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刘子超 发自来凤

　　由大洋彼岸刮起的金融海啸，在席卷了美国、日本和欧洲后，早已袭进了中国。看起来，这股风潮是注定要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蔓延的。

　　从更为宏观的立场观察，先是人民币升值和新《劳动法》的颁布，再是由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需不足、欧美订单减少，是直接促成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大批外向型中小企业关门倒闭的直接动因。

　　多米诺骨牌推倒后，最后受伤的，永远是最弱小者——数以亿万计的农民工。近3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之一，是对创造力的尊重和解放，以及劳动力的开放流动，其中，那些同样向往自由和美好生活、从被束缚的土地上向城市流动的农民，是这曲宏大乐章中最跌宕起伏、最扣人心弦、也最动人心魄的一页。

　　但现在看来，这股轰轰烈烈的流动潮可能会暂时停滞下来。越来越多的失业农民工们，正在打起包裹，捆好行李，返回他们久违的故乡。

　　这次返乡，是年关将至、亲人相聚的温馨的亲情之旅，还是世界大局前无可奈何、被动麻木的喘息疗伤？他们还能回到土地吗？如果重新出发，哪里是他们的落脚点？

　　关注他们，也就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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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5日午后，一辆满载的卧铺大巴从广东东莞驶出，开往湖北来凤。

　　当天，东莞白天的最高气温达到15摄氏度，然而卧铺大巴里的乘客却都穿着毛衣和羽绒服。“今天，我们的家乡下雪了，”26岁的张雨南说。

　　如今，他们的人生也在经历着类似的“寒冬”。和这辆车里的大部分人一样，张雨南在“世界工厂”失去了工作，他所在的东莞宏图电子厂因为金融风暴的影响亏损倒闭。没拿到最后一个月的770元工钱，张雨南决定提前回归阔别两年的故乡。

　　在过去的3个月里，因为沿海地区企业倒闭或裁员，来凤县已经有1.6万人提前返乡。这个地处鄂、湘、渝三省市交界处的山区小县，承受着“蝴蝶效应”带来的震颤。

　　进入2009年1月，经营“东莞—来凤”长途客运的老板张亚东不得不将班次加倍，运送那些滞留在候车室里的旅客。“有时候一天发两趟，有时候发三趟，”张亚东说，“生意好做，可心里不是滋味。”

　　同样的情景在其他地方也在上演。自入秋以来，广州火车站的客流量就比往年同期上涨近5成。而在宁波，10月中旬，火车站的日发送旅客量就达2.5万人次，同比增长20%。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透露，从调研情况看，农民工返乡人数，保守估计也将超过1000万人，这一数字占全国1.4亿外出农民工的7%以上。

　　2008年，是全球经济动荡的一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沿海大批出口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陷入困境，而为数庞大的农民工正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事实上，此次返乡浪潮正是我国依赖外需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城乡二元化结构所导致的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有专家称，彻底的应对方式只有重新从全局的角度调整有关政策。

　　经过26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我们的大巴停在了来凤县鑫达汽车场。从进入湘西狭窄的盘山路开始，雪花就漫天而来，而这辆锈迹斑斑的大巴车也经历了数次抛锚。但对张雨南来说，回家的喜悦毕竟还是占了上风。因为以前工厂效益好加班，他已经两年没有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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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雨南家住来凤县翔凤镇车大坪村。他的父母已经去世，妻子和妹妹也在东莞打工。两个月前，妹妹提前回家，而妻子还留在东莞，等待3个月未结的工资。

　　进入车大坪村，可以看到零星散落在山坳间的耕地。因为这个村的主要劳力都外出打工，土地上大都长满了枯黄的杂草。

　　张雨南家的房子显得十分破败，这是长期闲置造成的。实际上，车大坪村有好几户人家正在破土盖房。一位村民表示，因为明年形势堪忧，在家长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趁着还有钱，先把房盖起来”。

　　张雨南也打算拿出多年的积蓄，盖一栋新房。如果来年形势不好，他就不打算外出碰运气了。

　　在车大坪村，他有更多的资本留下来——首先，他家有5亩耕地，在全村中名列前茅；其次，初中毕业后，他曾务农过两年，拥有农业生产经验。

　　在5亩地上，张雨南打算种上玉米。玉米每亩能卖690元，去掉肥料、灌溉等支出，可赚350元。养4头猪，大猪能卖800元，小猪能卖600元。去掉成本，一家一年的务农收入4000元——这只是夫妻俩在东莞打工年收入的四分之一。

　　相比之下，张雨南更愿意留在粉尘飘散的车间，在没有空调的漫长夏天，忍受数以百计的机器一起轰鸣发烫。“怎么选择？现在是没得选择，”张雨南说，“当然我希望能回去，如果呆在家里种田，生活是可以维持，但不会有余钱买其他东西。”

　　然而，未来可能真的会这样。对于大多数耕地少的家庭来说，情况也许更糟。在车大坪3天一次的集市上，我们看到，虽然这里青菜和大米的价格低于广东沿海地区，但猪肉的价格却偏高。“在东莞7块钱1斤的猪脚，这里要卖到10块，” 一位家中只有3亩地的村民说，“算下来，在家的生活费并不比打工便宜多少。”

　　另外，仅有的耕地可能找不到合适的耕种者。在车大坪村，绝大部分年轻男性初中毕业之后就涌到沿海地区打工，几乎从来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根据来凤县劳动就业局的统计，返乡人员中，愿意在家务农不再外出的劳动者仅占1%左右。

　　“一个20岁的小伙子，如果在农村种地，每月也就二三百元；而他在外面打工的同学，每月的工钱有1000多元，干的活还比种地轻松。这样一比较，你还会愿意在家里种地吗？”一个跟着手机哼唱“该死的温柔”的小伙子反问道。

　　尽管如此，车大坪的过年气氛还是越来越浓了。在1月6日、7日两天，我们看到，有不少村民赶着大白猪走过村头的杨树。在不时响起的鞭炮声中，可以捕捉到劳累一年的村民们脸上快乐的表情。

　　“我小时候，还有赛龙船、扭秧歌，年味要更浓一些，”张雨南不无感慨地说，“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对这些不感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