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膨胀

　　“他的感觉不错，有成为第二个王宝强的潜质。”

　　报名试唱回来的那天晚上，韩祖荣夫妇俩吵了一架。妻子埋怨他不务正业。为了练歌，韩祖荣现在开工量不足一半。

　　他说那是艺术，妻子说“做梦”。在一个象征性的嘟囔后，带着对糟糠之妻的愧疚，韩祖荣最终选择了沉默。值得愧疚的事情还有很多，例如他曾花了2000元灌录了一首自创的单曲，背着妻子藏了起来。

　　12月下旬，老孟的助手打来电话，说欢迎他成为“山寨春晚”首个入选演员。韩祖荣竟在电话里哭了起来。

　　韩祖荣的眼泪很复杂。8年前，他曾经有过一段难忘的初恋，因为穷，婚事遭到女方父母的反对。后来他写了一首《我依然爱你》来纪念失落的爱情。 2005年11月，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妻子在一次生病中被迫将怀了6个月的孩子引产。出来的时候孩子还有气，韩祖荣就抱着他躺在医院的长椅子上。医生说他 的妻子今后可能不能再怀孕了。

　　这两件事在不同时期打击了这个男人的斗志。他讨厌贫穷，并发誓摆脱它。他辛苦而忍耐地活着，对未来不敢有太多奢望。

　　但现在，幸运之神貌似一夜降临。“他的感觉不错。”山寨春晚节目总监丁嘉伟说，“有成为第二个王宝强的潜质。”

　　12月28日，按照组委会的安排，两位摄影师到韩祖荣家里给他拍一段小纪录片，将来在他演出的时候同步大屏幕播放，增加现场感染力。

　　货车上、报摊旁、邮局里……韩祖荣走到哪里，两个镜头就跟到哪里。他还在路边即兴唱了一首，两个摄影师一边拍摄，一边叫好。

　　工友和邻居没见过这架势，以为韩祖荣出了名，都围过来看。他谦逊地笑着。后来房东特意请夫妇俩吃了一顿水饺，那种器重有加的眼神让韩祖荣感觉非常好。

　　他对记者说，最近总有种错觉，仿佛他已经踏上了那光明的大道。他在台上忘情献唱，台下欢声雷动。他甚至开始幻想“红”了以后，要给母亲拍部电影。

　　从700个节目中筛选至100个，再选择50个，最后压缩至35个……这让老孟倍感痛苦，好节目实在太多了。但老孟考虑得很远，在与赞助商的一次交谈中，他提出了他的设想：那些没选上的优秀节目还可以组成其他风格的晚会，进行商业演出。

　　他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安全：要避开一切可能出现的侵犯版权等纠纷，以及一切政治风险。曾经有个以“正龙拍虎”为主题的相声段子前来报名，写得还不错，但直接被筛选掉了。

　　“他早就做过这方面的市场考察和评估了。”一位要求匿名的组委会成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山寨春晚的目标是至少捧红2名主持人和5名歌手或演员。”

　　该成员还透露，老孟名下有五六家文化公司，都是空壳的。等“山寨春晚”的一些演员走红了，就以这些公司的名义和他们签约，操盘商演。

　　但对于这些内容，老孟本人一直讳莫如深。

　　12月13日，一个长发男人走进了老孟的办公室。对方是贵州卫视特别节目部制片人胡庶，他在网上看到了老孟的山寨春晚，“感觉很振奋”。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创意行。”胡庶说。他在贵州电视台拥有独立的工作室，制作的纪录片和电影多次在国外获得好评。

　　老孟欣然欢迎胡庶前来。“大家有一见如故的感觉。”胡庶说。

　　共处5天后，双方达成了合作转播的意向，并一致认同这将是一次愉快且双赢的结合——贵州卫视借助“山寨春晚”的超高人气形成品牌效应，后者则拥有前者覆盖的5亿观众。

　　短暂的蜜月

　　老孟的父亲见过大风浪，心里头明白：“八成是上头来什么指示了吧。”

　　12月18日，山寨春晚新闻发布会召开。

　　老孟特意挑选了“鸟巢”旁的一座大厦，在被数十家媒体挤满的大厅里，他难抑内心的兴奋，从原来一个人的创意到现在拥有上亿观众的热点盛会，他觉得这一程已走得足够漂亮。

　　“这是全国人民办的晚会。”发表演讲时，老孟几次脱稿，不时抱拳作揖，“我有绝对的信心相信她能成功。”

　　发布会上，老孟和胡庶签订了电视转播意向协议。贵州卫视将为山寨春晚提供专业化支持，除了提供在北京的影视基地外，还从艺术、技术方面进行指导。

　　胡庶向老孟建议，为避免“山寨”带来的负面含义，将“山寨春晚”更名为“草根春晚”或“平民春晚”更合适，并从电视台的角度对节目播出时做一定的审查。老孟言听计从。

　　此外，在胡庶“要谦虚、务实”的建议下，老孟撤下了网站上“叫板”、“PK”等激进标语，并在多次在公共场合表示“要向央视春晚学习”。

　　“叫板不是挑战，不是对抗，就是一起玩，不同方式的玩。”从这时期开始，老孟开始对媒体玩起文字游戏，“我们和央视春晚没冲突，他们是全国水平最高的晚会，是老大。”

　　这些都被后来媒体视为“山寨春晚”被招安的标志。老孟则反驳，电视台只是提供转播平台，节目选择权还是在组委会手上。“山寨春晚不会变味。”

　　和老孟一样兴奋的还有韩祖荣。在邢台老家那个闭塞贫穷的小村庄里，上网还是陌生的高科技，但上电视却绝对是一等一的光荣。

　　也就是说，母亲和乡亲们在2009年1月25日正式演出时，只需借助屋顶的“大锅盖”就能看到他表演。韩祖荣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像孩子般卖了个关子，准备把惊喜留在最后时刻。

　　只是一个周末假期后，胡庶甚至还没来得及具体部署下一步工作，电视台收到了一份指示，大致内容为广播影视机构不要与山寨类节目接洽。

　　这无疑是一张“军令状”。为挽救和“山寨春晚”的合作，贵州电视台一名副台长和当地主管机构的一位领导立即进京，并递交了书面解释。

　　胡庶也抱着“等等看”的心态暂时不向老孟交代。

　　老孟已经有所觉察了。原本约定好要做的电视访谈节目突然没了下文，电视记者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老孟的父亲见过大风浪，心里头明白：“八成是上头来什么指示了吧。”

　　过了数天，在确定没有回旋余地后，12月27日，胡庶向老孟说了实情。电话那头，仅持续了不到一周的兴奋戛然而止。

　　“整台晚会的转播肯定没有了。”胡庶说，“但不排除个别优秀节目会在某些栏目里播出。”

　　双方和平解约。糟糕的事情还没有结束，贵州卫视的退出带来一种莫名的心理真空，企业撤销了赞助意向；一些演员要求退演。就连组委会内部，也出现了消极情绪。

　　曾做过“山寨春晚”艺术顾问的词曲作家、特型演员施咏之最后选择了退出，他对记者说，“节目水平太一般，而且他(老孟)又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现在，施准备另起炉灶办一台“人民春晚”，与老孟唱对台。

　　老孟和父亲的争执也多了起来。父亲唠叨说：“年轻人要懂政治，别风头太露。”每当这时，老孟都是摩挲着他的头发，默不作声。

　　“老孟最难受。”一位组委会成员说，“不是他的错，却全让他扛。”

　　老孟又回到了初期的状态，他整天开着面包车频繁地看场地、看灯光音响，同时也保守着合作缘何中止的秘密。

　　这么近，那么远

　　一场轰烈的山寨春晚，不管当事人承不承认，已经和一场平素的有偿演出，日渐无异。

　　韩祖荣看不懂这一切。“怎么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呢？”得知电视不转播了，他有点不满，有点无奈，更有点宿命感，“总是无法完美”。

　　他曾经飘起来的心如今又落了下去。

　　2009年1月6日，组委会通知韩祖荣去签演出保密协议。他第一次和这么多即将同台的演员见面，后悔没穿得光鲜些——旧皮鞋，打补丁的西裤，外加一件露着线头的羽绒服。

　　而那些人则或浓妆艳抹，或大方得体。两个穿着宽大衣服的街舞青年如怪物般地看着他。一个新来的保安过来说，没什么事就别待在这。韩祖荣涨红了脸说，我是来签约的。

　　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一个律师打扮的人正逐条解释条款的意思。身边不时有人提出异议，争取权益，但一点也引不起韩祖荣的兴趣。“只要能上台，你们把 我卖了也行。”韩祖荣嘟囔着，随手签上了名字。这些协议分两部分：一是本次山寨春晚的保密协议，二是日后进行商业演出的意向性协议。

　　会后，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找了一帮久违的农民工朋友。8个汉子躺在集体宿舍的床上，说黄段子，说女人，说挣钱，然后喝酒，大笑。这一个月来，韩祖荣心里从来没有这样踏实过，不管怎样，他签约了。

　　但在电视里露脸的愿望落空了，还是有些难以释怀，“有时候以为走了很远，一回头却还在那里。”

　　而就在韩祖荣签约的那天，老孟也把演出场地最终确定下来，一个超大型的度假山庄。对方包揽了表演场馆、演员住房、饮食等所有开销，日耗数万元。而山庄也借机推出一个“泡温泉、看春晚”的宣传，为迎接春节消费潮造势。

　　一场轰烈的山寨春晚，不管当事人承不承认，已经和一场平素的有偿演出，日渐无异。

　　小插曲还是不断出现。1月5日一个自称是记者的人硬拉着老孟开着印有“叫板”的面包车到央视新大楼前拍照。这一多少具有挑衅性的行为，老孟竟也配合做了。回来之后，父亲斥责儿子“太幼稚”。对于经历了太多风波的山寨春晚来说，一切正变得脆弱而敏感。

　　现在，两家网络公司已答应届时为山寨春晚提供网络直播服务。从1月15日开始，所有演员都将进入封闭式排练阶段，如果不出意外，直到1月25日除夕晚上9时09分正式演出。

　　“我时刻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老孟说，但言语间满是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