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有悔？无悔？走不出的知青领袖梦

　　编者按：1968年，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至刚过去的2008年，已整四十年。那是一段无论何时都不该被忘记的岁月。

　　“有悔”和“无悔”，成为知青群体中对那一段特殊经历的分歧意见。“有悔”者，痛感时代对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折磨，后悔自己做出的牺牲和命运的不公；“无悔”者，深感知青经历使自己磨练了意志、加速了成长，更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国家，从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

　　面对现实，前者发出呐喊和谴责，有些人直接延伸出现实诉求；后者选择与接受现实并与之和解，其中很多人积极反哺当年插队所在地。

　　40年。一个人寿命的一多半。17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命，已经步入夕阳。

　　走在上海街头，丁惠民并不引人注目。他在小馆子里吃锅贴、喝老鸭粉丝汤，剩下的一定要打包，偶尔引来青年人侧目。他们不知道：整整30年前，1978年12月，这位老者带着数十位云南知青，从西双版纳一路北上进京请愿，打出“我们要回家”的标语，并最终撕开了知识青年返城的一个豁口。

　　时任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受命赴云南调查，勐定农场知青以绝食明志，长跪不起。

　　年轻人的决绝，震动了北京。千万知青返城的大潮，由此启动。

　　今天，曾经的知青领袖丁惠民将他的人生坐标，再度调整到“知青”这一刻度上。当年的北上请愿团核心成员，如今或在重庆，或在上海。一切却已不似当初。

　　靠近

　　“花样的年华生命的春季，享受阳光接受教育。斗殴演出武打的好戏，偷鸡摸狗自有道理。啊！连长，我不是坏青年，写份检查交给你！”

　　丁惠民和所有知青一样，是带着“建设边疆”的决心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

　　他们走进莽莽大山，住在草棚里，半夜里蛇会从房梁上“嘭”的一声掉下来，吃饭时，丛林里的猴子在远远地观望。头几年，是拼了命地干。砍掉原始森林，种上橡胶树。一次会战，十几天不下山。

　　但几年努力，仍改变不了农场的样子。丁惠民说：“一年不如一年，知青绝望了。”

　　重庆知青李长寿，如今寓居在上海七宝，他的记忆被饥饿充斥，“猪瘟年年闹，一闹死一片，简直没办法；没办法就去河里找鱼吃，我有段时间当文书管炸药，管他呢，就拿去炸鱼，那时候吃伤了，直到现在，一点鱼都不沾……”

　　在红土地上，这些城里娃的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一个人就像一部汽车，你光叫他开，老不加油，肯定不行。我们当时已经没油了。”丁惠民这样比喻。

　　边疆除了自然风景，其他的一切几乎都跟宣传不一样。更何况，吊打、侮辱、强奸知青的事情时有发生。一群半大孩子和一些军人，在远山僻岭的对撞，演绎出一幕幕的惨烈。被枪毙的军官贾小山，当年开着一辆吉普车横行农场，看到漂亮的女知青就往车上拉，几无避讳。

　　上海知青周公正，在农场是副教导员。对他来说，迷茫来自于对公正性的颠覆。

　　一位高级干部的三个孙女与周公正在同一连队。她们的爷爷去世时，家属提出要三个孙女回城，否则就拒开追悼会。僵持的结果，是盖着“中共中央组织部”大红印章的调令发到了农场。周公正平生第一次看到这枚神圣得高不可攀的印章，却是对其神圣的嘲讽。

　　知青们想尽办法走后门调动回城，一旦成功就什么都不要了。一位高干子弟以探家名义临走时，作为教导员的周公正还给他做工作：“早点回来……哪还有影子啊？今天想来，自己都笑着摇头。”

　　与丁惠民和周公正不同，李长寿从来是个叛逆者。在农场，他不是好惹的，“打架根本不需要理由”，“那是一种无奈躁动的发泄”，到了后几年，连架都懒得打了，也没有力气打了。

　　他得出结论：越是知青老实的连队，管理就越紧，吊打体罚之类的事情也就越多。

　　丁惠民对那个年代的回忆和解释是：“一开始都很老实，后来在长期艰苦的条件下，人野性、暴躁的一面就出来了。知青和军人都是如此。”

　　李长寿后来写了一首歌，其中有这样一段：“花样的年华生命的春季，享受阳光接受教育。斗殴演出武打的好戏，偷鸡摸狗自有道理。啊！连长，我不是坏青年，写份检查交给你。”

　　1978年12月以前，他们并不相识，更想象不到：彼此的相逢，会演绎出改写历史的一笔。

　　就在那个冬季，火星出现了。

　　相逢

　　“那段时间，没有人有一丁点的私心，同心协力，就为一个目标——回家。”

　　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上世纪70年代中，已显疲态。

　　经过近10年的农场生活，西双版纳知青们已经从迷茫走进了绝望。为了得到一张病退证明，他们服用麻黄素、生压灵来制造高血压，喝10%高效麻醉药制造“心力衰竭”，喝农药制造“胃痉挛”，喝墨水制造“胃穿孔”——不惜一切，只为回家。

　　“四个不满意”彼时在中央高层内部被提了出来：农民不满意，知青及家长不满意，城镇对口单位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当时分管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到这件事就头疼。”

　　对上山下乡的重新评估和大批知青的现实出路，不得不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些坚冰松动的迹象，远在版纳胶林里的知青们，是难以了解和体察的。1978年冬天，又一次知青工作会议的讨论在北京召开，如李先念所说：“前提是上山下乡，但老办法不行了，要改。”

　　“今冬明春好回家”的说法始在云南知青中悄然流传，但隐约的希望，毫不真切。

　　景洪农场的丁惠民，是一个例外。这个十分场学校里的总务员是个有心人，他趁着给学校拉运物资、进出农场的机会，在其他农场做了情况调查，意识到知青的问题已是一堆干柴，只要一颗火星就能点燃。

　　他贴出了公开信，陈述知青现状，提出回家的愿望，在农场引起轩然大波。在礼堂大会上，有人说：“什么也不要怕，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回家乡去！”有人甚至出主意炸掉澜沧江大桥，占领农场。

　　纷乱中，丁惠民的理智和判断，使他成为毋庸置疑的总指挥。他与李长寿就在那一天相识，机缘来自李的一句高声发言：“人多有什么用？又不是去打台湾！”

　　李长寿就此被任命为纠察队长，另一位重庆知青邹盛永专司宣传，再加上副总指挥刘先国和胡建国。整个行动的指挥和协调核心形成了。

　　其后的部署兵分两路：一方面，农场在有序领导下罢工；另一方面，1978年12月，请愿代表分两批赴京，高唱自己写的请愿团团歌，“北上！北上！坚决北上！”

　　那个冬日，在景洪的大街上，知青周公正亲眼看着他们走过澜沧江大桥，走向严冬的北方。重压和劳累让丁惠民病倒了，知青们用担架抬着他，副总指挥刘先国特地叮嘱纠察队长李长寿——专门派人保护“小丁”的安全，这是头等大事。大家像爱惜眼睛一样，爱惜着丁惠民。

　　队伍最终在天安门广场上列队，在“我们要回家”的横幅后面站成一排，有人的夹袄还裹在外套外面。

　　当时分管农垦系统的国务院一位领导接见了他们，虽然态度慈祥，但话语严厉：“都这样闹，国家能富强？”这让他们感到委屈。当晚，丁惠民、刘先国、李长寿、邹盛永四个人，在西单的一家小饭馆里碰头商议，决定立即回云南，请愿团宣告终结。

　　而正是那天，一份内部电话记录从版纳分局悄悄地飞出，成了知青的报喜鸟：不愿留的通通走……后来他们知道：这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从北京开会返回后，作出的表态。

　　次年2月至6月间，5万人像潮水一般退去，“营部索性把公章挂在门口，大家自己拿着盖。因为办户口的人太多，派出所的墙被推得直晃悠”。

　　后来他们知道：北上请愿的行动，给北京正在谋求解决知青问题的高层讨论中，增加了一个现实筹码。

　　当年罢工请愿的几位核心成员，如今回忆起那段日子，都为年轻的自己在全过程中的谋略而自豪——声东击西、出其不意。刘先国说：“那段时间，没有人有一丁点的私心，同心协力，就为一个目标——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