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回应

　　毋庸置疑，此次牵涉到李连达院士在内的学术造假事件，是近年来学术界最为难堪的造假丑闻。

　　排山倒海的质疑之声扑面而来。祝国光博士成为质疑声中的最强音。

　　回应不是没有。

　　早在2008年12月2日，浙江大学校长杨卫，曾专门致函《NSA药理学》和《本草疗法研究》主编，“承认贺海波不仅存在一稿两投的行为，而且‘我们也发现了他过去发表的其他论文中存在欺骗’”。

　　“这位校长称，这只是贺的个人所为，他自己已经承认，其他作者并不知道。”

　　2008年10月26日，贺海波向学校上交了“检讨书”，也向导师认了错。

　　“贺海波在‘检讨书’中表示，其所作所为，李连达院士毫不知情。他承认，论文剽窃、一稿二投、擅署他人名字等均为个人所为。”

　　作为惩罚，贺海波已于11月13日被浙大解聘。

　　“论文造假事件主要是李连达院士所带的博士后贺海波个人行为，其他作者并不知情。”杨卫先后两次给祝国光打电话强调，“造假行为系贺海波个人所为，与李连达院士无关”。

　　很显然，祝国光等质疑者，对杨卫的上述说法并不认同。他们对浙江大学的调查结论进一步提出质疑：这么多的论文发表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为何至今没有任何课题组成员对署名提出异议？论文所反映的科研设计、思路、实验方法及项目，实验选择及搭配都有很高水平，英文水平也很好，决非出自博士后学生一人之手。在欧洲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每篇要支付300至500欧元版面费，粗略计算，十几篇论文需要3万至5万元人民币，非贺海波力所能及。论文从寄出到正式发表，一般都会经过多次修改，从论文的通讯联系人都是实验室主任吴理茂这一事实看，认为是贺海波擅署他人名字，而其他作者不知道缺乏说服力。

　　记者获悉，2月3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在北京再次声明，他与贺海波学术造假事件无关：“我没有参与论文造假。”

　　众所周知，院士是经过非常严格的评审程序评选出来的，都是其行业的权威和精英，教授、博士，这些头衔也都代表着高知身份。这样一些享受着社会特殊信任和荣誉的人，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甚至涉嫌冒领科研经费，极大地伤害了公众情感。法律人士更为关注的话题是，高知人才学术造假，是否涉嫌诈骗？如果是，他们又将承受怎样的处罚？发生这一系列学术不端行为的背后，到底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原因？

　　学术造假涉嫌诈骗可追责

　　《法制周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几位法律界人士：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姜明安；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王才亮；山东振庆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均。

　　司法可以干预学术 造假但宜慎重

　　法制周报(以下简称法)：请您分析一下，此次学术造假事件的社会背景。

　　姜明安(以下简称姜)：

　　高级知识分子参与学术造假，其社会背景主要有三：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过分追求个人利益和物质层面的东西，社会有时也缺乏正确的引导，没有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发展。搞经济的人两眼只瞪着GDP，搞科研的人两眼只瞪着论文、项目、奖励。二是我们对学术机构和科研人员的考核评价体系存在偏差，过分注重数量轻质量的评价考核体系奖励，会引起一些人冒险抄袭、剽窃、造假。当然，有较高学术道德的人就是学术成果过不了关也不会造假。三是对学术造假打击力度不够。近年来，有关部门虽然查处了一些抄袭、剽窃、造假的个案，但查处难度大，力度不够。

　　学术造假不只是中国有，国外也有。造假情况并不少，但牵涉到院士的案例不是很普遍，应属偶发事件。

　　法：院士涉嫌学术造假，是否对公众的情感伤害更大？

　　姜：在我国，社会给予院士的信任和荣誉是很高的，给予的物质待遇也是较为优厚的。与此相适应，社会对院士也有更高的道德要求，从而，院士比一般学者更有义务严格自律，遵守学术道德，维护社会诚信。院士造假，对公众的伤害自然更大，因为他们辜负了社会公众的信任。

　　法：对学术造假的司法干预有什么规定？

　　姜：司法对学术的干预要非常慎重，司法不应干预正常的学术争论和辩论。对学术上的是非曲直、不宜和不应由法官作出评判。即使对一般的学术规范问题或轻微的学术不端问题，司法也不应干预，而应由专门的学术道德机构处理。

　　如果学术造假牵涉到侵权，则应由被侵权人提起民事诉讼。

　　但如果学术造假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导致严重社会后果，即使没有直接受害人或直接受害人没有提起民事诉讼，司法也可干预，相应司法机关可以追究造假者的刑事责任。

　　5000元以上可定诈骗罪

　　法：学术造假涉嫌诈骗的起点金额有何规定？

　　王才亮(以下简称王)：首先我认为学术造假的行为如果达到一定金额(5000-10000元人民币，各地规定不同)就构成诈骗罪，应当依《刑法》处罚。

　　法：学术造假如果涉嫌犯罪，是否应加重处罚？

　　王：学术造假不是诈骗了多少钱财的问题，其危害将是社会失去对学者乃至科学的信任，将使整个民族的进步停滞甚至倒退若干年。在人们的印象中，院士不仅代表学术权威，也代表诚信和良知，这些人的造假行为比一般人的造假行为，对人们情感上的伤害更深。为此，应当依《刑法》从重处罚。有良知的学者对学术造假是深恶痛绝的。

　　法：司法界对此应有何反应？

　　王：为什么包括院士在内的学者敢于造假，而不顾司法和社会舆论的限制？主要是违法成本太低。一些官员为了制造政绩而践踏法的行为很少受制裁，便导致人们对法治与科学没有了敬畏之心，更无法让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自觉守法。我想在我们的社会如果不严格执法，对违法者做到执法必严，而是运动式的执法，执法不严如何能以儆效尤，来减少违法？

　　应列为严重犯罪行为加以惩处

　　法：知名院士造假揭示的社会问题是什么？

　　王文均(以下简称王)：知名院士造假的社会背景是体制问题。院士的身份如同教授那样，体制上对其研究成果或论文有一个量的要求，这种“量”的要求使得一些院士或教授只能急功近利，如果“十年磨一剑”，恐怕会被淘汰出局。院士造假，不仅仅对社会公信力造成伤害，也对科学研究造成破坏，尤其是数据造假，有可能对社会造成误导；同时，也是对制度和秩序的破坏。

　　法：院士造假行为，对目前司法实践的挑战是什么？

　　王：虽然这并不是个案，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类事件进入司法程序的还没有先例。我认为，这种行为应当属于严重的犯罪行为，从其危害后果上看，其比其他的财产犯罪危害性更大，应当受到刑事处罚。院士造假行为的目的是骗取国家经费(国家财产)，其完全符合诈骗罪的特征，可以按诈骗罪处理。(本报博客地址:blog.sina.com.cn/fazhizhoub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