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能否让事关国计民生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变得更透明？一位上海律师以申请公开的方式，向发改委抛出了这一问题。

　　尽管具体答案不一定乐观，但破解信息公开困局的一些法规细则、司法解释已在制定中，高层对信息公开的决心从未改变，困境的解决并非遥遥无期。

　　这类申请构成了监督权

　　许多人都想知道中央的“四万亿投资”具体会怎样花，这样的好奇心到上海律师严义明那里，就转变成追求知情权的法律行为。

　　1月7日，这位律师将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交到国家发改委，要求其公布中央新增四万亿投资中，已经通过审批的项目情况。他所依据是去年5月1日生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去年以来，类似的信息公开申请便开始频频发生。严的举动，是“信息公开申请潮”的延续。

　　在申请中，严要求国家发改委公开2008年11月5日以来向发改委递交审批申请的省市地区名单及项目名单。

　　最关键的是，申请要求列表公开四万亿元资金来源以及目前已经审批通过的具体投资项目名称，选择投建项目的原因，投资项目的预算资金金额。

　　申请同时希望，国家发改委能持续、实时地公开对上述项目的监督措施及监督机构名称。

　　同在1月7日，严还向财政部递交申请，要求该部门于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二周，列表公布2008年度财政决算和2009年度财政预算。当然，上述所有要求中，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

　　严所依据的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第九条和第十条的规定，前者说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应该“主动”公开，而后者更明确规定，“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和“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等政府信息，应该重点公布。

　　权威专家肯定了申请的正当性，“这些都是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应是政府主动公开的范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起草人之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类申请构成了一种监督权，就是你没有主动公开，所以我只能去申请公开。”

　　“申请”成功率可能不高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王锡锌对上述具体的申请要求有不同看法，“针对四万亿的要求，第一项是关于审批过程的公开，但因为项目只是处于‘申请’阶段，在未做出正式的行政决议前，还不算是法定要公开的‘信息’。”“从国际经验看，这时强调的恰好是保密，因为如公开还未申请下来的项目，可能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举个例子，假如我看到政府申请了建设某公路的项目，我可能会预先在规划线路上盖房子，以便将来获得高额赔偿。”

　　而第三项要求持续公开项目监督信息是对“将来”的诉求，“根据信息公开条例，你的申请需要指向一个已有的具体目标信息”。

　　最实质的是第二条，“国家发改委一旦已经批准这些项目，构成了行政决定，那么除了涉及国家秘密等不宜公开的项目外，大部分被批准的项目是应该公开的信息。”王说。

　　王相对乐观，“在目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和公众的良好沟通，是应对危机的重要资源，这一个案有可能得到积极共赢的处理。”

　　“我认为国家发改委不可能提供非常详细的清单。”熟知政府运作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它有可能会答复说明这四万亿的主要用途和流向，比现在向社会公布的情况细一点。”

　　至于针对财政部的申请，“财政预算和决算现在大体数目是公开的，现在新的申请，实际上是要求扩大决算和预算公开的范围，详化公开内容。”王锡锌说，“而中国现在做的预算，本身就是一本糊涂账，这样的预算公开也没有什么意义，这里还有一个预算制度改革的问题。”

　　王锡锌说，目前已有的要求地方政府公布预算信息的申请中，还未有公布的先例。“如果对决算或预算中的某一项提出要求，是可能的。但对整个预算提出要求，公开的可能性很小。”汪玉凯判断说。

　　事实上，严义明深知申请信息公开的难度。在去年，他就曾要求安徽省、河南省、山西省三省的环保局公布当地重点排污企业名单。其间又多次向环保部、监察部多次举报，安徽省环保局才在去年底公布了一百多家重点排污企业的名单。而其它两个省份的环保局，均未有令人满意的回复。

　　在三鹿奶粉事件中，严也曾上书国家质检总局和卫生部，要求公布相关处理情况，但亦未获满意答复。严提出行政复议，在最近收到的两部门回函中，行政复议亦未通过。“最可能的结果是，我现在的两个申请最终都被拒绝，”严说，“但我希望以此引起各界对信息公开的关注。如果被拒绝，我会申请复议，复议不成，我会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失败，我明年会再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