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春晚变形记

    -编者按：在“山寨”风暴席卷中国的2008年，一位喜欢刺激的“京漂”和一份雄心勃勃的造星计划，被赋予草根狂欢、解构权威的含义，而如愿以偿地被推到了聚光灯下，成为山寨春晚潮里，最受瞩目的一例。

　　但在看客起哄、舆论挟持、资本引诱以及行政干预等因素影响下，它不得不背离山寨文化的初衷与本质。

　　一份造星计划

　　“我们的春晚代表了人民群众的需求。”

　　2008年12月29日，北京长安街上，“山寨春晚”总导演老孟正驾驶着他的白色面包车混迹在车流中，招致了极高的回头率——两条充满反叛精神的横幅贴在车外，上书“向央视春晚叫板，给全国人民拜年”。

　　老孟一手打着方向盘，一手将响个不停的手机交给旁边的助手——找他的记者太多了。

　　车内凌乱的物件很好地说明了主人的身份，一件熨好的白色礼服，一扎散落的胶花，一台便携式摄像机——老孟是一个婚庆摄影师。

　　面包车拐进一条偏僻的小巷，一个高大的摄影师热情迎接了老孟，他今天要为一份杂志拍摄封面照。最近一个月里，这位34岁的男人已经习惯了频繁的聚光下的生活。随着他的“山寨春晚”名声鹊起，他已经被塑造成草根精神的代言人和一个挑战权威的文化先锋，引领“人民的狂欢”。

　　“我们的春晚代表了人民群众的需求。”在现场接受杂志记者的采访时，老孟笃定地说。

　　老孟原名施孟奇，四川达州人。2001年，他只身来京闯荡，在过去7年的“京漂”时光里，起码换过10种以上的工作，家政、IT、票务、培训、会展……“我喜欢刺激，而且不断变换对事物的兴趣。”

　　但他最大的梦想却是做一个策划家，尽管在偌大的北京，他的才能只能局限在一些车展、婚礼和民办学校招生等方面。他不甘心。

　　一年多前，他似乎找到了新的方向，开办了文化公司，并认识了一些娱乐圈的朋友。已有文化部演出经纪人资格的老孟希望在娱乐圈一展拳脚。

　　这个冬天，在一次赴郑州参加婚礼的途中，他在盘点过去一年娱乐事件时发现，2008年是新人贫乏的一年。这是一个不错的信号，那意味着短期内在造星领域将缺乏有力的竞争者。

　　“我了解媒体在关心什么。”老孟说，“我也知道该如何制造热点。”这种自信来源于他长期对互联网热点事件的关注和分析，他自诩通晓里面的道道和必备元素。

　　他把目光放在一个朋友身上，对方是一个流浪歌手，性格散漫但才华横溢。他要捧红他。

　　时值“山寨文化”横行全国，关于“央视春晚”的新闻也渐夺人眼球。作为中国最具规格、收视率最高的垄断性节庆节目，春晚也因过分商业化、程式化、脱离群众而连年遭遇非议。这些来自民间的抵触心理，符合了“2008山寨年”解构权威的一些潮流特点。

　　“山寨春晚”的组合构思应运而生，“它一定能火”。老孟当时判断。在下火车之前，他想好了口号——向央视春晚叫板。“央视是阳春白雪，我们就做点下里巴人的东西。”

　　摄影棚内，镜头再次抬起，草根代言人老孟露出了职业化的笑容。

　　尊敬的导演，我……

　　这个素不相识的老孟，这个看起来声望日隆的 “山寨春晚”，给了他一次最近的机会。

　　装卸工韩祖荣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在老孟潇洒地穿行于长安街的那个早上， 这个30岁的河北农民正坐在城南郊区一间没有暖气的出租屋内做着哈姆雷特式的选择。他一旁放着一沓收集工整的报纸，上面铺天盖地的关于“山寨春晚”的报道 让他心跳加速，另一旁则是他亲手写给2009年“央视春晚”导演郎昆的信——“尊敬的导演您好，我怀着激动而内疚的心情给您们写这封信……我在大兴区做装 卸工，但是我酷爱音乐，每当自己完成一首作品，做再苦再累的工作，心中也是快乐的。我有三首歌，是我对战友、父母、四川人们的想念、感恩和挂念……”

　　12月4日，在工整地抄写了一遍之后，韩祖荣把这封信送到了央视春晚办公室。此前他已经往那里寄去了他的原创歌曲，但一直毫无音讯。他希望最后一博。

　　一个客气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说一定会把信转交到郎昆导演手中。韩祖荣忐忑不安地又等了一个星期，依然没有音信。“我只是想要一个机会，一次就够了。”他感到绝望。

　　从郑州回到北京后，老孟为自己横空出世的伟大创意而激动，他决定暂停目前所有的业务——一家婚庆公司和一个主持人培训机构。他把组委会设在立水桥旁 一个13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接着建立了博客，还拉了几个文艺圈的朋友来帮忙。但这番苦心孤诣的安排，却得不到原定主角，那位流浪歌手的响应——对方的 文化公司刚倒闭，债务缠身。

　　老孟决定不等了。11月底，他花了140元在面包车上贴上了“山寨春晚”的宣传横幅，穿行于大街小巷。“我需要从社会上发掘优秀节目和能人。”老孟说，“而且，这能吸引记者眼球。”

　　11月28日，《京华时报》记者接到一位老人的电话，说有辆奇特的面包车在街上跑。

　　记者李慧博在一座小区楼下见到了老孟，“他给人的感觉很憨厚老实”。半个小时的匆匆采访中，老孟侃侃而谈，“这场山寨版春晚，是为了让北京底层老百姓，特别是过年不能回家的农民工、大学生朋友们能欢聚一堂，过个热闹年。”

　　“你弄什么我也弄什么，但我有些地方还比你强。”老孟当时说，“我有信心和央视比创意。”他还特意创办了CCSTV(中国山寨电视)网站，看标志都瞄着CCTV。

　　采访结束后，老孟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朋友丁嘉伟(后来山寨春晚的节目总监)，兴奋地说记者来采访了。丁笑他说：“老孟，这下你要红了。”

　　果然，新闻稿《市民欲办山寨版春晚叫板央视》于次日见报后，网站马上疯狂转载，两天后，媒体大军蜂拥而至。“PK央视”、“颠覆传统”、“全民娱乐”、“草根文化崛起”等词汇占据重要版面，网民也一片叫好声。

　　一个喜欢刺激的男人和一份雄心勃勃的计划，就这样如愿以偿地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韩祖荣无意间瞥见这一千字报道，觉得“这个创意太伟大了”。他要去找老孟。

　　这个时常笼罩在失败感当中的农民，此前每天在批发市场装卸蔬菜，妻子则在一旁卖一元一杯的自磨豆浆。他有着传统男人的理想，这从他出租屋里两张贴画可以看出——一个可爱的孩子和一辆名贵轿车。

　　虽然热爱唱歌，但初中辍学的他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艺术教育，至今仍不识谱。凭着天生的乐感，他在过去10年时间里用默念的方法创作了近20首歌，并坚信自己终有一天能成为舞台上最闪耀的明星。事实上，这也被他视为摆脱贫穷最快捷有效的方法。

　　2002年，为见歌手韩红，韩祖荣丢弃了家中5亩薄田，只身来到北京，照着对方专辑背面的地址寄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后来又想见田震，他拎了一个铺盖就睡到了对方公司门口，结果被保安撵了出来；再后来，他还当了一段时间的群众演员，却始终沾不上一点文艺圈的边。

　　现在，这个素不相识的老孟，这个看起来声望日隆的“山寨春晚”，给了他一次最近的机会。

　　“赞助”风波

　　“每当有公司代表前来，老孟就把对方请进单独的房间，并拒绝现场媒体旁听。”

　　12月11日，韩祖荣按照报纸上说的地址找到了“山寨春晚”组委会。

　　他被眼前的场面吓了一跳。人龙蜿蜒到门外的走廊，报名的演员陆续而来，更多的还是记者。他规矩地站在玻璃门外，一个眼尖的摄影师发现了他。

　　在记者们的要求下，韩祖荣就地展示了他的歌喉。一个戴眼镜的短发男人从里面闻声而出。他就是老孟。“小伙子不错。”一曲唱罢，老孟拍着他的肩膀大 笑，简单问了一些情况后，就叫他回家等消息。由于太过紧张，韩祖荣回到家后才想起竟没向老孟说声“谢谢”。《京华时报》的报道刊发后，老孟的电话很快就被 报名的人打爆了，他们是民间艺人、专业歌手、地方笑星、绝活高手、书画家、摇滚乐队……其网站也因点击率过高而换了几次服务器。

　　只消半个月时间，组委会就收到了七百多个节目。老孟不得不在网站上发布了通知，提前终止节目征集。

　　包括美联社在内的境外媒体也来采访老孟。他开始不亲自接电话，交由助手安排预约。12月23日，在一个滔滔不绝的记者面前，老孟竟然累得睡着了。远在老家四川的父亲看到儿子的新闻，也赶了过来，说要帮他“把好政治关”。

　　老孟在不断修改他的计划。他试图洽谈几家大公司，但外地演员赴京费用仍无着落。这一块的预算已经从原来的两三万元飙升到五十多万元。他在网站上发帖《老孟挺着急的事》，呼吁社会支持。

　　另一些人找上门来。他们是企业、酒店、文化公司、策划团体以及艺术商人，他们嗅到了商机。每当有公司代表前来，老孟就把对方请进单独的房间，并拒绝现场媒体旁听。

　　老孟说，很多企业向他提出种种苛刻的要求——垄断冠名权，花钱上节目，进组委会，或以现场标语、领导讲话和奖品形式等打软广告。一个文化公司干脆把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摆到老孟面前，希望他把“山寨春晚”打包转让。

　　商业气息渐重的“山寨春晚”开始吸引外界在法律层面的关注。一些法律人士说，“山寨春晚”涉及营利，已有营业性演出的色彩，并涉及侵权。

　　老孟回应：晚会不营利，不假唱，并聘请了专门的律师顾问。

　　12月中旬，北京一家报纸曝出“山寨春晚拉到百万赞助”，让老孟顿时负上敛财的嫌疑。媒体开始倒戈，称其已沦为商业闹剧。在老孟受邀参加湖南卫视一档谈话节目时，南开大学教授周志强更直言不讳地对他说：“山寨文化就是新的圈钱文化。”

　　“都是媒体误导的。”老孟说，“我到现在连一分钱赞助费都没有。”他依然坚称晚会不卖票，无广告，无出场费，是一场纯粹的草根娱乐。但很少有人相信了。

　　12月25日，一个过于执着的记者用质问的口吻缠了他整个下午，最后他只好躲进楼下的地铁站里。

    名词解释：山寨与山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