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台湾前检察官李子春分析，陈水扁90%会被判罪，如果他好几个案子都被认定有罪，他的刑度最少30年，最多无期徒刑。

　　撰稿·贺莉丹(记者)

　　这个隆冬，台湾昔日“第一家庭”贪腐丑闻漫长的司法角力有望进入赛末点，台湾特侦组咬定扁案不放松，自由了1 7天后，陈水扁戏剧性地再度被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着囚衣落寞放风。

　　2004年，台湾花莲地检署检察官李子春侦办花莲县长“头目津贴”贿选案，就曾传唤侦讯时任“总统”兼民进党 主席的陈水扁出庭，陈水扁踏着“星光大道”如期到花莲应讯，李子春神情自若一如往常。这位唯一敢在陈水扁任职“总统” 时就传唤其出庭的台湾检察官，名噪一时。

　　总戴着毛线帽、骑一辆过时摩托车上下班的李子春，个性耿直，秉公敢言。早在1989年，李子春就曾与高新武、 彭绍瑾等检察官侦办时任“法务部长”萧天赞的关说案，使萧天赞黯然下台。

　　在台湾历任“法务部长”眼中，李子春“炮声最响，相当难缠”，他炮轰“部长”、“检察总长”，与谢启大、高新 武等司法人士一起推动台湾司法界的“道德自新运动”，多次上台湾电视政论节目批判司法腐败，并参加红衫军反贪腐“倒扁 运动”，虽遭“法务部”指责与降级，毫不在意。

　　“从桃园地检署到花莲地检署、从马英九时代到陈定南时代，李子春从来没红过，永远都是大黑牌……”一位台湾记 者如此作评。被称为岛内检察体制内异议分子最佳代表的李子春，却20多年来考绩均为乙等，职务从未有变动。

　　在花莲地检署续任公诉组检察官届满25年后，2008年9月李子春决意退休，转任律师。2009年新年伊始， 61岁的李子春在台湾花莲的家中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访问，3个多小时的谈话，李子春始终温煦谦和，偶尔笑意朗朗。 此前李子春已皈依圣严法师，潜修佛法多年，他强调他未来依然将积极投入公益活动。

　　陈水扁“无罪”的机会很少

　　《新民周刊》：最近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陈水扁但不禁见，你怎么看？

　　李子春：我想，收押陈水扁几乎是一定的。在台湾“刑事诉讼法”里，这样的罪行，不收押有些奇怪。

　　陈水扁符合羁押的3个条件：犯的最轻判10年以上的罪，原则上要押起来，而他涉嫌犯的4个罪(侵占、诈领财务 、收贿和洗钱)，其中的“侵占公有财物”罪最轻要判10年，最重判无期徒刑；第二，他有逃亡可能性，世界各地都有类似 例子；第三，他有串证问题，陈水扁在任时曾用“总统”特权把涉嫌“国务机要费”的贪污犯罪证据核定为“绝对机密”，把 涉嫌犯罪证据湮灭，也查到他曾要跟证人串供。

　　《新民周刊》：此次台北地方法院裁定书指出，陈水扁犯嫌重大，且有逃亡、湮灭证据之虞，比照半月前，台北地院 却认定，陈水扁身为卸任“元首”应无逃亡之虞。前后矛盾，我们如何理解？

　　李子春：原先的法官周占春认为不应羁押陈水扁，后面的法官蔡守训认为应该羁押他。撇开政治色彩，单从法律角度 思考，这样的情形不能说绝对不存在。因为我们每个法官根据自己对法律和证据、事实的确信作判断，决定会有不同。

　　不过大家受训相同、根据法律原则解释的答案大致相同，做的决定不会差太远。周占春法官这次在陈水扁案件中所做 的决定，似乎跟他过去两三年内对同类型案件所做的决定不太一样。一个法官或检察官不因权势不同而不同，保持一个态度， 他就不会招致太多责备。我认为，周占春法官在陈水扁案跟在处理别的案子上，标准完全不同，他似乎很难解释他的标准在陈 水扁案中为何突然改变，所以难免让人认为他偏袒陈水扁，因为曾是“总统”的陈水扁，现在在台湾仍有相当影响力。

　　《新民周刊》：陈水扁案会如外界所说，最后“重重提起，轻轻放下”吗？

　　李子春：我认为以目前披露证据来看不可能。可陈水扁案想要办得没缺点，他不成为无罪的话，最重要的还是牵涉到 “二次金改”这些大弊案必须要努力调查。

　　我记得半个月前陈水扁被起诉、送给周占春审理时，记者曾访问我，我说大概九成九陈水扁会被押。次日白天，陈水 扁居然无保释放！我、我的同行都很惊讶，我们认识周占春。审理到最后，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法官？没有绝对把握。但依照现 在披露的证据，我认为陈水扁不太有(被无罪释放的)机会。

　　《新民周刊》：你认为陈水扁最终结局如何？

　　李子春：我认为他最后大概逃不过入监服刑。陈水扁90%会被判罪，如果他好几个案子都被认定有罪，他的刑度最 少30年，最多无期徒刑。

　　现在被起诉的4个案子里有3个案子检察官认为陈水扁是犯罪者；另一个南港展览馆弊案，检察官认为陈水扁太太吴 淑珍是犯罪者。如果他这3个案子判起来：洗钱案算最轻，好像判到5年；龙潭购地案是7年以上，“国务机要费案”里两个 部分都是10年以上到无期徒刑。

　　我个人观点：如果构成犯罪，没得选择，他只能被判无期徒刑。还有什么人比“总统”犯罪还更可恶？没有！因为他 的职务，他对台湾及其人民忠诚的违背最严重！我的理想是求公平，最重要的是，所有有权力的人，包括“总统”在内，应该 跟人民一样，当人民犯罪判10年的话，“总统”就要判最重的无期徒刑，才公平。

　　《新民周刊》：那吴淑珍呢？

　　李子春：吴淑珍虽利用“总统”的影响力，但有斟酌余地，她的刑度低于陈水扁。陈水扁的儿子陈致中如被认定为帮 助犯，我们法律规定可以减刑到二分之一，吴淑珍大概没办法减到二分之一。

　　特侦组要依靠媒体

　　《新民周刊》：特侦组检察官轰轰烈烈起诉、法官却裁定释放被告陈水扁，如此两极化，法官可以不管特侦组的意见 么？

　　李子春：台湾的诉讼制度主要原则是法官不主动去调查证据，在当事人主义观点下，法官是中立裁判者。陈水扁案子 一样，法官不能主动找证据。检察官如果提的证据不够，很可能法官在审理终结后认为他无罪。

　　陈水扁曾任“总统”，整个政府组织有很多人跟他同一阵线，这些人难免政治倾向不一样，也许会影响部分检察官。 作为政府体系一员，检察官会考量办完这个案子后，譬如，我得罪了很多人，未来发展是否受影响等。另外，体系里总有人倾 向过去或现在的执政者，侦办过程中，检察官要依靠很多资源，譬如检察官可能借助专业人才查“洗钱案”，但这很可能会被 政府体系里某些倾向旧政权的人阻挡……种种因素使得特侦组在开始侦办时缚手缚脚，主要是人为因素。任何政治或司法制度 都无法完美，要靠人的因素让制度减少缺陷。

　　《新民周刊》：台湾特侦组起诉书曾请求法院对陈水扁“依最严厉之刑量刑”，但未谈及对陈水扁的具体刑期，你如 何看待类似模糊处理？

　　李子春：我们所有学法的专业人士都知道，写“最严厉之刑”就等于“无期徒刑”的意思；在法律上他可以假释，可 就一般人来讲，写无期徒刑是很严重的情感冲击，意思是“关到死为止”。我认为特侦组会考量到，毕竟有人极端支持民进党 、陈水扁，直接写无期徒刑对他们的情感是严重冲击。最后写“最严厉之刑”是特侦组内部妥协的产物，各退一步。

　　《新民周刊》：你如何看待在扁案调查过程中特侦组承受的压力？

　　李子春：由于“检察总长”陈聪明是陈水扁提名的，陈聪明在我们的检察体系里的评价并不好，比如，他在春节时跟 陈水扁重要心腹(台湾新光医院副院长)黄芳彦一起喝酒等，曾被媒体揭露，对他有很大责难，不过他也不肯辞职。

　　特侦组有腹背受敌的感觉，因此检方在侦办陈水扁时先天不足，必须小心翼翼提防自己人，会害怕调查的证据泄露出 去。同时特侦组成员由“检察总长”陈聪明决定，因此特侦组成员之间会不会绝对信任？当你不能信任同伴时，办起案子来常 有掣肘之感。内有疑虑的情况下，特侦组还能办到现在这个程度，很难得了。

　　《新民周刊》：对所谓特侦组“泄密”，你如何理解？

　　李子春：第一，某部分可能是被告聘请的律师泄露的；有部分很可能是特侦组人员有意泄露，台湾有规定侦察是秘密 的，但没有明确规定侦查秘密的范围，特侦组在侦办过程中有疑虑，有个方法是让媒体知道，会产生压力，让想阻挡他们办案 的人不敢阻挡，这是我们的检察官在侦办某些有权力的人时被逼不得不采取的手法，检察官变成借力使力，“不是我要查，媒 体天天骂我，我不能不查”——我们有些检察官在这二三十年里不停地使用这个策略，这是我们能对抗有权力的人的重要方法 。

　　《新民周刊》：此次陈水扁再度被押，是否可以算是一种扭转？

　　李子春：不过这使得特侦组浪费了许多力量，特侦组使用媒体，带来许多压力，媒体希望他们赶快办出来，因此他们 犯了一个策略错误：太早正式向外宣布2008年年底会办出一个结果，逼得他们要提早起诉。

　　台湾(地区)法律规定，被告从收押到被起诉的过程，在检察官这边最长可押4个月，但他们只押了1个月就把陈水 扁起诉了。他们以为干脆送到院方羁押，照样可以提来问，因此在(陈水扁)其他犯罪包括“二次金改”等还未厘清的情况下 ，检方就先以那4个罪起诉，结果没想到，周占春会放人。因此逼得他们必须把后面的资料先拿来用，这会打乱原来的侦查步 骤，下面的资料很有可能被湮灭。

　　司法落后于媒体和人民

　　《新民周刊》：台湾特侦组到目前的表现，你如何评断？

　　李子春：特侦组刚开始办陈水扁案时过分小心翼翼，不敢大幅度查，怕万一查不出什么，将要面对的攻击非常强大。 台湾法律规定，由检察官体系掌握制裁犯罪力量。如果被政治力量一再削弱，检察官会忧虑制裁犯罪的力量越来越软弱。

　　《新民周刊》：你指司法由于行政力量介入而丧失独立性？

　　李子春：司法始终担心会不独立，任何社会，司法都有这种忧虑。中国的历史上，司法独立始终是目标。在台湾，至 少我们认为，曾有一批人努力做这件事。某些台湾司法改革力量认为，要跟政治力量稍微妥协，“我不犯人，人不犯我”，但 如果对所有大官都一网打尽，将来人家就会害怕检察官，很可能把你的权力全部剥夺。这个改革观念在许多改革者心目中存在 。我不同意。

　　我认为，在特侦组办案时，这个想法存在，所以刚开始时他们缚手缚脚，后来因为国外的证据尤其洗钱案爆发，他们 才敢有比较大的行动。可还不够。如果不是因为台湾媒体尤其政论节目对陈水扁贪污案不停挖掘、知情人提供资料，恐怕特侦 组还无法办到这么深入。现在已办到跟“二次金改”有关了，最初特侦组并不太想办“二次金改”。

　　《新民周刊》：对台湾的司法独立，你失望过吗？

　　李子春：没有特别失望。在我来看，司法独立在人类社会里，不可能绝对存在，只是相对存在。我觉得要看人，我们 现在的教育制度不太培养人的勇气、骨气，都靠运气：刚好来个有骨气的人，刚好在某个位置，刚好侦办某个案子……靠运气 非常糟糕！我们如果努力培养出一批人，这个社会的进步就大一点。

　　《新民周刊》：有评论称陈水扁被押是台湾司法史上的里程碑，你怎么看？

　　李子春：把卸任“总统”陈水扁押起来，不只是司法力量在促成，有媒体长期的努力，前年红衫军曾花了许多时间， 台湾人民站出来抗议(陈水扁贪腐)，是环境的长期累积。

　　司法人没资格讲(羁押陈水扁)是司法里程碑，因为司法人比较软弱，这个风潮不是司法人引领的，人民走在司法人 前面，对贪腐、不公正、道德沦丧的事痛恨地站出来，司法反而晚了两年才出来。

　　但司法要很强烈地记住：为什么在一个“总统”卸任之后，司法才敢做这件事？

　　台湾司法规定，“总统”在任时我们不能起诉他，他有暂时延搁权力，但司法可以侦办他，还是可以调查证据。如果 我们在两年前陈水扁还是“总统”时就开始侦办他，那时(SOGO礼券案、台开案)好几个案子已查出奇怪的账户，但都并 未追查，如果那时检察官就去调查他除“国务机要费”以外的案子，纵使遭到掌权者阻挡，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司法的里程碑。 事实上，如果权势太大，多数检察官跟法官恐怕会退让。

　　《新民周刊》：是因为台湾司法制度并未对“总统”过大的权力予以监督吗？

　　李子春：不是制度问题，任何制度都有缺点，都没法阻止人滥权、腐败；最大的因素在于人。如果一个人怕死，贪图 权力、名位、钱财，不管什么制度，都会退让。而只要法官、检察官不怕死，不想当官、发财，再烂的司法制度都能让有权势 、有钱的人不敢犯太多罪，让他们有敬畏之心。

　　传陈水扁到庭

　　《新民周刊》：2004年，你曾传唤陈水扁出庭，那时你对他有怎样的印象？这次二审开庭后陈水扁还提及他“总 统”任内应你传召的案例，他自称“在花莲为一个案子作证，可以不去也去了”。

　　李子春：(大笑)这个人还真是完全视法律为无物，而他却是律师出身！

　　我们检察官体系属于“行政院”，算行政权中一部分，可当我发出传票给“总统”，其实是我代表的司法权跟“总统 ”代表的行政权之间的冲突，以前台湾没这个先例。

　　后来办“国务机要费”案、起诉吴淑珍的检察官陈瑞仁到“总统府”讯问陈水扁，我批评这不对，等于让司法权低于 行政权。我当时传陈水扁，当然我不能去“总统府”问陈水扁，很简单，我不能让司法权低于行政权，所以那时陈水扁其实不 应该到花莲出庭。

　　那他来了，我对他的判断就是：这个人完全不尊重法律，非常糟糕，他居然可以为了自己的政治决定破坏法律，为了 自己而毁掉所有制度！我认为台湾大概没人会比我给他的评价还要低了。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