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晖

　　围绕着北京奥运火炬传递，海外华人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声援；而到了毒奶粉事件，却没有多少反对声音传递到国内。这是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行为颇受诟病的地方。但据笔者掌握的信息，奥运前后的海外群众运动，其诉求是多种多样的，而海外华人对毒奶粉一事亦相当反感、相当尴尬，只是没有公开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表达。

　　如果我们重构过去10年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当能明白民族主义已成了有独立个性、可被不同演绎的有机生命体，并非单是爱不爱国这样铁板一块。

　　“九九的一代”

　　在国际政治的政治心理学范畴，有一个“世代政治论”。根据学者杰维斯 (Robert Jervis)的《国际政治的知觉与错觉》，一个人的政治观，最容易被他的教育、家庭、成长时的国家背景、以及他第一次直接参与的群众运动影响，因为那会成为心理的长久烙印。在内地，我们熟悉“长征的一代”、“文革的一代”、“八九的一代”，这些都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集体亢奋或集体阴影，纪录了整个时代的群众特征，要一代人做另一代人的事，十分困难。在香港，近年也有社会学者吕大乐掀起的“四代香港人”论述，激起了连串讨论。内地现在已到了“九九的一代”——那些首次参与大规模群众活动，就是以游行示威抗议1999年5月8日北约“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使馆的一代。对这代人的心路历程，内地的年轻作家早有详细描述。但这代人心中的体验，究竟是什么？

　　回顾当年，南斯拉夫炸馆示威爆发后，美国驻京大使馆受到猛烈冲击，美国大使在窗内无奈外望的照片，被西方媒体争相转载，成为北京又出现盲目仇外的“义和团”的证明。但政府在第三天，就严令终止一切集会，来控制群众的爱国热情，对此，当事人应记忆犹新。表面上，这是国家怕群众失控、过分冲击外国利益，例如有CNN 女记者采访示威时，被情绪高涨的群众围攻说“杀死她”，这明显有失文明国家体统，造成相当负面的国际形象。

　　但事实上，更严峻的挑战，是示威人士批判政府的口号。例如据《明报月刊》等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香港媒体透露，当时有口号批评中国政府过分软弱、说怀念起毛主席、赞扬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强硬，甚或在涂上希特勒胡子的克林顿肖像前，号召解放军杀入科索沃，援助“我们的南斯拉夫兄弟”。一时间，《中国可以说不》一类数年前的仇外旧书，又重新被热卖，各式各样的北约阴谋论吹得甚嚣尘上。自此，政府并不担心国民不够爱国，却担心政府被批评不够爱国。有海外评论说“中国民族主义是收放自如”，其实，现实世界是难以完全掌握的。

　　亲疏有别

　　两年后的2001年，也就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上台后不久，在南海发生中美撞击事件，中国扣留了美军机员，造成对峙局面。连串外交风波后中国产生了机师王伟这名新烈士，在民众和学院层面的评论，甚至出现担心中美出现新冷战的危言耸听。但这次却没任何反美示威出现。官方处理1999年和2001年两事的偏差，表面上，是源自群众和官方立场的背离：在南斯拉夫炸馆事件中，北京拒绝承认这是意外，起码在诉求上，和群众比较一致。但在撞机事件中，政府反而希望将之定性为意外、而不是任何阴谋，只要美方愿意道歉，就情愿息事宁人，以免事态继续扩大。

　　到了同年数个月后的9·11事件，中国民间和学校充斥着不少以支持拉丹借题发挥的反美言论，令政府大为尴尬。但是，国家不可能容许反美声音在那个时候发声，否则会成为国际社会的“政治不正确”罪人。据说有中国记者团在美国交流期间，在机场看见9·11事件的直播，兴奋得手舞足蹈拍起掌来，结果被美国驱逐出境，这事《许昌日报》的记者有第一手的回忆报道与澄清。9·11后，中国境内也出现了不少民间自制的拉丹肖像衣服，造型和位置与革命英雄切·格瓦拉一模一样，以示中国人民对“新英雄”的支持。但这类直接反应，毕竟为数不多，而且在中国主流媒体，也得不到多少报道。

　　到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战前夕，一般华人都普遍同情伊拉克、厌恶布什的单边主义作风。一度在9·11后被官方打压的反美主义，才得到授权的宣泄。500多名新左派学者更乘机联署，重申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顺道暗讽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牵头的不乏学术界和文化界名人——因为自由主义者在9·11后，也搞过400多人参加的大规模联署，题目就是教民族主义者十分不舒服的“今夜我们是美国人”，当时同样包括不少头面人物，对此对立阵营一直心有不甘。在2003年，北京的官方外交态度是反对美国绕过联合国出兵、支持法德俄外交同盟，但又不能对萨达姆政权表示任何同情，因此，想出了一个“三级层递制”，来回应申办反美示威的人：

　　“第一级”被应用于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他们的反战声音局限在纯外交层面，和中国官方几乎一致，因此，被准许游行到美国驻华大使馆——这是1999 年美国使馆被冲击以来，这条示威路线首次被批准。“第二级”被应用于学生团体，他们原来要求在美国使馆门前示威，被拒，不过得以在校园内进行小规模游行，也算意思意思，这已是5年来的异数。“第三级”被应用于似乎应该是最爱国的新左派学者。这个新左示威原也被批准，但后来因为出现重重障碍而取消了。

　　由此可见，表面上最爱国的一群，却成了官方处理民族主义“亲疏有别”的受害人。这也许因为他们对政府而言最难控制，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国家其它政策也有同样兴趣，不像一般大学生、中学生，只看重民族主义的表面宣泄，可以通过书记、读书会、评核报告“晓以大义”加以疏导；更不像无根的外国人，真的只看重外交姿态。不过，说这些大题目要是单刀直入则过分敏感，以爱国之名，才可以畅所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