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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0年》作者库恩:中国领导人是个性化的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1月14日11:07  新民周刊

  在江泽民主政的时代,我就通过对那时候官员的采访,了解到他一直在提倡透明度。而现在胡锦涛主席更加大力提倡要提高透明度,我觉得这对中国领导人去神秘化是个很好的政策。

  撰稿·卞宁(记者)吴越

  临告别的时候,罗伯特·库恩(Robert Kuhn)忽然冒出一句中文“科学发展观”,他站起来,向记者欠身 致意,然后告诉自己的助理,请记者留步,他还想表达一段对科学发展观的看法,“请一定提到科学发展观”。

  库恩是一个已经65岁的美国犹太人,身材不高,瘦,比4年前他写《江泽民传》的时候老了不少——头发短了许多 ,眼镜也换成了哈利·波特式的金丝边复古圆镜。如果说4年前库恩还像一个银行家的话,现在更像一个老绅士,精明而礼数 周到——眼神犀利,听人说话时瞪大眼睛表示关注,就像在二战电影里犹太老绅士的打扮和风度。

  挟着《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威名,库恩4年后重新走入中国公众的视野是因为他的新书《中国30年——人 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这本书的分量从正文后附的致谢名单中就能看出来: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李源潮、张高丽、 王沪宁……逾300人,光省部级官员就有100位以上。

  尽管采访了如此多重量级的中国高官,库恩并没有把书做成一本“中国高官访谈录”,和书名一样,这个瘦瘦的犹太 老头要做一次宏大叙事。他把高官们的访问打散,分插到自己书的五个部分里——改革的指导原则、历史脉络、运作机制、各 部门的改革和未来前景,这样对中国改革的纵向切割让人很难相信是一个美国人的作品。

  库恩说这是他讲述的“真实的中国故事”,在一个多小时的访谈中,库恩28次提到“真实”(truth)这个词 ,贯穿于所有的叙述中,口头禅一样,他在PBS(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节目名字就叫《走近真实》(CloserToT ruth)。所谓“真实”,库恩说,“那是我所认为真实的。”

  库恩无疑是精力充沛而思路敏捷的,他要在全中国巡回签名售书,不停演讲和接受访问,从起床到半夜就寝前,西装 、皮鞋、领带是断然不能脱下的,即使在宾馆房间里。

  遇到记者的一些问题,库恩可以抛下助理,自顾自讲5分钟才停下来;在遇到另一些问题时,库恩也会思考,表示这 很难回答,甚至语气有点结巴。但是他绝不会拒绝你,他坦率地说出,他无法告诉记者,自己更喜欢哪位中国领导人——无论 说哪位,对其他人都是不利且不公平的。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大脑解剖学博士;多年从事投资银行工作;1989年,在宋健的邀请下来到中国,成了中国 通。由此,库恩看到了自己人生的三个兴趣点:前沿科学、投资银行和中国。

  很难定义库恩在中国的身份,他在回答记者的这个问题也多少有点含糊。库恩是许多跨国公司中国战略的策划者,也 是中国在西方的义务宣传员,桥梁的作用显而易见。在美国人看来,他是一个亲中国的作家;在中国人看来,他具有讲述中国 故事独特的优势和便利。

  库恩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片面批评是有偏见,所以他要写下“真实全景式的中国故事”。但有时,他也会说自己的 书并非全景式的,“真实比平衡更重要”,如果想了解最详实的资料,不如去中央文献研究室。

  归根结底,库恩的卖点还是人——中国高级官员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西方人和中国人共同关注的。尽管库恩 把他的那许多重量级的访谈打散,但他仍承认他是在向国际介绍中国领导人,“这是一个去神秘化的过程”。

  一个疑问是,库恩,这个美国人,到底为何获得了中国政府的信任,获得了中国人都很难获得的与诸多高层的对话机 会?从库恩的描述中不难总结出,他在中国有两个“贵人”:宋健和江泽民。是宋健把库恩带到中国,成为库恩的中国导师; 而《江泽民传》几乎成为库恩在中国的通行证,库恩说,中国高官很重视和他的会谈。

  某种意义上,库恩可以比肩他的几位前辈,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这些致力于想西方介绍 中国并且与中国领袖走得很近的西方人。

  多个政府部门的网页显示,库恩在会见中国高官时的身份较为中立——库恩基金会董事长。由此可见,库恩,这个名 字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品牌,超过那些诸如花旗、IMG这样的他担任高级职务的跨国大公司。

  “我不是中国政府的代言人”

  《新民周刊》:我知道您已经被问过很多问题了。我想知道的是您怎么看自己在讲述中国人故事时的身份。

  库恩: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您这个问题。

  第一,我非常享受我自己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我喜欢学习新的事物,中国的历史、文化、文 明、改革、中国的领导人和他们的执政理念,我都非常感兴趣。对于我来说,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乐趣。

  另一方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就对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不了解感到十分失望和沮丧,为了让自己不那么失望 ,我开始向美国民众介绍真实的中国,来清除他们对中国的不理解和误解。对于向世界介绍真实的中国,我自己预先并没有计 划,我只是一步步在做,起步非常缓慢,但慢慢地,这已经成了我一生的追求。

  我的身份,在我自己看来,尤其从过去的几年开始,我一直致力于介绍中国的工作。我与美国的许多中国学者、中国 批评家以及劳工组织,甚至是国会议员和华盛顿的一些说客在美国媒体上进行辩论。

  我自己并不是中国政府的代言人,我也会指出中国政府的很多问题,但是我强调的是,我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 不是想要讲述一个平衡的故事,而是要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真实比平衡性更加重要。

  我经常告诉中国的一些领导人,我是为了讲述真实的中国,可能我讲的许多事情你们都不会喜欢,但我所要做的就是 向世界人民介绍真实的中国。

  《新民周刊》:对中国感兴趣的西方人很多,写关于中国的书的人也很多,您是其中少数的能接触到中央高层的人, 能获得这样的采访便利,是不是因为您的观点跟中国高层有某种程度的契合?如果有相抵触的,是怎样妥协的?

  库恩:你的问题很好,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出版的《江泽民传》和《中国30年》这两本书,从前言里你就能看到 出版商放的一个免责条款——尽管我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向世界介绍真实的中国故事,但是我毕竟是一个西方人,我的观 点和中国官方的观点可能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所以,中国的读者要注意到这一点,我的意见可以参考,但我不代表中国。两 本书的序言都有这样的声明。

  我在1999—2000年制作的电视片《来自中国的故事》在美国著名的电视台之一PBS播出了,当时我和中央 电视台合作的,我请求中央政府批准这个项目。但是我告诉他们,我做这个纪录片,我不会美化中国,也不会丑化中国。我只 是通过电视片这个形式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我既讲成就,也讲问题,这样才能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我不会去做一个外宣式的项目,只讲好话不讲坏话,别人就会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的宣传,没有任何人会相信,这只会 使中国的问题更加严重。我的纪录片里既讲到了海尔、双星这样的企业,也讲到了在城市务工的妇女、一些残障人士的生活状 况、农民工和一些家庭教会等等,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在过去,这样的问题,中国政府是不愿意说的。但是我通过真实的既讲 中国的成就、也讲问题的方式,赢得了美国民众的赞赏。那个纪录片获了很多奖,甚至被称为那周最好的电视节目。

  从此以后,中国领导人认识到我可以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一种艺术性的方式来介绍真实的中国。我跟他们说,我不能 保证我说什么东西,但是我能保证我说真实的东西。

  所以我的书的英文版都没给中国政府看过,更别说审查了。中文版有一些中国的规定是要遵守的,出版商根据市场需 求进行了内容选择,但是,您还是可以看到,我的很多观点是和中国官方政府的观点不一样的。我有自己的职业素养,我有自 己的品德,我在经济上也不靠这些项目来赚钱,所以我能以一种真实的方式讲述我所相信的事实。

  以我与中国领导人接触的经历来看,中国所有的领导人都鼓励我去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尽管我和他们的观点是不一 样的。他们这种信任也让我感觉到我的责任,促使我更加努力地向世界介绍真实的中国。

  从我的一些项目来看,我一方面反映中国领导人他们的观点,把它们介绍给世界人民,这些观点我不一定是认同的, 但我还是能用一种准确的真实的方式介绍。

  我自己也很强硬,我不会因为别人对我的批评或者他们的不认同我的观点就改变我自己的想法。我还是在按照我所认 识的、相信的真实的故事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在国际上其实是个很好的故事,我们应该多向世界介绍。尽管中国有这样那样的 问题,我还是致力于介绍中国的故事。

  “中国领导人是个性化的”

  《新民周刊》:在和中国领导人的接触中,您有没有对他们产生影响?他们有没有对您产生影响?

  库恩:好问题。不能说我对他们有什么影响,但是我能说他们是能听取我的意见的。这些最高领导人都是非常好的倾 听者,他们对于我的意见都非常感兴趣,同时能够很认真、很严肃地倾听。

  一些下层的官员,他们对我的意见可能不是那么认真,但是高层的领导对我意见都是非常好的倾听者,他们对具体的 问题都很关心并且想要倾听不同的意见。比如说,他们会非常关心世界的经济危机和中美关系。我有时候没有主动向他们提出 意见,他们会问我,希望我能在具体的问题上给出我的观点。这是我对中国领导人的印象。

  不过,他们对于我的影响倒是非常非常的强,不仅包括现在的领导人,也包括过去的领导人。比如我在中国的导师, 宋健博士,不仅仅是因为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因为他邀请,更因为他的远见和思考,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 知识。

  我非常欣喜地看到,中国领导人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个性化群体。我通过与他们的接触,对中国的了解更加深入。他 们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个性让我非常惊喜,因为在过去,西方总是认为中国的领导人是千人一面没什么区别的,现在中国领导人 可以展现出他们多元的、个性化的一面,非常非常好。

  《新民周刊》:谁给您的印象最深刻?

  库恩:对于我来说,这是个不可能回答的问题,我对很多的不同的领导人都有交流,我对他们每个人的印象都特别深 刻,他们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如果一定要选的话,我还是要特别指出我在中国的是宋健博士,他不仅是中国的一个杰出领导人,在世界上也是杰出 领导人。他不仅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也是杰出的政治家,他是我的榜样,我对他非常尊重。他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他尊重 各行各业的人,同时尊重不同级别的人。他退休之后,并没有因为自己没有官衔了感到有失落,反而是非常高兴,他可以继续 从事他热爱的科研了。每次我到中国来,只要他在北京,有机会我们都会一起吃饭,一起讨论科学问题,我非常尊重他。

  我还要指出,宋健博士是个真正的爱国者,有人让他做一些和他尊重的领导相冲突的事,他拒绝了。从他身上我学到 真正爱国者的精神。

  我对中国几代最高领导人印象都很深刻。

  邓小平是世界的历史伟人,我对他高山仰止。

  江泽民主席,我敬佩的是他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是在最困难的局面下完成任务的,我对他的成就 非常钦佩。

  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外,一定要选择的话,我会选择习仲勋,习近平副主席的父亲。因为在改革早期,他是一个积极的 改革者,他大力推进改革。尽管我对他整个一生的历史不是特别了解,我对他在改革开放前所遭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他为了 改革所承担的风险,以及他对改革的高瞻远瞩我都非常钦佩,他也特别强调要实现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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