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国内的问题比国外严重得多，最急需解决的，是现在日益猖獗的文物犯罪。非法流出去的，比我们每年斥巨资往回买的多得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近百年来，我们有很多国耻，比如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文物的命运和国家一样，同样遭受着国耻，是近百年来国耻的组成部分。”著名文物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这样对《望东方周刊》说。

　　谢辰生曾任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郑振铎的助手，后成为我国文物界著名专家，曾主持起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他在国家文物界工作了一辈子，对于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文物保护工作，他认为现在的人们有些曲解。“我们国家最珍贵的一批文物，都是解放初期由周总理批准成立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收购回来的。应该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这30年的文物收购。”

　　他说，那时国家很穷，但是领导都非常重视文物回流的工作。“当时，文物回流是洗雪民族耻辱的一种渠道，它带有非常浓重的政治色彩。”

　　谢辰生一字一顿地说，真正结束了文物外流历史的是1949年。

　　“现在是很多文物回来，但是有很多炒作的成分，不是什么回来都是‘国宝回归’。有些文物根本不值那么多钱。比如这次的兽首拍卖，它们根本就不算国宝，顶多算是国耻，因为国耻所以有价值。”

　　解放前，因为海关不独立，中国的文物用各种方法被陆续运往西方。新中国成立后，在谢辰生看来，文物保护进入了较好的时期。“海关到了我们手里，新中国第一个文物法就是禁止文物流失。”

　　谢辰生觉得，对文物最大的破坏，恰恰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20世纪90年代。

　　“大家一心往钱看，拜金主义横行，有些地方把文物放在经济层面鼓吹，才流传出‘要致富，多挖墓，一夜挖出个万元户’这样的歌谣。现在盗墓现象、文物走私现象严重，就是跟大家的思想变化有直接关系。”他说。

　　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清醒的，坚持保护抢救第一、开发利用第二；并坚持了文物工作的公益性。“因为文物是为社会服务的，它是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不是物质基础。”

　　至于现在人们对海外流失文物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态度”，谢辰生认为要分情况处理。“被战争掠夺的文物，我们一直都有追索的权利。但是有些东西，可能是解放前由收藏家带出去的，不算犯法，我们对这一类文物，应该跟对方商量，如果合适再买回来，没必要盲目去海外淘宝。”

　　谢辰生认为，海外追索要区别三个问题：一是区别一般文物和珍贵文物，我们需要追回的是珍贵文物；二是区别过去和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通过非法手段流出去的，应该重点追索，这样才能把文物追索和国内的打击文物犯罪结合起来；三是要区别合法与非法，应该重点打击非法，对合法出去的东西，有很多东西可能暂时回不来，也不必急于一时。

　　“其实国内的问题比国外严重得多，最急需解决的，是现在日益猖獗的文物犯罪。非法流出去的，比我们每年斥巨资往回买的多得多。”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