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凶李彦

　　其实在“7·21”案之后，反恐情报专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所长殷星辰就曾分析，昆明公交车连环爆炸案“更像是一起源于个人泄愤、报复社会而引发的个人恐怖犯罪”。“不以炸死多少人为目的，而是为了制造恐慌，扩大影响”，在殷星辰看来，“云南始终不是恐怖袭击的主要方向”。现在，李彦的自白证实了殷星辰的分析。

　　只是充斥于李彦内心的“仇恨”到底是什么？在李彦死亡之后，想要拼凑出他的真实模样并不容易。即便是亲人，与他的关系也疏离冷漠到了近乎不来往的程度。李彦的父亲李培尧是宣威客运站的一名老职工，云南会泽人，最早在昆明铁路局会泽段，10多年前调到宣威客运站，职业是厨师，负责在餐厅做饭。不过没干多久，李培尧就离职下海，开起了小饭馆，其间离婚，3个孩子——李彦和他的两个姐姐都归他抚养。离婚后，李培尧回了会泽，继续做他的小生意，至于3个孩子，更多的就是自我成长。两个女儿都念到了初中，大女儿嫁去了东北，离婚后带着孩子回了宣威；二女儿嫁给了客运站里的一个职工子弟，儿子现在已经12岁。至于李彦，在父母离异之后就处于无人管教的状态，跟随父亲到达宣威之后，曾在客运站的子弟学校念初中，可念了不到一年就辍学了，此后一直在“混社会”。

　　李培尧4年前从会泽回了宣威，把单位分给他的宿舍从二女儿手里要了回来。如今68岁的李培尧一个人独居在宣威客运站这栋古老的筒子楼里，房间狭小黑暗，家具都是他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老人的耳朵已经很背了，沟通变得极其困难，更多的时候，都是老人的自言自语。66岁的张师傅跟他做邻居已经10多年了，可在记忆中“从来也没有见过他的儿子”。张师傅眼中的李培尧很孤独，虽然有儿有女，可这4年几乎从来没有人来探望他，逢年过节，老人都是一个人过。李培尧耳背，张师傅总是会听到他家的电视声音“震得楼道都晃”。张师傅说李培尧是个老实人，可性格也有些奇怪，“亲家就住在这院子里，可他从来也不去走动”。

　　张师傅所说的亲家，是李培尧二女儿的婆家蒲师傅一家。两家人的不和在这个宿舍区里人尽皆知，蒲师傅说得很坦白，“两家人很早就不往来了，不知道他们家的事情”。两家人的结怨多少和钱有些关系，蒲师傅心里有很多不满，自己的小儿子和李家的二女儿结婚的时候，李培尧一分钱嫁妆都没有给，而当年李家大女儿出嫁的时候，李培尧曾夸口说给了1万多元的嫁妆。后来二女儿要生孩子的时候，李培尧来看了不到3分钟，转身就走了，什么表示也没有。再后来，李培尧还把女儿和女婿从宿舍里赶了出去，让他们只能在别处租房子。在这个民风朴实的地方，这些人之常情都像刺一样，钉在蒲师傅心里。也因为两家人不怎么来往，蒲师傅只见过李彦几次，提起这个名字，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摇头，“没人管教，混社会，学坏了”。其实姐弟中，二姐和李彦关系算是最密切的，李彦入狱之前，曾经和二姐夫妇一起开了一个茶楼，可1年多就倒闭了。蒲师傅回忆说，那时候自己的儿子和媳妇都没有工作，只能想办法做些小生意。茶楼倒闭之后，儿子就去学了修车，现在靠这个过活。蒲师傅知道李彦坐牢的事，但李彦出狱以后的生活他一无所知。

　　而李培尧对于儿子的记忆，停留在孩提时代。他会反复喃喃念叨的，只有李彦命大，两岁半时从二楼摔到废铁上居然马上爬起来跑了。而在李彦上小学后，父子之间的交流就越来越少，李彦看不起他的厨师职业，这让李培尧很伤心。在李彦辍学之后，愤怒的李培尧曾经狠狠揍过儿子一次，可也没用，李彦开始跟着不正经的朋友混社会，还自称是孤儿。李培尧辗转听到的一些关于儿子的消息，无非就是“喝酒打架”，“学坏了”。李培尧甚至记不得最后一次见到李彦是什么时候，儿女们似乎都彻底远离了老人的生活。直到12月24日之后，陆续有警察过来找他询问情况，李培尧才依稀感觉到，可能儿子又出事了。可他似乎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警察来过好几拨儿，但没有人把实情告诉他，以至于老人见到陌生人专程来采访情绪依旧平静，“他出了什么事了，说实话，我不难过，我们父子之间心早就是凉的了”。

　　其实李彦出狱之后住的地方距离宣威客运站并不算太远，就在锦绣小区，房子是他的女友租的。可他似乎并不打算承担起照顾父亲的义务。锦绣小区的居民也是在警察反复到访之后，才知道李彦涉嫌昆明公交车爆炸案。对于这个租客，邻居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家里总是访客不断，这些人经常待到深夜，动静喧哗。至于他的女友，已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

　　虽然出狱之后李彦也找到了工作，但他似乎并不打算脚踏实地重新开始。他断断续续在省外修筑公路的工地上打工，当领料员，负责炸药、雷管领取工作，这让他可以很方便地接触甚至截留到硝铵炸药和电雷管。硝铵是很普遍的工业炸药，至于定时器，现在很多五金店都可以买到。而李彦在监狱里一直从事电工工作，熟悉电器修理。根据警方的调查，就在12月23日那天，李彦还在贵州某个建筑工地打工，工地的老板准备到昆明买车，邀他同往，但李彦拒绝了。老板于是交了2.1万元现金给他，让他帮忙支付给4名材料供应商，但李彦只支付给其中一人5000元，之后就离开贵州，到了昆明。萨尔瓦多爆炸之后，警方从现场的地上和李彦的包里找到了1万多元的染血现金，还有一包“软珍”云烟。

　　获得减刑出狱的李彦在他的二姐眼里，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完全扭曲了，仇视社会”。根据警方的调查，杜敏也得出结论，李彦“厌世”，对社会非常不满，他对女朋友常说的话里都有“黑暗”等字眼。就在不久前，他曾在很自然的状况下说过“我肯定活不过今年了”。

　　“7·21”烙印

　　萨尔瓦多的卷闸门至今紧闭，大门上贴着的两张纸上，留下了中、英文的各种笔迹，喜欢这个咖啡吧的忠实顾客们用这种留言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祝福和支持，还有对昆明这个城市的喜爱。警方的新闻发布会，一方面解答了许多疑惑，另一方面，又因为太过戏剧性让许多人欷歔感慨。原来一个人心理扭曲的非正常宣泄，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恐怖记忆。

　　7月19日，李彦离开了贵州工地，云南东北部的宣威市已经算是和贵州六盘水接壤的地方，从宣威到昆明还有大约3个半小时车程。没有人能说清楚是什么最终触发了李彦内心的疯狂，他的仇恨指向了昆明。7月21日7点5分，车牌号为云AS2035的54路公交车上的乘客，成为第一批受害者。

　　54路公交车从岷山车场开往昙华寺，穿越城市的繁华地段，云AS2035是当天从岷山车场始发的第二趟车，6点15分从岷山发车，由西向东行驶至终点站昙华寺后返回。7点5分行至人民西路潘家湾公交车站的时候，爆炸发生，硝铵炸药的冲击力把这辆公交车车头左侧炸出了一个大口子，1死10伤，靠窗位置的乘客王德芝是第一名遇难者。她才30岁，是一家洗浴中心的水疗师，为了赶回楚雄牟定给5岁的女儿过生日，特意和未婚夫韩先明一起请了假，起了个大早赶往西苑客运站搭乘大巴。为了节省打车费，拎着大包小包的两个人必须换乘两趟公交车，54路是他们换乘的第二辆，他们在交三桥站上车，要到西苑立交桥下车。潘家湾站只是他们上车后的第3站。

　　潘家站位于昆明市中心的繁华地段，警方迅速赶到，抢救伤者，并封锁了交通。突如其来的爆炸令警方毫无头绪，预警信息虽然第一时间通知了公交公司，但因为通讯等各种原因，行驶在路上的公交司机们并不能第一时间获得消息。车牌号云AS1822的54路公交车是当日从岷山车场发出的第7辆，在云AS2035出站后20分钟，6点36分它也出站了，由西向东行驶至终点站昙华寺返回，行驶到人民西路与西昌路交叉口时，因为云AS2035爆炸导致的现场交通管制，云AS1822只能绕行。当它从小西门绕行至人民西路与海源中路交叉口时，8点5分发生爆炸，第二起爆炸发生了，这一次1死4伤。第二名遇难者是26岁的宣威人陈大飞，他有一个相恋多年的女友，正和朋友投资开着小家具厂，因为自己的车坏了，只能搭乘公交车赶往家具厂。

　　两起爆炸相隔仅1小时，地点也只相距6公里，如果不是第二辆54路绕行，爆炸地点也许还会重合。这种精心策划的疯狂行为，让昆明一度陷入恐慌。伤者被陆续送往医院后，幸存的14名伤者一边在接受医院的精心救治，另一边也由警察专人陪伴。韩先明记得很清楚，每天都有警察在病床前，而每天会有不同的警察来问他同样的问题，身份、职业、履历，还有当天出行的目的地、乘车路线等等，“一天十几次”，韩先明回答得自己都要麻木了。不过他很合作，王德芝的死深深刺激了他，他愿意理解警方的压力，更希望早日找到凶手。只是细想起来，那感觉还是太难受，“警察看每个人的眼神，都好像嫌疑犯”。不过这感觉也只是一瞬间而已，接下来的几天，韩先明也被警方的敬业所打动，他和所有的乘客一样，分别由警方带着，把当日的乘车路线重演一次，然后到公交车爆炸残骸现场指认座位。他看到陪伴自己的警察，“一脸疲惫，有时候停在路上，靠着方向盘就能睡着”。

　　可爆炸之后，昆明的上万名民警如此不眠不休的地毯式走查，并没能发现李彦，因为他并没有在昆明的工作记录，而且在现场留下的痕迹很少。根据后来的调查，7月21日下午，李彦出现在距离昆明两小时车程的曲靖市，为一名女性朋友过生日。从时间上看，李彦几乎是放下了炸药包就离开了昆明。

　　12月27日，韩先明从电视和报纸上知道了李彦。情绪瞬间起伏，先是开心，然后，是更长久的沉默和悲伤。韩先明是四川内江人，他和王德芝去年在洗浴中心认识。他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而王德芝的丈夫早逝，留给她一个5岁的女儿。两个经历相似的人很快产生了共鸣，在双方互见家长之后，正式决定2008年底结婚。两个人已经仔细计划过婚后的将来，“在洗浴中心继续做几年按摩师，存一点钱，然后自己做点小买卖，生个自己的小孩，供两个孩子念书”。可现在，一切都被打乱了。王德芝的父亲王维早在7月21日当天从牟定农村赶到了昆明，平时连肉都舍不得吃的老人花了800元包车赶过来，也没能见上女儿最后一面。他唯一能做的，只剩下和公交公司协商，为女儿的死讨一个说法，为孙女婷婷的未来做一些谋算。赔偿的计算是个复杂的事情，按照现行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公交公司最初只愿意支付几万元。几度协商之后，赔偿数额成为20万元，包括丧葬费、老人的赡养费以及婷婷的抚养费。王维早觉得20万元无法解决婷婷从现在算起直到大学的学费问题，可他还是签字了，因为“从牟定过来一次，和公交公司谈，吃住费用加起来，一次要1000多元，花不起”。

　　公交公司拒绝让韩先明参与谈判，理由是他还没有和王德芝正式结婚，这也让韩先明觉得自己一下子成了旁观者。他和王维早都接触过另一名遇难者陈大飞的家属，不过两家人的索赔必须分开进行。当王维早签字之后，回到牟定，却意外地从当天的电视新闻中看到，陈大飞的家属获赔了30万元。这让老人讶异而不满，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我家的情况比陈家差那么多，赔偿却少了这么多”。他已经58岁了，和老伴在家中务农，一年的收入不过2000元，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出嫁到了外村，家境也很窘迫。王德芝是小女儿，以前都是靠着她打工的收入在撑着这个家。至于韩先明，他在爆炸中双耳受伤，右耳做了手术，左耳还没做，至今两只耳朵一直耳鸣，有一点杂声就要被吵醒，医生说这个耳鸣可能将会伴随他终身。他在12月19日获得了公交公司的赔偿，数额不过2万多元。

　　韩先明和王德芝一样，更忧虑的是婷婷的未来。他搬了家，离开了和王德芝一起生活的那个屋子，换到了楼下一个更小的房间，想着“一个人，能省一点是一点”，而另一方面，也想着陌生的环境，也许能让自己心里更平静一点。他有一双职业特征明显的大手，和一种憨厚温暖的笑。即使陷入最悲伤回忆的时候，他还是会抬起头，用这温暖的笑看着前方，“她不在了，我很难过，可我还是要继续努力往前走啊，我还有爸爸，家里还有那么多亲人，我要对他们负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