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是你抢走的，我必须要回来，而不是买回来。如果买了一件两件，其他那一两千件就没法要回来了。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特约撰稿徐妍 | 北京报道

　　“新时期以来的海外流失文物回流，应该是从1989年开始的。”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彭卿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年国家文物局从美国成功追回战国铜敦。

　　这件当时估价一二十万美元的文物原来存放在湖北秭归屈原纪念馆，1988年6月被盗后，5个月后就出现在美国索斯比拍卖行的目录上。中方准备了完备的证明资料向美方追讨，最终成功。此前在50年代，中国曾通过购买、奖励等方式得到了流失在外的“三希帖”及韩“五牛图”。

　　在彭卿云看来，海外流失文物不能一概而论。“国家确实希望珍贵的流失文物回来，也采取了各种方法。但要区别对待。对于战争掠夺等不道德途径流失出去的，坚决不能花钱购买。参加竞拍就是认可对方拥有文物的所有权！”

　　而在彭卿云的同事、另一位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马自树看来，追讨现代偷盗走私出境的文物可能性更大，也更具现实意义，“买家不会再买，偷盗者就没有市场。”

　　事实上，秭归战国铜敦“回家”这样的事例，已经足够让国家文物部门尽心劳力。

　　神秘的白瓷盘

　　70岁的马自树还清晰地记得这些细节：1993年4月26日午夜，他终于进入了灯火璀璨的香港市区。拨通苏富比拍卖行联系人的电话，对方听见他的声音显然有些惊讶，旋即告诉他，第二天9点前务必携带资料抵达拍卖行。

　　马自树此行是为了一件明代白瓷盘。

　　1993年4月初，故宫博物院的老鉴定家耿宝昌，偶然在苏富比的拍卖目录里看到了这件文物，只觉得眼熟却想不起来曾经在哪见过。

　　思前想后，他终于记起曾在开封文物商店的柜台里与这个瓷盘有一面之缘，立刻上报到国家文物局。马自树闻讯立即向开封文物局进行查询，结果是海南博物馆的一个干部持介绍信将其买走了。

　　向海南文物局询问，这个干部不久前刚刚外逃。

　　气愤之余，马自树得到了一个亡羊补牢的消息：包括瓷盘尺寸、图片在内的资料还保存在文物商店内。国家文物局随即向苏富比发出函件，要求根据国际惯例和相关法规停止拍卖。苏富比回函称须在拍卖前提供详细资料。

　　拍卖日期是1993年4月27日。

　　16年前，从内地到香港还是件麻烦事，马自树托了英国使馆文化参赞的关系才快速办理了签证，不料因航班少买机票又成了问题，公私关系齐上，终于买到4月26日去香港的机票。

　　与拍卖行的协商异常顺利。瓷盘的所有人还愿意将这件估价七八十万港元的瓷盘无偿返还中国。一个月后，国家文物局的一位处长用正式公函从香港换回了这件出身并不算高贵的文物。

　　“但故事到这儿并没结束。”马自树对《望东方周刊》说。

　　白瓷盘送回后，存放在国内一家著名博物馆里。两年后，又神秘地消失了。

　　“谁拿走的，不知道。但是不久它在美国的一个拍卖会上出现了。”不过等马自树得到消息找过去的时候，拍卖已经结束，他们只知道白瓷盘没有成交。

　　再一等，就是10年。“去年，它在国内的一个拍卖会上露面了，这次可让我们‘按’住了，公安机关正在进行调查。”他的神色有些黯然，“类似的情况很多，那些流失的物品反复出现，我们追踪它们，希望有一天能把它们带回来。”

　　通过法律途径追讨那些具有完备文物档案和足够证据的流失物品，最后促使所有者无偿返还文物，马自树说，成功追讨的文物都属于这种类型。

　　泥土带回的文物

　　“90年代文物流失特别严重，引起大家关注，文物回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彭卿云去广交会，小件文物和水果一起堆在展台上，任人挑选。遇见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卖家尤其热情。

　　其实对于马自树、彭卿云这样的国家文物官员来讲，文物回流中更多的是无奈。“去国外参观，看到文物摆在大的博物馆里，那基本回不来了。”马自树说。

　　彭卿云等人一直想建立中国珍贵海外流失文物目录。然而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外国博物馆经常不允许中国人看到这些文物，甚至不允许查询文物的基本资料。

　　事实上，从1949年至今，文物机构对海外流失文物的发现和追踪主要依靠耿宝昌这样的老专家查询拍卖行、展览目录完成，偶然性极大。而且文物的所有人、收藏过程都很难知晓。

　　从2001年起，财政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开展“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针对国内现存文物进行登记，才实现了文物信息化。

　　“没有记录、没有登记，就没办法在追讨时提供资料。”马自树说，根据现有国际公约，完备的资料是追讨流失文物的根本依据。

　　1994年6月，河北省曲阳县的唐末五代王处直墓被盗，其中包括两件镶嵌在甬道两壁上的高浮雕守门武士像。6年后，其中一块在美国的拍卖中现身。

　　虽然中方按照美国警方的要求提供了失窃现场勘察报告、照片、警方立案报告等资料，并成功促使美国警方扣押了文物，但浮雕的所有人称它是祖传文物，持有时间超过10年。

　　中方拿出包括浮雕与被盗遗址吻合等考古证据仍未能说服美方。最后还是在美方要求下提取了古墓周围土样等证据，与浮雕身上的泥土进行分析化验，才终于拿回了浮雕。

　　“泥土并非特别有力的证据。”马自树告诉本刊记者，但鸦片战争至1949年间的战争掠夺文物连泥土证据都没有。

　　不过，就是在中方从美国追讨浮雕成功后，一位外国收藏家闻讯主动将另一块浮雕无偿还给了中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花钱，希望通过法律、外交途径追讨文物的主要原因。”马自树说，这也是其他被掠夺国家的通行做法。

　　追讨异常艰难，“其实新世纪之前从国外回来并进入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中，很少有珍品。”马自树坦率地说。

　　2002年是流失海外文物回归的一个重要节点：额度达5000万元人民币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正式启动。

　　“有一笔钱专门用于文物回流，这是我们几十年的想法。现在国家有钱了，我们把要求报上去，很快就批了下来。”彭卿云说。

　　不过，这笔看似数额巨大的款项，在国际拍卖市场只能“干一点儿事情”，征集文物的过程也因此充满周折。

　　“买不是办法，正常买也买不过别人”

　　第一年，国家文物局的下属单位就用其中的2999万元拍得了米芾的《研山铭》。

　　《研山铭》以及同年被首都博物馆收购的宋仿唐阎立本《孔子弟子像》手卷，一直被日本有邻博物馆收藏。这家私人博物馆虽然以上世纪30年代从中国流失的青铜器和其他文物著名，但并没有证据显示这两件文物的流失与中日战争有直接关系。

　　《孔子弟子像》则被证实为溥仪赏赐给近臣后被变卖流失海外的。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总经理易苏昊利用有邻博物馆经营不佳的机会，说服负责人藤井有邻将其转卖给6位华侨及港澳人士，然后带回国内进行拍卖。

　　易苏昊回忆起这段故事时讲到了其中的曲折。有邻博物馆原答应以100万美元出售《研山铭》，还预收了定金。不料佳士得拍卖行突然拿着《研山铭》的图片在国内找专家进行鉴定和估价。

　　中国的文物专家们都知道中贸圣佳要买《研山铭》，连忙打电话给易苏昊。一头雾水的中国买家找到藤井有邻询问，才知道佳士得愿意出价150万美元。他们于是给出同样价钱，终于将《研山铭》买下，并决定以3000万元人民币出售。

　　《研山铭》带回国后，财政部的人先找到易苏昊，询问能否将其卖给国家。这一年春天，同样费尽辛苦由日本征集回来的宋徽宗《写生珍禽图》，以2530万元“中国书画拍卖第一价”被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购得，令国内文物界扼腕。其实这个价钱只相当于西方艺术品市场上一张普通印象派画作的价格。

　　也许正是由于《写生珍禽图》“得而复失”，《研山铭》引起了相当关注。米芾家乡襄阳由一名市长助理带队赴京参加拍卖，而大连的一家著名企业为参与拍卖准备了4000万元人民币，还盖了一栋“研山楼”。

　　但此时，易苏昊已经与国家文物局达成协议---定向拍卖。

　　协商时，国家文物局官员问易苏昊，3000万元能不能卖给国家。易苏昊说，不行。一句话出口，对方的汗都渗了出来。

　　易苏昊莞尔：“2999万！我让一万，佣金也不收了。”

　　2002年12月6日，仅用了不到10秒时间，《研山铭》就定向拍给599号买家---中国文物流通协调中心协调管理处一位处长。《研山铭》立即被送往故宫。而中贸圣佳在这次拍卖中损失佣金近千万元。

　　不久，《孔子弟子像》撤拍，以800万元人民币出售给首都博物馆。当时已有多家外国博物馆及私人机构出价数千万。

　　“买不是办法，正常买也买不过别人。”马自树说。

　　欲擒故纵找回“国之重器”

　　然而，中贸圣佳的这次拍卖却引起了非议。多位专业人士撰文认为，定向拍卖降低了《研山铭》的价值，也有碍公平。

　　对“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以及购买海外流失文物的质疑接踵而至。

　　同样在2003年，上海博物馆从美国收藏家安思远手中以450万美元购得被称为“中国书帖祖宗”的宋拓本《淳化阁帖》。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著名书法家启功表示，这“是解放以来最重要的文物回归”。

　　受到文物界内部质疑的是，当初安思远从美国分两次拍得这套《淳化阁帖》时只花了30万美元，他本想用此帖交换几件故宫的玉器，未能成功后又提出交换家具等文物，结果前后耗时7年仍未成功。最后在日本人报价近千万美元的情况下，由上海市领导特批专项资金购回。

　　许多专家认为，从故宫繁多的同类藏品中拿出几件换回这件孤品，其代价远不到4000多万元人民币。

　　2006年，花费4800万元人民币，子龙鼎被带回中国。这件商周时期的青铜鼎于上世纪20年代在河南辉县出土，随即被日本山中商会买走。2002年它曾在日本露面。2004年上海博物馆的有关人员在日本企业家千石唯司家中亲眼看到此物，但协商购买未果。

　　一位接近“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项目的文物专家告诉本刊记者，当负责该项目具体运作的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派人于2005年抵达日本时，公开露面后的子龙鼎价格正在攀升，几乎整个拍卖界都知道中国人想买下这件东西。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又了解到，展出子龙鼎的日本人只是委托人，这件文物已经由香港收藏家买下。于是他们故意放出消息称放弃收购子龙鼎，并停止公开搜集子龙鼎信息。

　　子龙鼎的价格果然从此开始平稳。几个月后，当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找到这位香港收藏家时，以一个“出乎意料”的低价成交。到这时，运行了4年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已从海内外带回了203件文物。

　　子龙鼎的真伪随后也受到质疑，一度曾要对其进行物理鉴定，最后考虑会导致文物破损才不了了之。

　　高度保密的文物目录

　　“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在2003年、2004年以征集瓷器和善本典籍为主。2005年征集了著名的龙门石窟佛首、北宋木雕观音和西周青铜器。

　　“回购文物的压力是无法想象的。”上述接近“专项经费”项目的文物专家告诉本刊记者，以“专项经费”为例，一般由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选定一些目标，这家另称为国家文物局数据中心的机构，职责之一就是搜集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资料，建立信息数据库。它还招募了专门的文物情报与信息调查人员。

　　这些纳入“专项经费”视野的文物名单高度保密，在上报国家文物局后，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该领域专业组委员为主的专家进行评估，如子龙鼎的鉴定就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青铜专业组承担，其中包括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负责人等国内顶级专家。如果有一位专家有异议，这件文物的回流计划就会被否决。

　　选定文物后，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会与收藏者接触，协商价格，最后由它或其他机构付款。

　　在这个过程中，香港收藏者往往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几十年来，他们对中国海外流失文物回流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彭卿云说，一方面他们出资回购物品，另一方面为内地博物馆提供消息和帮助。

　　内地博物馆负责人的人脉也很重要。如上海博物馆之所以经常收到海外华裔捐赠，与原馆长马承源有很大关系，他的朋友圈甚至包括法国前总统希拉克。

　　而质疑回流文物的价值，事实上也是“在野派”挑战权威的机会。上述专家说，一些文物工作者想借此成名，“关系国家资金的使用，公众又容易站在质疑一方考虑问题，其实很多质疑存在常识性错误”。

　　几年前曾有一家国内著名博物馆负责人自杀身亡。这位负责人曾请香港友人花巨资从海外购买了大量楚简，捐赠给博物馆。他自杀前夕，外界正对这些楚简的真伪进行质疑。直到今天，该馆员工仍不愿提及有关这些楚简的事情。

　　埃及人的异议

　　不过马自树认为，当初通过战争等不道德手段掠夺到海外的流失文物几经转手，现在所有人几乎都不是当初的战争获利者，而是通过正常交易购买的，在追讨时如何区分并不容易。

　　即使被明确认定为战争掠夺品的文物，如圆明园兽首，追讨起来也十分困难。

　　“事实上，几乎所有有关战争掠夺文物条约都缺少文物进口国的影子，签字国主要是我们这样的文物出口国。”曾代表中国在1995年《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上签字的马自树说，就这一条，很难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那里通过合法途径追讨战争掠夺品。

　　“确定是你抢走的，我必须要回来，而不是买回来。如果买了一件两件，其他那一两千件就没法要回来了。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彭卿云说，从这个角度上讲，有证据是掠夺的其实一件也不该买，特别是不能通过拍卖购买。

　　有一年，中国博物馆从英国引进了一个大型埃及文物展。不料后来国家文物局领导去埃及访问时，对方提出异议。“他们说，这些文物是我们的，是被英国人掠夺走的，你们这样展出就承认了他们对文物的所有权。”彭卿云很钦佩埃及人的态度。

　　彭卿云对于购买拍卖品比较气愤，“爱国人士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他说，“不过我更愿意把钱放在国内文物的保护上”。

　　一些顶级拍卖行和保险公司在1991年曾成立了国际失踪艺术品记录组织，它是专门为失窃和遗失的艺术品而建立的数据库，只要交纳每件30英镑的费用就可以登记。专业人士则可以在此查询文物和艺术品来源是否合法。

　　更重要的是，该组织的工作人员会将失窃的登记文物与国际市场上每年数十万件卖品进行对照，一旦发现就会通知文物原有者。

　　然而，这个几乎包括世界上所有失窃珍贵艺术品的数据库中，几乎没有来自中国的登记项目。

　　“除了参与拍卖，我们其实有更多事情要做。”彭卿云这样告诉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