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初，江西某铜矿员工王嘉锡整理自己去年的收入情况时，发现抽屉里的国库券已经有了100多元。

　　这些国库券，都是单位当作工资“摊派”发下来的。当时，他的月工资为43.5元。

　　1981年1月，国务院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确定从1981年开始，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

　　中国在中断21年后，重新恢复发行国债，并首次冠以“国库券”之名。当年，中国共发行48亿元的国库券。

　　此后几年，王嘉锡几乎每年都能收到100元左右的“国库券工资”。但按照当时的规定，这些国库券在到期之前无法兑现。

　　1988年底，因为家里有急事，他将国库券以每百元兑换70元的价格，卖给了上门收购的小贩。

　　1980.连续两年赤字

　　“中央恼火了”

　　1981年突然发行国债，“向老百姓借钱搞建设”，与当时的中央财政巨额赤字有关。

　　“文革”刚止，百业待兴。1978年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提出从1978年到1985年，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按这个规划来计算，这8年的基建投资规模相当于新中国前28年的总和。

　　巨大的投资规模令国民经济难以承受重负。最明显的标志是，1979年、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1979年赤字达170多亿元，1980年赤字达121亿元。

　　而与此同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不增反降。1980年8月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时任财政部部长王丙乾报告说，由于减免农村税收，增加部分职工的工资和实行奖励制度，还增加了国防战备费支出以及对恢复名誉的干部和职工补发工资等，对财政收入进行了冲减，唯一之途只有向银行的透支，结果又造成银行多发46亿元钞票，引发物价上涨，老百姓意见很大。

　　靠银行多发票子搞建设明显是饮鸩止渴，要治疗“投资饥渴症”，财政部就得想方法开辟财源。

　　时任财政部国债司司长的张加伦回忆，以前国家财政的基本原则是“收支平衡，不打赤字”，而1979、1980连续两年出现巨额赤字，“中央也恼火了，研究怎么办”。

　　这时候，财政部就想起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公债的事儿了。

　　1981.发行国库券

　　“买得多，思想好”

　　王嘉锡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好些年，每个月发工资之前，单位的通告栏中都会通知，告知当月单位发行国库券的总量、每个职工会发到的国库券数量，通常是职位越高、收入越高的职工，被分配到的国库券就越多。

　　另外，通知里还会号召员工自行认购国库券，“认购得越多，当然就觉得你思想越先进、越爱国”。

　　1981年，中国首次发行国库券，总金额40亿元，10年还本付息，年息4厘，自发行第6年起分5年作5次偿还本金。当时规定，国库券不得当作货币流通、不得自由买卖。

　　这是中国的国债第一次使用“国库券”的名字。新中国成立初期发行的国债，曾先后用过“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经济建设公债”。

　　张加伦回忆，当时有同事查了国外资料后，财政部开办公会议决定，参考美国的叫法，把国债的名称确定为“国库券”。

　　当时，就国库券的偿还时间还引发了讨论：“有人说，偿还得太快不行啊，这几年经济缓不过来呀；10年吧，又怕太长，所以最后决定，从第六年还本付息，每年还五分之一，抽签。”

　　张加伦回忆，1981年的国库券发行手段，主要是借鉴了建国初期各类公债的经验，长偿债期、行政推销制、不允许流通。

　　唯一的不同点在于推销对象有所变化。1954年的公债发行，面向城乡居民。而在1981年的时候，则主要是面向单位。张加伦解释说，当时各省反映，都说老百姓很穷，老百姓不容易买，所以定成单位买。

　　可是没想到，到发行的时候，地方又反映，有的老百姓也要买。

　　这让财政部措手不及，因为原先设想是针对单位，券面都设计成大额的，如1张10万元的，没有小额的。于是财政部赶紧让人民银行设计加印小面额的。结果，1981年国债计划发行40亿，实际完成48亿，其中有一千多万是老百姓买的。

　　第二年再发国债的时候，财政部就开始针对单位和个人分着卖了，也有了1元、10元、100元等多种面额。

　　1982.认购“变”摊派

　　“越卖越难”

　　但让张加伦和同事始料未及的是，国库券的“热销”，仅仅在第一年出现。从1982年开始，“越卖越难”。

　　王嘉锡称，虽然单位有号召，不过那时候，普通职工认购得不是很多，“工资低，本身都没什么钱。”

　　当时财政部在国债推销的时候，对下面都讲要“自愿量力，不要强行摊派”。但由于各单位都分配有任务，推销在实际操作中却变了味儿。

　　10年的偿付期，也让一些购买者产生抱怨。张加伦就听到有人反映说，“不知道还能不能在活着时拿到本息”。

　　基于此，1985年发行的国库券，允许执行“贴现”政策，即购买者可以通过银行柜台和各地国债服务部，兑付没到期的国库券。

　　但国库券的贴现，仅限于个人购买的1985年发行的国库券，而且规定必须由购券人保存二年后方可办理，购券人还要持本单位证明和本人身份证件，并填写申请单，手续繁琐、条件苛刻，令当年众多并非自愿购买国库券的的人产生抵触情绪。

　　1988年，财政部又尝试不分配任务，直接摆在银行柜台销售，但试验结果“完全失败”，当年只卖出发行计划40%.

　　1988.放开买卖

　　“票贩子四处吆喝”

　　为了减轻发行压力，1988年4月开始，财政部在全国7个大城市试点，允许国债买卖，让老百姓手里的国库券得以兑现。6月又放开了54个大中城市，1991年3月，放开城市扩大至全国约400个城市。

　　这一政策，在方便百姓的同时，却导致了国库券交易“黑市”的产生。

　　由于个别城市之间的国库券价格存在价差，比如在上海的价格是112元，而在合肥可能是98元，要是在合肥收卖到上海，这不就能赚14块钱么？在当时，这相当于半个月的工资。于是，有些人就开始当起倒腾国库券的票贩子，在低价地区收国库券，然后到高价地区抛售以获利。

　　“隔三差五就能听到‘买国库券’的声音”，王嘉锡回忆说，当时不断有外地人拎着个小旅行包，在居民区里来回吆喝，他们的收购价，大多低于国库券的票面本身。

　　王嘉锡称，不少人都把手头的国库券卖给这些小贩了，“都是家里有急事要钱的，不知道外面的行情，即便知道也舍不得路费啊。”

　　张家伦等财政部工作人员也意识到了票贩子的事情。之后，财政部和公安部、工商总局等部门共同制定了一个国债黑市取缔打击办法，并探索从技术层面统一全国国库券交易的价差，从源头“消灭”票贩子。

　　1988年，北京“联办”(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即现在的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成立。

　　李青原，时任“联办”常务干事。她回忆，当时“联办”在全国调查发现，国库券这个东西，在农村竟然被当作一张不会兑现的借条，很多人不相信政府有朝一日会把本金归还，还跟你算利息，当时的票贩子用10块20块甚至一只鸡就把面值100元的国库券换走了。

　　于是他们决定做一个自动报价系统———STAQ系统，把黑市压下去，让老百姓知道国库券不是国家发的一张纸，而是有价值的投资物。

　　STAQ系统开通了一个星期后，游走在各个城市间的票贩子果然日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