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告诉中国与世界

　　历史节点的巨大意义是要在以后数年以至数十年，才有可能逐步地彰显与体悟出来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实习生 郁雅琴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六十个年头，60年，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特别是近30年，推行渐进改革，确立了比较适宜中国国情的改革次序。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要实现的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同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紧密相联。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就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近代以来的多灾多难，使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成为对整个中华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各个阶级、各个政党及其领导者的最大考验，从而也就成为鸦片战争以来多少代中国人为之前赴后继、不懈奋斗的深层动力和愿景目标。

　　1956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中国如果不能把自己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那就要被从地球上开除球籍！

　　作为一个有长期动荡历史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找到了平衡点，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30年的一个长时期、大跨度的持续发展，为中国走向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60年，新中国走出了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中国之路又将如何持续？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发展作出具有前瞻性的总结，本刊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与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秦刚。

　　前30年铺垫了后30年的大发展

　　《瞭望》：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一直处于边缘境地，对内，中国社会缺乏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对外，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华文明处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场外。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人民如何渐次解决了以上两大历史问题？

　　谢春涛：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面临三座大山的压迫，这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最终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解决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根本问题，建立了新中国，这是后面60年一系列发展的制度前提与政治前提，这是无可争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开创了改革开放新时期。

　　秦刚：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富强的两大历史性任务。中国封建统治的腐败无能造成了中国的贫穷落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又使中国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民族的危亡，面对国家的贫弱，无数仁人志士在屈辱和悲愤中奋起，各种政治力量和各种主义也进行比较与较量，历史最终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集中一批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它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考察中国的前途命运，提出了适宜中国国情的主张与路线，解决了三民主义未能很好解决的农民土地问题与民族工业发展问题，从而赢得了深厚的社会支撑力量。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正是以农民为主体，完成了民族解放并建立了新中国。这为此后60年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前提与政治基础。

　　此后，国家强大、人民富裕成为60年来贯彻始终的历史任务。围绕着这一核心线索，中国人民一直在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历经曲折甚至失误，最终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

　　《瞭望》：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同时改革开放也经历了30年，如何看待这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

　　秦刚：第一个30年，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国前是“一穷二白”，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为后一个30年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第一个30年也为我们这个国家留下重要的思想与精神遗产，马列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理念在中国人心中扎下了根。没有前30年的这种铺垫，就不会有后30年的大发展。

　　谢春涛：第一个30年为后一个30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首先是制度基础，建立了单一制国家，实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到1956年，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又实现了阶级平等。其次，办起了数量众多的高校，培养了大批人才。现在的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都是解放后中国自己培养的。在科学方面，1956年制定了科技长远发展规划，其后中国在科技方面不断取得成果，如“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等。

　　从1840年开始，中国人在精神上是被迫跪着的。1949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从此中国人有了自信。在对外关系上，新中国一改之前外交上不平等的局面，建国伊始，就与很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毛泽东晚年又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会面，为其后的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

　　没有“文革”的教训就不会有改革开放

　　《瞭望》：这60年，中国又有什么样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如何看待这些历史经验与教训？

　　秦刚：60年来，我们围绕实现现代化、实现强国富民的历史任务，始终在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就开始进行了这种探索。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思想成果，但后来又出现了严重失误。

　　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两个问题没有把握好：一个是没有把握好中国社会主义到底处于何种阶段的问题，一度急于奔向共产主义，其后又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上论战不休，这导致了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前后波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沿用革命思维和阶级斗争方式去解决建设和发展中出现的社会与思想问题。这很容易造成一般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扩大化。这样的思维和方式，加上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问题，在理论上就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路线上就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政策，这些最终导致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

　　谢春涛：第一个30年，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比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双百方针”、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这些都是正面的经验。虽然文革是一次重大的经验教训，但也为改革开放走出一条新路奠定了基础。邓小平说，没有“文革”的教训，就不会有改革开放。总之，历史不能割断，没有前30年的经验教训，就没有后来长时期的高速发展，此后的30年，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义无反顾，始终在解决国家强盛与人民富裕这两大问题上倾心竭力。

　　《瞭望》：后一个30年怎样吸取了前一个30年的经验教训？

　　秦刚：1978年以后的30年，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把过去出现的失误和错误改正过来。这30年，社会主义方向与道路没有改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方式和做法。我们用改革替代革命，把全党、全国人民从阶级斗争引向了建设和发展。改革和发展，也就成了这30年中国社会生活的主题。同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状态也作出了一个明确的判断，这就是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了这样的判断，就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我们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际上有人也叫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这条道路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它既有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又有对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体现，特色是很鲜明的。

　　谢春涛：第二个30年的中国经济的发展，源于三点，一是市场经济激活全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计划经济有它的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如果仅靠一个计划经济委员会来管理全国的经济，那就不会有效率，企业也不可能有活力，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短缺的制度根源。二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解决了经济的驱动力问题。三是对外开放，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资金、市场与技术引进问题，从而使中国经济得以发挥后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