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无声无息的天灾,已在近43%的小麦产区盘踞了4个多月。从“秋冬连旱”到“冬春连旱”,从“罕见旱情”到“一级预警”,北方特大干旱一步步升级,节日气氛尚未消退,中国的农历牛年先迎来了一个辛苦开局。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这场旱灾没有像地震那样的山崩地裂,没有像洪灾那样的惊涛骇浪,但它却直接威胁着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群众生活。”央视的这段话高屋建瓴,点出了目前旱灾的深远影响。而在聚焦旱灾之外,更多发人深思的话题,正等待我们的挖掘。
政府领导的抗旱路
2月5日下午5点半,河北某县水利局大楼里,防汛抗旱指挥办公室空无一人,由主任带队到水利局长那边开会已经两个小时了,仍没有散会回来的迹象。
“平常很少这样开会的,大家心里都很着急。”面对3点半就在这里等待采访的北京晨报记者,水利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不无歉意地表示。而在等待的过程中,这名工作人员也是异常忙碌,不停地向下属机构发送各类抗旱红头文件。
实际上,不说各地政府部门如何忙碌,单单“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历史上第一次启动了I级抗旱应急响应”这条消息,就足以令大家紧张起来。自2月初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纷纷拨出巨额抗旱资金,要求“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鼓励农民尽早购买水泵、喷灌机等抗旱机具”,引导农民早日进行灌溉。
而在这之外,一项更要紧的任务是“下派抗旱督导组,扎实抓好抗旱措施的落实。
农村水利设施加速失效
“俗话说牛马年好种田,这个牛年却真让人发愁。”山东某村田间地头的闲聊中,一位老伯向记者感叹。在这个“不好种田”的牛年,不争气的水利设施更让农民焦虑。“邻村打个新井出来后,我们村的井就没水了,必须打个更深的,结果是井越打越深,自己跟自己打架。”
这正是目前农村基础水利设施加速失效的关键原因,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山东一个村庄里,即便是2002年后打的井,目前能用的也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而比起新修的水利设施,旧有的水利设施更是普遍荒废。“我们组织的调查组发现,许多村庄在上世纪70年代大规模修建的农田水利设施都已废掉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教授向记者表示。
井越打越深的另一个影响是需要水泵等抽水工具,不仅增加了电或者柴油的成本,操作起来也更麻烦。“现在要找水泵还有很多东西才可以浇地。”安徽某村民如此表示。
抗旱机具购买欲望不高
“浇地者寥寥无几!”2月3日,新年刚过,抗旱警报已经拉响,不过,很多地方的村民并没有响应号召,河南漯河一位村干部颇为愤怒又有几分无奈地表示。
据这位村干部分析,没人浇地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水源问题、工具问题,田地里公用的水井早已闲置并坏掉了,各家也没有准备浇水工具。
而在水源、工具等客观因素之外,主观因素更严重,“现在村民生活富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他们对于地的依赖不是那么强烈,积极性就不那么高了。”
实际上,所谓对地的依赖,在农民那里就是对粮食生产收入的依赖,由于种粮收益太低,在这方面的投资上,农民是能省则省。
“即使他们有点钱也不愿意投到农田水利设施上,种粮换来的收入少得可怜,能收多少是多少。”郑风田教授表示。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提升农民积极性方面,目前政府的引导和补贴政策与农民的预期出现了一些心理错位。
虽然政府给予了购买抗旱机具的补贴,不过并没有激起多大购买意愿。“花几百上千买一个,一年也就用一下,很多年还可能用不上。”采访中,一些人表示,“大家听说浇地有补贴才浇的地,要不是有补贴,没有几家会浇地的。”
“目前国内部分地区已经实行了联合农机作业制度,这是最有效的。”在郑风田教授看来,由于我国粮食生长和成熟从南到北呈梯队状态,无需学习日本或欧洲,让每个农民都投入高成本去购买全套的农机,“可以直接给农民发放现金补贴,而不是费力引导农民购买农机、打井。”
经济作物挤占粮食种植
从山东日照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汉子边悠闲地嗑着花生,边与记者闲聊。“抛荒的倒不多,地在那儿,总有人种的。”不过他说的显然不是自己,因为他正在前往北京打工的路上,或许正因如此,对于沿路四处可见的焦黄麦苗,他并未表现出特别的关注。
这种心态在农村主要劳动力群体中大量存在。不知从何时起,让农民选择种粮成了一个难题。
记者在山东某村调查发现,目前该村种粮与种经济作物的比例约在1比1左右,前几年这一比例更偏重经济作物,不过,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经济作物销售价格大幅下降,市场需求也大幅萎缩,很多人才又开始种粮食作物,因为种粮能领到补贴。
“经济作物的投入虽然比粮食要大,但是收益也要大得多。”前几年市场情况好的时候,一些大棚蔬菜的亩收益是粮食的数十倍,所以经济作物对粮食面积的挤占十分严重。
不止是经济作物在挤占粮食生产的空间,外出打工更是如此。新年一过,许多村庄就只剩下老人和妇女,风调雨顺的年份还能对付,一旦遇到灾害,很难拿出及时有效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