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游戏规则”

　　——专访中国外交部条法司司长段洁龙

　　《环球》杂志记者/辛省志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再次向世界打开了大门。大门外，是与我们一度隔绝的国际社会。在这个外面的世界，一套“他们”编制的游戏规则——国际法已丰满起来。任何一个新来者要进入这个“圈子”，首先就要熟悉这些游戏规则。

　　30年来，中国对于国际社会这套规则的适应可以说也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然后在加深理解和参与的基础上逐步融入了国际社会，到今天成为国际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成员。

　　而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世界政经格局的不断变化，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法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发展中国家和不少发达国家都曾发出过对现行国际体系进行改革的呼声。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视野的不断拓展，中国人对现行国际游戏规则的局限性也深有感触。中国外交部主管国际条约法律事务的条法司司长段洁龙最近在接受《环球》杂志专访时表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不仅要切实遵守国际法的现有规则，更要积极参与到制定国际法新规则的进程中去。

　　国际法与中国对外开放

　　《环球》：在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对外交往中，国际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段洁龙：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可以说是与国际法紧密相关的。历任中国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国际法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作用。

　　早在1978年12月中央确定改革开放方针前夕，邓小平就指出“要大力加强国际法的研究”；1997年12月，江泽民号召各行业的同志都要学习国际法知识，为改革和建设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在新形势下，胡锦涛提出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理念，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还首次明确提出“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准则”。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表明，中国重视和善用国际法，在中国面向世界、融入世界和影响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仅参加了20个国际组织和30多项国际条约以及5000多项双边条约。而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参加了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缔结了300多项国际条约和15000多件双边条约，近几年缔结的双边条约更以每年500至600项的数量递增，成为主要国际机构和国际谈判中不可或缺的一方。

　　通过国际法体系这个平台，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相应的义务，既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也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环球》：能否为我们介绍几个中国外交部条法司曾参与的国际谈判的具体事例？

　　段洁龙：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比如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们积极参与该公约的制定进程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比如在反恐领域，我们参与了《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等多项条约谈判。我们还推动缔结打击“三股势力”的双、多边条约，包括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已参加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在司法协助领域，截至目前，我们协同有关部门一起与近60个国家谈判缔结了103项双边民事、刑事司法协助和引渡条约。在国际社会制定《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过程中，我们的提案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边界方面，我们已与14个陆地邻国签订了18项边界条约或协定、12项勘界议定书。在环境领域，我们参与的相关谈判进程接近20项。

　　近期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有气候变化问题。其实国际气候谈判由来已久，上个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就开始了气候变化问题国际谈判，1992年和1997年分别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

　　外交部条法司作为条约主管部门，参加了上述公约和议定书缔约过程中的政府间谈判，并组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历届公约和议定书缔约方大会。在目前的“巴厘岛路线图”及相关后续谈判中，条法司正与其他单位合作，研究准备中国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方案，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形势综合研究，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还有跨界水资源利用问题。中国与邻国共有80多条跨界河流。这些河流婉转绵长，不仅为相邻两国人民带来舟楫渔牧之便，更是联系各国人民友谊的纽带。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跨界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愿同有关邻国一起努力，将跨界水建设成为生态良好、开发科学的互惠合作纽带。

　　中方主张，上下游国家在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时，要顾及双方各自水资源开发主权权益，保障各自人民用水的基本人权，同时要符合合理利用、科学开发等可持续发展要求。

　　近年来，中国政府务实推进与有关邻国在跨界水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并取得了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