和股市中找不到它们的踪影。

　　直到目前中国仍是国际资本最为看好的国家，这表现在当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在全球金融风暴打击都出现了货币贬值与资本流出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仍在大规模增长。如果为了出口而让人民币贬值，中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又在不断调低利率，使国际热钱没有了盈利机会，这些热钱就有可能大规模流出，进而对中国的货币市场、利率、汇率以及经济运行都会产生不利影响，更会丧失中国利用全球金融风暴更多引进与利用国际资本的重大历史机遇。所以，2009年人民币汇率最好的选择是小幅升值，利润升值3%。

　　关键在政府与市场的结合

　　《瞭望》：经济下滑背景下的宏观调控，如何驾驭好中国经济？

　　韩康：当前关键问题在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结合。为了遏制经济过度下滑，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中央把2009年保增长的预期目标设定为8%。然而，即使中央政府1000亿元新增投资和4万亿总量投资都能项目落实，2009年的预期增长目标就可以实现吗？各方面的研究表明，可能还不行。

　　根据“支出法”分析的一个预测模型提出，2008年以GDP增长9%计算，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拉动力分别是5.4%、4.1%和-0.4%；在2009年的中央投资项目落实之后，三项数据分别预期为5%、3.0%和-0.3%，年增长可能在7.4%和8%之间。这个模型的计算结果或许还有可商榷之处，但其显示的一个信息很有意义，就是仅仅依赖政府的扩张举措并不足以保证实现8%。

　　现在各方面要求中央政府扩大投入规模的呼声很高，把保8%的希望寄托在中央进一步加大投资身上。这种过度依赖中央投资的倾向值得研究。事实上，最深厚最强有力的反危机力量不在政府而在市场。政府投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最终目标都是把市场资源带动起来，把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结合起来。要做到这一点，当前的政府调控政策还有一些需要研究调整的地方。

　　在第一轮中央政府投入重点在大项目、大工程、大企业之后，2009年的后一轮投入重点应更多考虑民营中小企业。在增长急速剧烈下滑的时候，中央扩张政策的投入重点首先放在大项目、大工程、大企业上，是有合理性的，否则难以在很短时间内迅速遏制增长大幅下滑的势头，及时稳住宏观大局。

　　但是，当投入这些大项目、大工程、大企业的项目基本到位之后，后一轮政府大规模投入的重点就应考虑放在民营中小企业上了。且不说这种新的重点投入选择，可以通过民营中小企业的投资扩展达到大量容纳社会就业的目的。仅从产业链的系统完整性角度看就非常有意义。

　　中央政府第一轮大规模投入的重点是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它们的有效产出必须配合最终产品制造部门的有效增长，所有脱离后者的投资都是重复建设、无效建设。因此，在第一轮大规模投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之后，再把投入重点转向中小企业拉动最终产品的生产，就可以促进第一轮大规模投入的有效产出和国民经济运行的系统连接。

　　据测算，中小企业的投资增长效率比规模大企业高约85%。如果这个分析是可靠的话，那么如果明年能有5000亿投入中小企业，投资拉动应该超过20000亿。

　　不能指望今后两年的超大规模投资会拉动社会就业迅速增长，解决就业问题必须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政策设计。要解决目前的就业难题，必须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政策设计。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考虑到现在面临非常发展时期，应该下决心大幅度放松各种政府管制，认真革除政府管理体系对促进就业创业的不良政策，以最优惠的政策鼓励社会就业创业，例如5年内免除个体与家庭创业者的所有税费，大规模提供有政府担保的优惠中小额贷款，给新增就业岗位的企业减免相应比例的税收，等等。

　　不能过分相信政策设计的理论合理性，要认真关注和随时矫正由于执行机制和行为不合理而造成的政策偏向。中央政府对追加1000亿元投资和后两年投入4万亿的项目设计中，社会民生性的指标被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至少在主观的理论设计的比例上，同投资项目几乎不分伯仲。这说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政府调控的理念和操作水准都在发生重要变化。

　　但问题在于，这种政策设计是以执行行为充分合理为假定条件的。根据经验，这样的假定至少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如果考虑到项目执行者的一些不合理行为很难避免，例如跑“部”前进、粗率论证、短期行为、投资最大化偏好、创造产值最大化倾向甚至对政绩工程的追求，等等，学者们所担心的上述情况就很有可能发生。

　　因为民生项目的周期较长、执行难度较大、执行耗费成本最高，最后结果，项目执行常常会被不同程度地软化。因此，政策制定者不能过分相信政策设计的理论合理性和逻辑合理性，要认真关注和随时矫正由于执行机制和行为不合理而造成的政策偏向，不至过度偏离预期的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