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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合营合同正式签字。签字的双方,分别来自广东和香港。
在历时7年的筹备之后,大亚湾核电站工程正式启动。这个由广东、香港两地合营的核电站,既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大型商用核电站,亦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
第二天,邓小平会见了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董事局主席嘉道理勋爵,并称,“用这个项目作为我们改革开放的典范”。
“核电设想”
“建不建关乎政治”
利用核能发电,中国人曾设想了30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发展核电与爆破原子弹的计划,便被一同提出。但因为种种原因,前者屡屡搁浅。
1955年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在《原子能计划12年大纲》中指出:“用原子能发电是动力发展的新纪元。”较早提出搞核电站、综合动力系统的设想。
清华大学的吕允文教授曾在媒体上撰文叙述,1964年,清华大学在北京昌平建成了原子能研究基地,代号“200号”。1970年,在“200号”负责人的建议下,又启动了“03-820”工程,计划在国庆节前把电送到天安门。最后因未攻克关键技术等原因,该工程停建。
上世纪60年代末,华东用电告急。1970年2月8日,周恩来表态,要靠核电解决上海和华东的用电问题。
中国首座核电站因此被命名为“七二八”工程,但“文革”让它迟迟未开工。
迟迟没有进展的核电计划,甚至让中国人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遭遇了小小尴尬。
1984年,中国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年度会议,被安排与英法美苏四国同坐第一排,这出乎中国代表团的意料。按照惯例,坐前排的都是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家,而中国内地当时还没有核电站。
但主办方表示,中国的台湾已有核电站,“中国有权坐在第一排。”代表团成员、时任国家和工业部部长的蒋兴雄恍然大悟。
“能不能和平利用核能,在当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2009年初,中国老一代核电人、中国广东核电集团高级工程师俞洁纯,这样表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对于核电发展的迫切:“美国、苏联等国都和平利用了原子能,中国建核电站却举步维艰。”
“苏南搁浅”
自主还是引进惹争论
按照中央最初的设想,因为华东地区缺电严重,准备在苏南建核电站,选址江苏江阴。
但在之后的进一步论证中,苏南核电站面临着重重困难。
张爱萍曾任国防科委主任,其子张胜的著作中曾提到,苏南核电站的决策,在中央引发了一场争论,就中国核电的发展出现两种意见,是依靠自己、立足国内?还是引进技术、合作生产或成套进口?
此外,还有人从经济角度反对苏南建设核电站。苏南核电站的造价预算为31.38亿美元,“这对于新中国少量的外汇储备来说,是个天文数字。”而如果贷款,苏南核电站发出的电主要销向华东地区,当时的电价每度不到1角钱,没有还本付息的能力。
1979年,苏南核电站被决定缓建,最终也没能搞成。
“广东叩门”
建核电站卖电给香港
“苏南”发展核电的大门关闭了,但中国发展核电的步伐并未停止。
1978年底,中国向世界宣告了发展核电的决心。
12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了法国外贸部长弗朗索瓦后宣布,中国将向法国购买两台百万千瓦的核电机组。
这两台核电机组,后来成为了“大亚湾”的起点。
大亚湾建核电站,是偶然,也是必然。
1978年5月,中国派出代表团考察西欧5个资本主义国家,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是成员之一。在法国,代表团见到了核电这种新能源。多年后提及那次出访,他仍用“大开眼界、很受刺激”来形容那种心理震撼。
王全国向媒体回忆,广东核电的最初设想是1978年时,香港人先提出在广东建核电站。但与苏南核电站同样,广东也面临着庞大的资金缺口,得自己想办法。且由于该省电力资源并不像华东那样紧张,广东似乎不具备建核电站的先天条件。
恰逢此时,美国一家公司到广东推荐核电,并提出将电卖给能源稀缺的香港收取外汇的办法,这一思路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
1979年,广东省电力公司尝试与负责九龙、新界供电的香港中华电力公司接触,双方对合营核电站的想法一拍即合。同年,水电部派出工作组到广东商议建核电站的事宜。
经过1年的谈判,1980年12月,粤港两家公司联合编写了在广东合营核电站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俞洁纯至今仍保存着这部可行性研究报告。在他的办公室,记者看到,5本报告共计数十万字,清晰地勾勒出合营核电站“借贷建设,售电还钱,合资经营”的图景。其中详细载明,在4亿美元的注册资产中,中方出资75%,核电站建成后,70%的电量售给香港,电价为每度6美分左右,电费均用外汇支付。
“出资比例、电价以及售电比例都是经过了严格的经济测算。”俞洁纯说,由于当时港币的汇率与美元挂钩,不需担心外汇波动造成收入损失。如此计算,核电站运营15年便可还清贷款,20年的合营期结束后,核电站及收入归属中方。而销往内地的电,按照“保本不亏”的原则,最初每度定价约0.55美分。
在当时,中国的大项目,如此详细地做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广东合营核电站是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