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住了美化中国的冲动”

　　《新民周刊》：您反复提到“真实”这个词。西方谈到这个词，可能意味着被掩盖掉的、流血的、残酷的真相。您的 “真实”是不是想在积极的方面消除这种阴谋论？

　　库恩：您的问题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但是您的提法是很有道理的。

　　在我看来，我所认为的真实是不带个人偏见的真实。在美国，我面对很多对中国批评的时候，往往有种冲动去美化中 国。但是我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所要做的就是，通过讲述我所认识到的真实的情况来回击他们对中国的批评。

　　在这本书里，我致力展示全景式地中国画卷，而不像西方媒体那样，只展示中国的问题，我要把中国的成就和问题都 展现出来。

　　在西方媒体，他们所说的事实就是揭发所谓的流血事件、还有其他严重的被掩盖的真相。对于我来说，这只是我的真 实的一部分，如果没有那部分，就不能全景地展示中国画卷。其实在我的写作中，也会触及到那方面的真实性，尤其是在我的 英文版著作中得到体现。中文版呢，一些问题是相对敏感性的，中国也有相应规定，中文版我不知道会怎么样，英文版我会坚 持涉及到那方面的真实的。

　　《新民周刊》：是不是基于这种敏感，您刚才没有点评更多的中国在任领导人？

　　库恩：主要是您的问题是一个太难回答的问题，每个领导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个性，他们给我的印象各有不同。如果我 有一个确定答案的话不会给你一个虚假答案。我需要在自己的情感深处寻找，所以最后我提到宋健博士，我和他的交往特别深 。并不是因为他不在任，而是我和他的情感特别深，所以我会特别提出他。

　　其实这并不是政治的敏感性，在美国这也是一样的。我认识的这些领导人都是同一级别的，如果我单独指出某一个人 ，这也是对其他人的不礼貌。这不仅仅在中国，在美国、在印度，在其他国家也都是一样的人之常情。　　

　　“领导人不是神也不是魔鬼”

　　《新民周刊》：如果这本书在中国受到欢迎的话，是因为很多中国人愿意把它当做一本中国的《领袖们》(美国前总 统尼克松著)，中国人对领袖的神秘感还比较深，中国未来很大程度也取决与他们的思想，您怎么看待？

　　库恩：这个问题很好。我可以说，在对中国领导人“去神秘化”的过程中，我的上一本书《江泽民传》已经在这方面 做了一定贡献。我自己也觉得领导人应该是更加公开也更加透明的。

　　在江泽民主政的时代，我就通过对那时候官员的采访，了解到他一直在提倡透明度。而现在胡锦涛主席更加是大力提 倡要提高透明度，我觉得这对中国领导人去神秘化是个很好的政策。我通过跟很多高级领导人的交流知道，我的上一本书的一 大贡献就是把中国领导人恢复成常人，而不是很神秘的人。

　　在中国有种倾向，要么把领导人当成神，要么把领导人当成魔鬼。其实领导人既不是神也不是魔鬼，他们是活生生的 真实的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和个性，我想要做的就是让中国领导人不那么神秘，和百姓更加亲近。这是我早就想好的目的， 不是偶然的，这其实也是和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三贴近”中的“贴近人民”的一个契合。当然，更重要的目的是，要让中国领 导人更多地被国际社会所熟知。我对自己能做到这些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

　　《新民周刊》：正如您所说，领导人是神也不是魔鬼，什么时候才能不用通过外国人来介绍中国领导人呢？

　　库恩：这是个逐步发展的问题，现在中国政府提倡开放，提倡透明，这是很好的趋势。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相比之 下，我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具有一定的优势。如果您到美国去，您可能比我更加有优势。在美国，像我这样的成功的金融业人士 和科学家有很多，如果您去美国，您来自这么著名的一家中国的杂志，那么您在采访一个州长或者国会医院时，其实您的优势 比我大得多。

　　我觉得这是人的通性，一个外来系统的人会做到系统内的人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我的优势。

　　如果您从整个发展趋势来看，您能看到中国的开放和透明是逐步发展的，逐步上升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 顺的，但是我对中国的发展趋势充满希望。我也很乐观中国会更加透明更加开放。

　　“在美国，哈里森比斯诺更正面”

　　《新民周刊》：从您的努力来看，您有两位前辈，一位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了《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 还有一位是写了《西行漫记》的埃德加·斯诺，您怎么看这两位前辈？

　　库恩：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哈里森去世前我见过他一面，他太高山仰止了，他是个伟大的记者，出色的作家，把我和 他相比我实在不敢当。就像华莱士在采访江泽民主席的时候，他拿江泽民和邓小平对比，江泽民主席说，我不敢和他比。对于 我来说，这也是一样的，我不敢和哈里森相比。

　　斯诺我了解的不多。在中国把我比作斯诺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称赞，但是在美国，哈里森的形象比斯诺更加高大和正面 。我不会把自己和哈里森、和斯诺或者其他这样的人相比，我想要做的就是自己努力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的故事。

　　中国领导人——最高领导人和各个领域的领袖，他们非常信任我，让我把他们的话忠实地向国际社会作介绍，我对此 感到责任重大。他们相当于把他们的孩子交给我。我不仅要准确地传达他们的每个字词，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还要把他们的情 感传递出去。

　　《新民周刊》：《江泽民传》是在中国卖得多还是国外卖的多，您觉得《中国30年》会卖得很好吗？

　　库恩：书的销售要看从哪个角度来回答了。数量上，当然在中国市场比国际市场卖得多。在美国，美国人最关心的是 自己的事务，他们对一切外国的事务都不是那么感兴趣，所以在美国我们几次印刷，但数量跟中国比是相对较少的。在韩国、 日本等其他一些国家，比在美国销售情况要好。

　　但如果要从影响上来评论这本书的话，那么在美国可以算是一本卖得非常好的书，因为它在美国引发了很多关注，当 然也引发了很多对我个人的批评。但是我很高兴，其实这种批评从另一个方面加大了人们对中国的关注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加 深了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所以，这本书在美国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我预测新书在国际市场产生影响会更大，因为我这本书里相当一部分是对中国的未来进行了阐述。上一本讲的都是历 史，这本书既讲了历史，也有未来，西方人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在西方也有“中国威胁论”，他们对中国未来发展不确定， 而我这本书对中国未来发展进行相当大篇幅的阐述。

　　《新民周刊》：感谢您的坦诚。在您所有接受的采访中，有没有焦点偏移的地方，有没有您一直想说但是一直没有人 去触及过的问题？

　　库恩：我自己对中国的军队很感兴趣，如果没有军队这部分，这本书就是不完整的，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采访到了 军队，得到很多资料，弥补了这本书的一块。

　　我对教育也很感兴趣，在教育领域我得到的材料都是一些二手材料，很遗憾。

　　在其他方面，我对影响人们生活的一些领域都很感兴趣，包括卫生医疗，包括文化，新闻媒体等等。我对自己的写作 要求很严格，每写完一本书我都会批评自己，我会看自己有哪些做得不好。

　　这本书写作时间特别短，写完这本书后，我自己还是很满意的，我感觉这能让西方读者了解到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 来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些事实的历史和数字，我还能传达出我的受访者，那些中国领导人的情感。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来说， 如果他们能在这本书里找到认同感的话，我会很荣幸，完成了一个很好的工作。

　　我写作这本书真的要归功于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如果我没有经过过去几年的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我是不可能写出 这本书的。通过学习科学发展观，我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调研，我走了40多个城市，25个省，我因此获得了自信来写作这 本书。

　　如果我没有学习科学发展观的话，我真的是会拒绝写作这本书的。我知道有一个最终的目标：向世界人民介绍科学发 展观，目标很明确，所以我能写出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