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曾派人谈判收购客运站

　　2008年12月底，记者前往广汉，走访了荒废的三星堆客运站，和其他3个正在营运的客车站。

　　在荒废的三星堆客车站里，随处可见带有古蜀文明元素的饰品，所有台面都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停车场满是杂草，车检系统已经开始生锈。

　　而广汉的其他3个车站都人满为患，候车室狭窄，随处可见痰渍和果皮，临时搭建的车棚上有几处漏水，并且其中两个车站都没有启用行李安检设备。

　　一位到三星堆遗址参观的游客对记者发出疑问：“一个旅游城市，为什么不建个好一点的汽车站？”

　　自己建的汽车站不能正常运营，黄德武分析，与老车站无法撤销有关，“老车站的员工不少，很多人都抱着‘铁饭碗’，车站撤销了之后，政府没办法给他们解决工作，我的车站肯定只能接受一部分踏实能干的，养不了‘闲人’，很多连带关系，让政府没办法下手。”

　　一群在三星堆客车站花园里锻炼身体的大娘，也告诉记者类似的信息。大娘们对记者说：“要是把老车站撤销了，老车站的人要闹，那么多年龄大的，哪个来养？”

　　黄德武向记者透露，在这几年索要经营权并要求“三站合一”的过程中，曾经有广汉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找他“做工作”，希望他能把车站整体出售，还“主动”为他联系到了买家。

　　“建设预计花费3300万元，但按照一级车站的各项要求，我实际花了5900万元。”黄德武在报出5900万元的造价时，“政府的工作人员并不相信”。

　　在长时间讨要经营权无果的情况下，黄德武打算退出，2006年9月他向广汉市政府表达了可以考虑出售车站的意愿。

　　很快，广汉市政府就派人与黄德武进行商业谈判，而到底谁是买家，黄德武并不知道，政府的代表让他不要多问。黄德武自己调侃，“我在和一个看不见的对手谈判”。

　　接着，广汉市政府代表要求由政府指定一家评估机构，对客运站进行价值评估，双方在评估价的基础上谈判。

　　尽管心里重复着“凭什么相信政府找的评估机构”，黄德武还是答应了广汉市政府代表的要求。

　　评估机构最终给出了总价值3988.84万元的结果，“这个结果对我来说，是亏了近2000万元，我当时决定在这个基础上，让买家加一点价，我亏1000万元左右离场，从此不再跟广汉市政府打交道。”黄德武说。

　　而广汉市政府的代表对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也不满意，黄德武说，广汉市政府的代表说“估价高了！”。

　　一系列谈判，让黄德武和广汉市政府代表达成了2650万元左右的出售意向，在等待政府代表“向上级请示”后，2007年6月，双方又坐到了谈判桌前。

　　黄德武回忆那天的谈判时，对记者说：“政府的代表一进门就跟我说，广汉市委主要领导表示，2650万元的价格还有点高，希望我们再谈一谈，你再做出重大让步，把价格再减少1000多万元。”

　　“听到再减少1000多万元，我一下就火了，这个价格实在欺人太甚。商业谈判竟然变成了领导的行政命令。”黄德武当场拂袖而去，从此再也没和广汉市政府有过正面接触。

　　2009年1月15日，记者致电广汉市交通局的副局长曾昌林，对于客运公司起诉广汉市政府一事，曾昌林表示自己并不是非常清楚。他说自己只是知道有这件事情，记者要了解具体情况，可以看网上对此事的报道，其他情况自己都不清楚。

　　而黄德武告诉记者，三星堆客运站的事情，一直是曾昌林副局长负责分管协调，他对这几年间客运站的情况非常了解。法院开庭前交换证据，曾昌林也到场参加。

　　专家观点：政府应当讲诚信

　　对于用“BOT”模式与政府合作建设车站发生纠纷的案例，四川泰和泰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倪弘律师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案例，牵出了对政府招商引资诚信的考量。在向服务型转化的过程中，政府的诚信程度越高，投资商的信心越足，纠纷往往发生在弱势一方的利益受到侵害以后。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建平认为，此案中广汉市政府的身份既是合同的当事一方，又是行政层面上的一级政府，同时扮演着两个角色。从合同的当事一方来说，广汉市政府违反了合同的约定，没有移交经营权和实现“三站合一”；从政府职能角度来说，进行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为百姓做的实事，条件优良的车站不用，是对资源的浪费，政府难逃其咎，此外，政府有义务为投资者提供好的投资条件，同时保护投资人的合法利益。

　　他认为，本案中投资商已经完成投资行为，广汉市政府现在的所作所为不但代表着合同中的一方，也代表着一方政府的形象，如果此时不能坚持公平、正义、诚信的形象，必然让当地百姓和外来商人对政府的信心下降，从长远来看，实在因小失大。

　　本报成都1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