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1月12日电　扁家弊案的最新讯息是：陈致中、黄睿靓二度具状表示“愿交代海外五点七亿元”，并传出关系人黄芳彦“愿以污点证人之条件返台”云云。相关讯息虽然特侦组并未证实或表明立场，但社会舆论对此颇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如此可使真相浮现；但也有人认为，做了坏事的人不能以这种方式逃避惩罚。

　　台湾《联合报》社论指出，涉及犯罪之人“将功折罪”，因而从轻处理，这在“证人保护法”里有明文规定。唯关键是必须“将功折罪”，亦即必须协助检察官追诉更多的犯罪，从而实现公共正义，方能依法给予减轻其刑、免刑乃至不起诉之处分。检察官要作这类的处理，自须依法而为，故不应亦不至于发生有人借此逃避惩罚得逞的情事。

　　“证人保护法”适用的范围，包括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洗钱防制法”等罪名；因此，被起诉洗钱罪嫌的陈致中、黄睿靓，原本是有机会适用该法的。但是，如今检察官就陈致中、黄睿靓的洗钱罪嫌已提起公诉，且因二人在追回赃款方面的态度不合作，而向法院请求从重量刑。因此，二人现在一再向特侦组具状表示愿说明海外资金流向云云，以时机而论恐怕已经太迟；相对而言，涉及洗钱但尚未起诉，甚至尚未正式成为犯罪嫌疑人的黄芳彦，若能供出全部犯罪事实，则时机上还来得及主张将功折罪。

　　再者，“证人保护法”规定，如果侦查中的嫌疑人本身是正犯或共犯，则必须供出关键案情，或者其他正犯或共犯的犯罪事实，使检察官得以追诉，检察官方得同意给予减轻其刑或免刑的待遇。如果侦查中的嫌疑人只是从犯或帮助犯，亦必须供出犯罪网络、前后手等，使检察官得以追诉；由检察官斟酌其贡献，方得给予不起诉。以扁家弊案而言，陈水扁及吴淑珍当然是正犯或共犯，陈致中、黄睿靓二人在洗钱部分可能是正犯或共犯，在其他贪污罪嫌部分，则较可能是帮助藏匿赃款的帮助犯；但无论如何，陈致中、黄睿靓二人都必须在侦查阶段供述陈水扁及吴淑珍的犯行，才有可能享有“证人保护法”的待遇。如今二人已经起诉，则纵然二人具状确有“大义灭亲”之意思，也是晚了一步。黄芳彦则尚来得及。

　　陈致中、黄睿靓二人做不成“污点证人”，那还有没有“认罪协商”的机会呢？答案是有机会。“认罪协商”是起诉后、审理中的程序，故二人既经起诉，依法可采“认罪协商”。“刑事诉讼法”规定，认罪协商的罪刑范围，必须非属死刑、无期徒刑或最轻本刑三年以上之罪，才可以协商；而二人被起诉的是“洗钱防制法”，其最重本刑是“七年以下”，并没有规定最轻本刑是“三年以上”，所以他们有机会提出“认罪协商”的主张。

　　不过，要“协商”，依“刑事诉讼法”规定，前提是二人必须“认罪”；故陈致中、黄睿靓二人必须具状向承审法官表明愿意“认罪”，那才有与检察官“协商”其刑度、获得从轻处理的机会。但是，倘若陈致中与黄睿靓“认罪”，亦即对检察官起诉的犯罪事实不再争执，则陈水扁、吴淑珍将如何主张无罪答辩？思虑及此，则二人会否认罪，即陷进退两难。不认罪，致靓恐陷牢狱；认罪，扁珍更难脱身。

　　倘若陈致中与黄睿靓未在侦查中及时请求依“证人保护法”处理，亦未在审理中认罪协商，则仅单纯表示“愿说明海外资金流向”，或“愿签查帐、汇回查扣同意书”等等，且真的作了相关的行为和处置，那就只是“犯罪后态度”的问题，可作法官量刑的参考，法律上的意义和价值却相对较低，自然不如“认罪协商”。进一步说，倘若致靓只想“协商”，却不肯“认罪”，更足见其“犯后态度”之恶劣，对二人尤其不利。

　　因此，若谓扁家弊案有人不符“污点证人”或“认罪协商”的法定要件却可以逃避惩罚，则一定是有检察官或者法官违法纵放，而这岂能逃得过众目睽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