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司令”张全收的牛年战争

　　往年将工人送到工厂，张全收和老板们一签就是一年，但是今年，所有的合同都只签到4月30日。5月是国外下订单的高峰，一旦订单回暖，工厂就会开足马力，“到时肯定会闹民工荒。”但5月订单会不会回暖，张心里也没底。

　　全收熊了，企业牛了

　　双方最后达成一致：男女工1∶9搭配；吃饭问题由张解决，他派河南厨师过来，但日方需每人每月补贴200元。

　　2月12日，元宵节后第三天。从深圳飞驰了四个小时后，下午1：30终于到达了韶关。安静的街道上半天看不到一个行人，候客的摩的司机聚在路边打牌，“又是个鸟不下蛋的地方，不知工人愿不愿意来。”张全收嘟哝道。

　　这次他来是和韶关的一家日资电子厂进行用工谈判。“以前老板都来我们这抢啊，这个说我先来的，那个说他先来的。”忆起辉煌岁月，张全收的脸上满是留恋。到企业谈判，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牛气，“叫你们董事长来，厂长、经理我不会和他说。”

　　但是现在，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

　　谈判约定在4点钟，张给对方接待人员挂了个电话，“我们提前到了，如果方便的话，可否先见面？”

　　对方婉拒了张的要求。

　　张的心情本来就不好，来的路上，他和福州一电子厂打了不下15个电话，对方开始要250人，在张的游说下，又追加了350人，但条件一再压缩，张被迫一再妥协——在去年，这家工厂要了1700人，现在连一半都不到，张的心情当然更差了。

　　看看还有两个多小时，张决定找个旅馆休息一下。这几天一直睡不好，他需要补觉。

　　农民工“司令”张全收曾创下有名的“全收模式”：先将工人招进来，哪个工厂要人，再将工人“打包”过去。没活干的时候，免费为工人提供吃住，并且照付工资。他手下的工人最多上万人。

　　然而，从去年11月份开始，张就开始不间断地失眠：工厂退人，来的新工人又送不出去，他公司收的民工越积越多，张第一次感受到了大洋西岸袭来的阵阵寒意。

　　年后，张全收一直没闲着，几乎天天在跑珠三角的企业，推销自已手上的工人。

　　谈判在四点钟准时进行，日方经理抱着笔记本电脑进来，连寒暄都没有，“我们的要求相当苛刻，这次我们只要16-23岁的女工。”

　　这家工厂隶属于日本一家超大规模的跨国电子企业，主要生产电子马达。新年刚过，总部就对产品结构进行了重新调整，决定不再生产原来的主要产品DVD马达，转而生产微型马达。

　　日方经理解释说，这种马达只有黄豆粒般大小，必须在显微镜下才能做出来。“年轻女工视力好，有耐心，比较适合。”

　　张一听头就大了，工人们最怕的就是这种活，不但要穿着厚厚的防尘服，还要目不转睛地盯着显微镜。一天下来，头晕眼花。去年送出去的工人，有的做了不到几天就跑了回来。

　　但张不能一口拒绝。他提出招8个女工，必须招2个男工，而且必须解决工人的吃饭问题——张的“兵”几乎全部来自河南，他们吃不习惯南方的米饭。

　　听完翻译，日方经理沉吟片刻，“男工女工1∶9，只能提供中餐，早餐和晚餐自己解决。”

　　谈判开始胶着，好不容易谈好这个问题，在另一个问题上又说不拢了。在管理费问题上，对方一降再降，差点谈崩。整个过程中，日方经理面无表情，一直在埋头敲击键盘，而张全收则始终陪着微笑。“金融危机”成了谈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日方劝说张全收：今非昔比，先活下来为好；张也毫不相让：危机总会过去的，订单回流，到时找我再要工人可不容易。

　　双方最后达成一致：男女工1∶9搭配；吃饭问题由张自行解决，他派河南厨师过来，但日方需每人每月补贴200元。

　　全收不再“全收”

　　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张的第一句话就是：“男的女的？”如果是男的，就让他们在家缓缓；要是女的，还要问问年纪，“16-23岁的要，年纪大的就算了。”

　　张的老家在河南驻马店上蔡县拐子扬村，他只上过小学五年级，十几岁便出来讨生活。他卖过冰棒，跑过运输，搞过建筑，修过铁路，对农民工的遭遇有着切身的感受。

　　小有积蓄后，他在深圳平湖开了个加工厂。加工厂要招人，他就在深圳平湖汽车站挂了个大牌子：“河南人找工作，张全收与你搞合作。张全收的公司，将一流的服务为你承诺：内厂外厂任你挑，不欺不诈信誉高，若是骗了家乡妹，怎对家乡众父老。”

　　彼时，对河南人的歧视如病毒一般在珠三角蔓延，许多工厂打出“不招河南人”的招牌。张的公司吸引了许多同乡，张几乎来者不拒，照单全收。

　　自己的工厂消化不了，张就借给缺工的工厂使用，张的名气越来越大，找他的企业也越来越多，2000年之后，张开始专职“招人给别人使”，而他则从企业缴纳的管理费中赚钱。

　　为了更好地组织民工，张的弟弟张来收驻点河南，有人戏称“来了就收”。他们甚至开通了河南到平湖的直达大巴。一车一车的河南人就这样被拉到张的公司所在地——深圳市平湖镇大草浦一路27号，然后再从这里发往各地工厂。

　　张的服务范围遍及外资、港资、台资，跨越深圳、东莞、福州、厦门等地，涉及食品、玩具、电子等十几个行业。2008年，张因此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他位于深圳平湖的办公室里，各种各样的荣誉和奖杯举目皆是。

　　与张全收一起打拼多年的副总胡军付说，去年10月份，张甚至放出豪言，要将今年的用工规模扩大一倍，达到2.5万人。但还没等张全收反应过来，金融海啸的寒流就已经越过了太平洋，将他杀了个措手不及。

　　张首先遭遇的是退工。

　　2008年12月5日下午，河源一家工厂打来电话。电话那头说，要退回400名工人，工人们的饭卡没钱，已经没法吃饭了。张全收一听就火了，几乎吼着说：“×的，没饭吃怎么行。我明天过去。”

　　但第二天，张全收首先要赶到的是东莞石龙镇。那里有一家日资电机厂，用了他们900名农民工，厂方刚刚通知，要退回600名工人，剩下的300名工人，也要看情况决定去留。

　　凌晨4时，张全收就起床出发，窗外闪过的车灯，将张全收凝重的面孔映在玻璃上。他这一天的行程是：去了东莞、河源之后，还要踅回东莞长安。一日连跑四地，事情都是同一件：工厂退工人，他要亲自处理善后。

　　张全收的公司成立了9年。9年的河东，转眼就成了河西。2008年，与张合作的企业有二十余家，但是春节过后，减少了将近一半。

　　形势的变化逼迫张全收对公司策略进行调整。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张的第一句话就是：“男的女的？”如果是男的，就让他们在家缓缓；要是女的，还要问问年纪，“16-23岁的要，年纪大的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