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聚氰胺之谜远未解开，到底会否给娃娃们留下后遗症？谁也不敢打保票。这个春节，结石宝宝的家长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愿望：对于孩子未来的健康，他们希望有关方面早日给出一个严谨科学的答复

　　本刊记者/严冬雪 文/李赫然

　　廖明波家的鼠年春节过得混混沌沌的。女儿廖思瑶因为肾结石、膀胱结石，已经开刀动过两次手术了。但第二次手术3个月后，复查却发现孩子体内仍有大量结石——谁也说不清石头是怎么来的。而廖家已经为这些凭空出现的石头，搭进去了8万元债务。

　　鼠年春节后又过去了大半年——2008年9月，廖明波才知道了“三鹿”的事情。看着家里一只只喝光的三鹿奶粉包装袋，他终于知道这石头不是平白冒出的。

　　隐忧

　　2008年11月，4岁的廖思瑶第三次开刀取结石。明晃晃的手术刀轻轻划破孩子的幼嫩肌肤，探向肾脏深处……父亲廖明波撩起小思瑶的上衣，女儿左腰上那道长达20厘米的伤疤仍旧横在那里。

　　但这并不是结束，一个月后，小思瑶又一次接受了手术。由于反复开刀会影响孩子肾脏发育，医院不得不采取微创手术。这台手术具有局限性——取出的石头装满了一次性纸杯的底部——这仍只是孩子体内的80%的石头。剩下的石头，无法取出。

　　医生说，孩子肾脏内的结石为多发性肾结石，目前已无法治愈。只能保守治疗，定期复查，用药疗与食疗缓解石头的增长速度，等到孩子发育成熟，才能取出剩下的石头。

　　而廖思瑶今年才4岁，将要伴随她的是肾脏里的十几颗定时炸弹，和十几年漫长的等待。

　　“能借的都借了。”孩子父亲说。廖明波是湖北监利县农村人，一名退伍兵，曾在广东的一家公司打工，当保安。从2005年7月开始，为女儿治病的几年间，他借完了亲朋好友的钱，变卖了家当，贷了农村小额贷款，欠了一屁股债。

　　年关将至，廖明波不怎么出门，“欠人家的钱还不了，人家问起孩子的情况我都不好意思说。”但他在家里并不闲着，外面的世界里，奶粉赔偿的事情议论得正热，有的家庭已经拿到2000块的补偿，也有传闻，说像廖思瑶这样的重症患儿，可以得到3万块的赔偿金。

　　但无论是2000元还是3万，对于用掉了十余万的廖明波，都是杯水车薪，更何况，他还没接到领取赔偿的通知。廖明波于是天天坐在家里打电话。

　　“找过县卫生局、工商局，他们都推来推去的。”2008年9月，三鹿事件曝光，廖明波终于知道困扰孩子三年之久的病痛是由奶粉而起，不巧的是，这时候廖思瑶刚满4岁。面对“只限于三岁以下的儿童”的免费方案，廖明波悲从中来。他开始频繁地向监利县的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但情况往往是“我们会向上面反映反映”后就没了下文。难道孩子的结石还要遭遇“年龄结石”的又一次阻拦吗？2009年1月2日，和全国各地的几十位家长一起，廖明波去了北京，他们要去参加“结石宝宝之家”网站的发布会。

　　从北京回来后，廖明波接到了县长打来的电话，“小廖呀，你跑到北京去干什么呢？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挨了批评，电话那头，廖明波有点不好意思了。

　　但问题真的解决了一些。廖明波发现，再往卫生局、工商部门打电话时，电话那端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弯。

　　2009年1月12日，在县长办公室里，廖明波见到了县委书记、县长、卫生局、工商局、农村合作医疗部门、民政局等多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县长当场表态：等上面的企业赔款拨付下来，马上给廖家赔偿，县里的农村合作医疗也会想办法报销之前的一部分医疗费用。

　　不只如此，会面当天，县民政局就派人到了廖家，送去了2000元的慰问金。这一天，长年为孩子的病奔走得心力交瘁的廖明波得到些许的宽慰，“县长发话了，我还是很相信这个承诺的，最起码已经见到现钱了。”

　　但这并非问题关键。廖思瑶是家中的独女，那十几颗未能取出的结石折磨着孩子的身体，也一刻未停地折磨着全家人的心。廖明波说，他现在一想到曾划开孩子身体的手术刀，就觉得仿佛刀悬在了自家房梁上，不知道石头什么时候还会再长，不知道已经长出的石头什么时候能出来。

　　守望说法

　　“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不是赔钱的问题。”周雄语气急促，“真的，钱的问题都是之后(再讨论的)。”湖北省赤壁市的周雄，凌晨一点仍辗转无眠，自儿子周一哲生病以来，他每晚到夜里两三点才能入睡。

　　与小思瑶一样，一岁的周一哲身上也划了三刀，体内的“结石炸弹”也还未能排出。2008年6月，命悬一线的周一哲被赤壁市人民医院拒收，紧急送往武汉市儿童医院抢救。三天内，孩子动了两次手术。

　　彼时，三鹿事件尚未曝光，周雄为此背上了两万余元的债务。无奈，爱子如命的他只能抛下孩子，交由老人看管，自己和爱人外出打工还钱。

　　三个月后，三鹿事发。想起当初孩子出院后自己仍给他买了大量三鹿奶粉，周雄泪如雨下。这三个月来，周一哲不时出现小便断续的症状，医院的答复是孩子体内泥沙性结石不能完全排空，需要继续观察。尽管孩子才九个月大，周雄却赶紧给他办了周岁生日，冲喜。

　　周雄和爱人在苏州打工，每个月能挣一千多，正好糊口，但还钱却遥遥无期。

　　得知奶粉事件的赔偿要开始了，周雄开始去找市卫生局，却被告知他应该在孩子就诊的武汉市儿童医院登记，赤壁市当地不予登记。对此，周雄愤慨难平，“卫生局说，我们市没有重症患者，你们家的重症孩子应登记入武汉。”

　　1月2日在北京的结石宝宝家庭发布会，周雄也去了。回乡后不到一周，赤壁市民政局给周家送来一万块特困救助金。

　　这一万块钱没能压下周雄心中的恐惧。尽管孩子体内的结石尚未排净，周雄却已四个月没有送孩子去查体了。“胆被吓破了。”周雄说，儿子正在感冒，他担心做B超时要掀衣服会让儿子感冒加重。

　　“每到凌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有种非常大的恐惧，生怕孩子出点什么问题。”周雄说，他现在每做一件事之前，都要反复思量会不会给儿子造成很大伤害。想要给孩子来次全面的体检，却又听说一些体检项目会给肾脏造成伤害，于是作罢。他甚至不敢送感冒的儿子去看病。“不敢去打针吃药，盐水、药品对肾都是负担，怕我们小地方用药不规范。”

　　这一天，周雄弟弟给他打电话，听到周雄声音有点低沉，就立即紧张地问道：是不是孩子又出了什么问题？周雄大骂弟弟，嫌他说话不吉利。一边骂，一边难过：跟他一样，全家人已经都有些神经兮兮了。

　　到底三聚氰胺是个什么东西？到底是否能保证它不会对孩子今后的生活造成影响？政府为什么不能给出一份明确的病理学报告？周雄说，相比起钱，他格外需要的是一份心安。他说他宁愿不要传言中的3万块赔偿，但是却一定要得到来自权威声音的保障。

　　现在，周一哲的每一次便溺，对于周家都是一次考验。

　　遥望赔偿

　　与廖思瑶和周一哲相比，河北省石家庄的杨(化名)似乎幸运了很多。她喝了五袋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就曝光了。由于杨的结石大小没有达到收治住院的标准，于是开始了保守治疗。所谓的保守治疗，就是在家多喝水、仔细观察，然而至今也仍没有将那枚结石排出体外。

　　快到年关了，看着孩子的病情一直还是老样子，杨的妈妈武女士感受到的心理压力比较大：“孩子这么小，而且这个东西对人体的危害还是没有权威的发布。”杨经常生病，感冒发烧，肠胃消化功能也不太好，虽然并没有结石直接引发的肾积水、肾衰等症状，但是和其他结石宝宝家长一样，武女士也会疑神疑鬼，不自觉地将病情和结石联系起来。

　　这一心情引起了绝大多数结石宝宝家长们的共鸣。“结石宝宝之家”网站的创办者赵连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1月2日，本应在大兴区某酒店举行的发布会被迫中止，他和周雄等几位家长被带去与大兴区区长见了面。

　　这次会面的结果是，区长承诺，若家长们对现有的赔偿方案不满，将在1月15日之后启动沟通对话谈判机制或诉讼方式解决。而赵连海则需要保证在15日之前，就毒奶粉赔偿方案不公开发表反对意见。

　　当时也在场的周雄因此很高兴。“那个区长的态度很好。”和很多家长一样，周雄认为，政府在赔偿方面都已划好了明确的时间表，那么对于三聚氰胺的权威研究应该也不远了。

　　因为15日的承诺，周雄和廖明波都在家等着，等着结果，也等着过年。去年春节的时候，周一哲刚满周岁，周雄抱着怀里的大胖儿子满村转悠，羡煞了乡邻。每到一户人家前，都有人给周雄怀里的大胖儿子放几只烟花，28岁的周雄也格外得意。

　　回忆起那个春节，他的目光充满柔情，“我特别爱小孩，平时抱起别人的小孩都能玩好久。到了28岁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实在太高兴了。孩子诞生的时候，我都忍不住对爱人说‘我太爱你了’！”周雄说，28年来，那是他过得最幸福的一次春节。

　　而今年春节眼看着就在跟前了，周雄却还没开始过年的打算。因为要挣钱还债，周雄的爱人还留在苏州打工，暂未回家，只留了周雄在家里，等待15日的结果。还没开始办年货的周雄说，今年过不过节已经不重要了，比起春节，儿子更重要。

　　廖明波则乐观得多，因为县长、县委书记的承诺，还有民政局“2000块的现钱”，他对这个春节充满期待。

　　而武女士则决定不再像往年一样到处去拜亲戚、旅游了，“就在家专心带孩子吧，希望年前能把结石排出去。”

　　像天下的每一位母亲一样，武女士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带着好运走入新的一年，把疾病和痛苦留给过去。

　　“要搞清楚被污染奶粉对人体的危害性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需要国家聚集最尖端的人才，跨学科进行研究。不论从资金和时间上来说，都将会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目前已做的关于三聚氰胺的动物实验，在中山大学毒理学教授陈雯看来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三聚氰胺之谜远未解开，到底会否给娃娃们留下后遗症？谁也不敢打保票。这个春节，结石宝宝的家长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愿望：对于孩子未来的健康，他们希望有关方面早日给出一个严谨科学的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