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王巧捧

　　一位老人在阅看山东省公安厅厅长曲植凡在山东警察学院接待群众来访的新闻。

　　2月11日，当记者正在写这组稿子的时候，老曾又背着他那个旧帆布缝制的大背包走进《廉政瞭望》的办公室。

　　“我这回是偷着跑出来的，可能过不多久就又要把我抓回去。”老曾说，春节期间，镇上给他家里安了部电话，每天两三道地打，“看我在不在屋头，怕我又去上访。”

　　老曾是杂志社的常客了，编辑部的同事都有点怕见他了。他要反映的问题大家几乎都能倒背如流。每次来，同事们都耐心劝导，希望他理性些，但收效甚微。

　　这次老曾气色好了很多，比前年来时胖了些，也红润了些。这大概与他被“维稳”时期的生活分不开。去年奥运前后，他被安排在一位信访干部家里，连同他的小孙子一起，好吃好住地呆了两个多月，只是不能随便离开。

　　这自然不同于他往日上访奔波劳累，最困难时身上没有一分钱，随身带着从自家树上摘的尚青的李子，用来充饥。

　　那时的老曾，说着说着便长叹不止，老泪纵横。如今，他看起来甚是轻松，说起自己在市上及区上各个部门闹访的“壮举”，还带着点得意的神气。从2007年至今，老曾上访的时间说起来并不长，但眼前的他俨然已经锤炼成一个老到的熟手。

　　地方政府不堪闹访之压

　　老曾的案子其实已经得到了判决。

　　2007年初，老曾的妻子因一句劝架的话，为自己引来一场灾难，被本村青年当众猥亵受伤，并患上精神疾病。

　　2007年，老曾所在的区法院判被告人有期徒刑10年。2008年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但老曾认为“至少应该判个无期”。并且法院判赔的1.4万多元，他说不够。于是今年大年刚过，老曾又偷偷溜出来继续上访。

　　“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一直是一些老信访户信奉的法宝。至少，老曾就认为这局部胜利是自己“努力闹访”的结果。

　　老曾前年来时说，他在本地信访部门反映情况，到处都不接收他的案子，于是寄望于媒体。在未能如愿的情况下，他摸索出越级上访和闹访这种在他看来颇为有效的方式。

　　“区公安局的门牌我给它把‘公安’刮了，写上‘腐败局’，他们还录了相的，录他们的！区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的办公室我都睡过，大年三十，我在区委书记的办公室睡起，晚上十点的时候他们喊人把我架起走了……”

　　这次他不仅自己上访，还带了同村组一个人，指引人家到处上访反映自己遇到的问题。“就是要闹，不闹他不得给你解决。”老曾武断地总结道。

　　每个县都有几个如同老曾一样执著于反复信访、越级上级甚至闹访的老信访户。除了单枪匹马地闹访，集体访以及制造事端，目的是要引起关注，给政府部门制造压力。

　　对一些依法本该采取诉讼、仲裁解决，却假借上访闹事的人，地方政府有时候无奈之下做出一些妥协让步，却难免惯纵了一些信访人，使之自以为抓住了政府部门“怕事”的软肋，以上访、曝光等相威胁，借机提出一些超出合理范围的要求。据说有的信访人到北京上访，应中央信访部门要求，当地派干部去接他回来时，上访者竟然提出：“故宫我还没去过，你们陪我去看下嘛。”或者说“我还没坐过飞机”等等。如果不满足其要求，就死活不走。而在京多住一天，接访人员及信访人的食宿消费，都足以超过信访人所提非份要求，于是往往多有让步。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信访人的气焰。据说有个信访人坐飞机回来后，对人扬言：“下次我要坐轮船回来。”

　　信访老户一旦走上信访之路，大有破釜沉舟之势，闹起来无所顾忌，有时候令政府部门束手无策，于是才有老曾言之凿凿地总结一个字：闹。

　　变通是一种策略？

　　江山市退休职工何家山，10多年来为每月6.8元退休工资的误差而多次越级信访，仅到北京就达23次之多。政府每次组织人到北京接他的费用早已远远超过他的诉求。后江山市委考虑到，一方面何家山原来工作的单位属小集体单位，档案不够齐全，现在找不到解决依据，责任不在何家山个人；另一方面何家山已经74岁，即使高寿再活20年，也增加不到1700元，还没有一次遣返费用多，最后市委决定从当月开始给何增发6.8元的退休工资。得知决定，何家山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随手从衣袋里拿出纸和笔，写了一封对党和政府的感谢信，还重重地盖了印章。这位过去常常煽动他人一起上访的老汉，此后再也没有组织和参与越级上访了。江山市信访局局长黄芝生感慨，这起信访事件的了结，不仅避免了今后处理何家山信访件的巨大花费，而且最大的收获是取得了难以估量的政治效果。

　　这是一个接访成本大大超过信访人诉求的典型例子。近年来，地方政府致力于解决群众信访的问题，通过组织干部下访和提高办信效率，期望尽量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大大减少越级上访的数量。但对于一些存在客观原因难以解决的问题，信访人又闹访不止，牵扯信访部门极大精力，导致接访成本已经大大超过了其诉求要求的，地方政府不得不考虑一些变通的办法。

　　前文中的夏晓韩所在的县就多有这种解决方式。诸如有些信访人反映拆迁补助方面的问题，经查不属实，但其身为下岗工人，家庭生活困难，信访部门尽量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从关爱、关心的角度出发，尽量在政策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为其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将其家庭纳入低保范围，为其协调解决孩子读书的问题等等。

　　夏晓韩强调：这不等于是人们常说的大闹大解决，而是都尽量扣在政策上。但夏晓韩又无奈地补充道：其实有些本不该由政府出钱解决的。

　　此外，在清理老上访户的过程中，有很多地方是通过实行领导包案的方式，化解重复信访。

　　河南卢氏县横涧乡横涧村的退休教师尚某与横涧乡卫生院相邻地基纠纷一案，经过县、市、省三级法院判决，当事人尚某仍不服，多次赴京上访，直至10年之后，卢氏县法院副院长多次组织横涧乡政府、县卫生局、横涧乡卫生院的领导进行协调，对于能协调解决的问题，尽可能地协商解决。最终使争议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

　　的确，领导包案的成功率要高些，以至于很多地方推出市长接访、院长接访等制度。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到底起到多大的作用？纵观领导包案解决老信访户的例子，绝大多数都要提到“协调各部门”这一过程，至少领导能调动的资源要多些。

　　上访本来就是对人治思维的一种依顺，而如果最终还是靠权力解决问题，达到让上访人息访的目的，岂不是又一次迎合了人们的“青天情结”？

　　维稳，千方百计

　　说起进京上访，老曾不无遗憾地说：“前年我上北京5次，去年只去了一次。管得严了。”老曾神秘地透露：“我到北京一次，北京要罚他们一万的嘛！”老曾的话无从证实，但来自上级信访部门的压力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在去一趟不容易了，镇上、区上，公安局、信访局、政法委的人，都认识我。一看我不在了，火车站、汽车站、北京西客站，到处都派人去找。”

　　地方政府在处理信访问题时越来越积极主动，越来越人性化，确实将一些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可总有那么些老上访户让人无可奈何。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省上及北京在重大活动或节假日期间的安保工作不能不重视，何况上级下达的信访工作目标考核及上访情况排名考核就像一道道紧箍咒。上访，对地方政府来说，只会增加其工作的被动性，影响政绩考核。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上访的人先截回来再说，主动权控制在自己手里，怎么解决都好。

　　于是，尽管“截访”广受诟病，各省市县仍然不得不全力以赴。一旦找到本省的上访人，先是好言相劝，实在不行只有陪吃陪住地贴身陪伴，当然也有地方“截访”人员采用强制手段将上访人接回。急切的“截访”行为难免导致一些乌龙笑话。据传有些到北京旅游的人，为了省下返程的路费、餐费，跑到北京信访部门前，不久就会被本省的“截访”人员免费遣送回来。

　　重大时刻及节假日，留守本地的基层信访干部们还常常在清晨6点左右，就跑到本地长途汽车客运站，从第一班出发的客车开始，到车上寻找本镇本村老上访户，甚至把有些背着麻袋看似“不正常”的人也带回来。

　　为了防止接回来的上访户们再跑去上访，地方政府绞尽脑汁。有时候以办学习班的名义把信访老户集中起来学法，管吃管住，其间有专人陪同。

　　但学习班总是有期限的，一旦学习班到期，只能依靠日常的稳控工作。通常几乎每个在地方政府挂上号的老上访户，从县到乡镇、到村组，层层都有责任人，村组上的责任人负责每天跟该信访人保持联络，确保随时了解其动向，并逐级上报，以防其再次越级上访。

　　甚至为了防止重大的集体访发生，有时候地方政府还想尽办法在老信访户里安插眼线，或推出悬赏征集线索的方式。

　　闹访之压让地方政府不堪其扰。在正当手段都无效的情况下，有些地方不免使出一些非常手段。

　　闹访的群众是当前地方政府的心头之痛。如果没有治痛的妙方，无论如何抚慰，也无法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