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江古村的年味：“天大的事，过完年再说”

　　过年，成为打工在外的年轻人一年之中回家的“唯一”理由。金融危机袭向遥远的大城市，古老村寨的农历新年也难免刮起另一种“金融海啸”——人们在等待春节来临和期待来年好运的同时，纷纷议论着山外的经济危机

　　本刊记者/张鹭(发自江西于都)

　　鸡叫第三遍，澄江村就被惊醒了。没多久，各家各户的炊烟升起，柴火和稻秆烧成的烟雾，轻轻袅袅斜斜地飘起来，整个村子都能闻到。才到腊月中旬，外面打工的年轻人已经陆陆续续回来了很多，村子依旧寂静，但毕竟多了些人气。

　　上午9点，爱玩的人们已经围在谭氏宗祠前的小商店门口打起牌来。两个老人坐在略显黑暗的屋子里，用影碟机放着当地传统的半班戏，电视里传出的唱词夹杂着做米果的敲打声，再加上热气腾腾的糯米酒和客家擂茶，提醒着这个首建于后唐时期的赣南客家村庄，要过年了。

　　这时还在睡觉的，只有晚上在葛坳乡汽车站趴活的摩的司机。他们在零度以下的晚上，等候从广东、福建打工回来的同村人，把后者从乡汽车站拉回十里地外的村子，一趟二十来块钱。

　　如果是往年，一天能挣两三百块钱，但一位摩的司机抱怨说，今年生意特别难做，回来的人一反常态地节省，他们宁愿拼车包一辆面的回村，这样每人就只要花上几块钱。更糟糕的是，不少从外地提早回来的年轻人骑着摩托车也加入竞争，让往年仅20多人的摩的队伍翻了一倍。

　　“往年，他们不到农历二十八九是不会回的。一到那两天，上千人一起包车，浩浩荡荡开回来，村里一下子就热闹起来，而今年都是偷偷摸摸、零零星星的。”村里的文书谭喜春从9月开始，就发现从广东回来的年轻人，之后越来越多。

　　谭喜春从10月开始统计提前返乡的人数，先是每月统计一次，12月开始变成每10天一次。他手头最新数据是，七八百人。这意味着，在这个3000多人口、1000多打工人口的劳动力输出大村，差不多80%的人已经陆续回来。

　　过年的分量

　　“不可能因为这场危机，年后就不出去了。”

　　回来有段日子了，25岁的谭志明还是不大习惯村里的生活，“家里太冷，客家菜又辣又咸，有点吃不惯”。这位曾经性格内向的年轻人坦言，出去打工让自己改变了很多。

　　谭志明从事销售的行业很特殊，是在上海的一个机械类的深孔加工企业，“比如枪管之类”。由于对外销依赖很重，2008年，工厂产值下降2/3，让他的月收入从4000多下降了近一半。12月,他索性辞职回家。他打算年后回上海去，把心态放下来，继续在这个行业找工作，“我们这个圈子很小，相互都认识，不用去跑人才市场”。

　　喜欢上网的谭志明还有一个身份：澄江村网站的站长，以及“澄江青年QQ群的管理员”。村里年轻人几乎整年在外打工，很多年轻人相互之间并不认识。谭志明有一次在网上读到在广州开手机店的谭勇华写的关于澄江的散文，给他发了邮件，才认识这位村里的“大才子”。他跟小他一岁的谭林风也是在QQ上认识的，回来一见面，才发现谭林风就是自己村小学的学妹。

　　谭林风在深圳一家磨具企业任职，这场影响到其他老乡的危机对她的影响并不大，仅仅是每个月少上4天班，损失4天工资，大概400多块钱。在外打工5年，她对自己的大嫂并不熟悉，原因很简单，自己与哥哥长年在不同的地方打工，与大嫂见面的机会也就只有过年而已。过年，成为这些打工在外的年轻人一年之中回家的“唯一”理由，也是他们彼此相互熟悉的“唯一”机会。

　　但无论是出去闯荡不久的年轻人，还是有着丰富打工经历的中年人，都认为：像以往一样，虽然提早回家过年，但对未来的打算并不会产生多大的变化。用谭福长的话来说，“不可能因为这场危机，年后就不出去了”。谭福长1989年就去福建的工厂里做衣服，是改革开放后村里最早出去打工的人。如今他的四个小孩都在外面打工，两个在中山，一个在九江，一个在深圳。

　　1994年，谭福长遇到他近20年打工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工厂倒闭，老板跑了，他辛苦半年仅仅拿到400块钱。这让他一度觉得看不到希望，回家呆了半年，年后再去，还是找到了工作，“广东和福建的小厂太多了，你刚倒闭，他马上新开一家，只要多带点钱垫底，总能找到工作。”

　　他现在并不担心这些，因为在他的人生经历中，在外面不顺了，就回家呆一阵，等待年后再出去，事情总能迎刃而解，所以，他要做的就是，“天大的事，过完年再说”。

　　“观望一阵，好转再出去”

　　“我老婆也失业了，不知道明年会不会饿死。”

　　“勤劳的勤，法律的法，不是发财的发”，谭勤法苦笑着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纠正他的名字，“我勤是够勤了，就是发不了。”返乡之前，他跟着本地一个装修队在杭州做水电工。房地产商世道不好，留下的烂尾楼没人敢去装修，他就跟着装修队跑回家。他老婆在广州做衣服，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现在就等过年，夫妻俩好好聚聚。

　　经历过两次经济危机的他，不愿意细说自己的创业经历，反复叮嘱，“这段伤心往事你不要写。”1993年过年后，一辆破烂到连窗户都没有的大巴，把18岁的他拉到广东中山。

　　最初他跟着师傅学做木工，工资1000多块钱。没多久就跑了出来，睡过录像厅，进过收容所，很快又进入一家做陶瓷工艺品的工厂干活，做了两年。1996年底，用自己存的钱和哥哥从村里借的两三万块钱开了个小厂自己干。

　　1997年底亚洲金融危机登陆广东，一个“台湾佬”收到他的货后，偷偷跑掉，他的厂子终于撑不住——工人们都走了。“其实，只要有五千块钱，一个月的伙食费，我就能撑下来，当时已经有订单了。”

　　这个打击让他沉寂10年。积累一定资金后，2006年他在村里投资开办一个服装加工厂，一方面能降低劳动力和房租成本，另一方面也能带活村里留守的人，但村里人似乎并不领情，“他们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家里有点事就各自跑回去”，谭抱怨说，“我只能找个人管着他们。”这样的工作状态，结果只能是工厂倒闭。

　　谭勤法现在在村里，每天帮着村里建房的人装水电。到了年底，村里建房的人多了起来，为他提供了充足的业务。采访过程中，他接了个电话，“我老婆也失业了。”他老婆打工的厂子刚倒闭。这让他等待妻子回家过年的心情坏了，“不知道明年会不会饿死”。他明年的计划是，先在家里继续做水电工，观望一阵，等形势稍微好转再出去。

　　古村里的“金融海啸”

　　很难想象，像他这样的农村青年，会关注国际原油价格

　　在铺上水泥以前，澄江村的主要道路都是鹅卵石铺的。客家民居以谭氏宗祠及其周边各房各口的二十来个祠堂群为中心，错落地分布在山腰上，每家每户的房子周围都有一条排水沟，雨水沿着水沟流经田地一路往下，汇聚在贯穿村子的小溪里。

　　这套精密的排水系统，让村里的才子谭勇华相信，自己的村子是先人按照城邑的模式设计的，就像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一样，澄江在千百年前也是一座小城。

　　他的父亲，村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在乡中学任教一辈子的老教师谭芳兵，则乐于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讲述文天祥的故事。这个载于《于都县志》的传说大致是：文天祥中状元前，曾受惠于澄江村。金榜题名后，文为了感恩，特意为澄江修了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和城墙，并为谭氏族谱撰写序言。现在城墙已被拆毁，城门也只剩下东门。

　　这个细节或多或少佐证了澄江曾经的富庶，也反衬出古村今日的匮乏。人均三分地当然是导致澄江贫瘠的现实背景，但深入这个村庄的打工史会发现，像其他村庄一样，国家因素才是左右古村命运的无形之手。

　　农历新年将近，何九生提着个烤火用的风笼，颤巍巍地坐在村卫生所门口晒太阳。39年前的1970年，这位泥水匠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带着做活儿的工具脱离公社，跑到比于都人少地多的广昌县打工，一天能挣1块多钱，每天交几毛钱公积金给大队作为劳动力的补偿，于是他成为这个打工大村里公认的最早出去打工的先驱。从他开始，一个稳态的村庄结构开始动摇。

　　阳光从天井照到屋子正中的排水池中，把房子分隔成明暗交织的两部分。坐在客家房屋典型的十字厅里，没有去打牌的28岁的谭东祥，便以另一种方式在等待农历新年——议论村里打工者提前回来的国际背景：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北欧岛国冰岛破产……

　　谭东祥在东莞一家电子企业做销售，“连业内著名的苹果公司都减产了四成”，他所在的企业受到的影响是显然的，无事可做的他前几天刚刚开着自己的比亚迪跑了回来。在谭的观察中，东莞最先对这场危机有所感觉的是制鞋业、纺织业和玩具制造业，因为在六七月份就有老乡开始叫苦不迭。

　　同样在东莞打工的谭福荣也注意到，那时东莞的物价开始上涨，开始听专家分析说是与奥运有关，但是等奥运结束以后，他所在的毛织厂的生存压力就越来越大。现在靠几个合作很久的大公司的订单撑着。在里面做些杂活的他工作不必像以往那样繁重了。很难想象，像他这样的农村青年，会关注国际原油价格这样的数据，但事实是，油价与他所在工厂的效益息息相关。

　　这个以外销为主的小厂，现在接订单变得小心翼翼，“有的厂子给你下单，刚给人做好发货过去，对方没来得及结账就倒闭了”。美元的持续贬值，成为厂子利润下滑的另一个原因，“外销货都是用美元定价的，美元贬值，单子大，影响还是很大的”。

　　谭勇军开着自己的东风日产，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同一天到达村里。1979年出生的他原来在于都县政府工作，2003年开始兼职做布料生意，两年后到东莞全职创业，与朋友合伙成立一家公司，直接与外资企业打交道。

　　谭勇军没算过今年具体亏了多少，但估计不会很多。大学学经济的他预计这此次危机不会持续很久，因为1998年的经济危机也只持续一年多就慢慢好转。他还认为自己卖的布料属于必需品，“鞋子烂了总要穿，只不过是，来自美国的订单转移到其他国家，不可能因为经济危机就不穿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