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王巧捧

　　一信访户在接访现场哭了起来。

　　安言/CFP

　　通过“截访”、“维稳”甚至部分妥协等短期行为，减少无理取闹的访民以及在上级机关登记的上访量，对地方政府来说绝不是一项可以夸口的“政绩”，地方政府也不可能算不清这笔成本收益账。

　　而舆论往往义愤地批判地方政府这些做法简单粗暴、不负责任，不解决实际问题，却没有人分析过，地方政府为什么会“热衷”于这些短期行为，为什么不解决上访人的具体问题？

　　弱势不等于有理

　　弱势的群众与政府相对的时候，舆论总是轻易让同情影响判断，却忽略了弱势不等于有理。这一现象在基层更明显。

　　有镇政府的干部曾声称，镇上近年接待的访民80%都是无理取闹。闻者不信，恰好其中有人不久就有机会到该镇政府锻炼，于是，只要有人来上访，镇政府都邀他参加，在接访中发现，很多上访人的要求确实相当“雷”人。

　　一天，一退休女教师来到镇政府，声称邻居毁坏了她家地里面的菜，要求政府马上派人把她的邻居给抓起来，不然她不回家，就住在政府了。

　　有户农民家不到100平方米的瓦房，在一别墅规划线内，按照文件和协商，开发商要赔他380万元。但是该农民认为他家的房子值500万元，于是和开发商僵持了近1年半。最后房子被强拆后，该农民开始“维权”。

　　仔细分析，反复闹访缠访的群众，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或动机：有些信访件作为陈年积案，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解决时间，并且失去了相关证据；有些由于当事人提出过高要求，经过多年积累，其要求更是不断攀高，已经达到不可能实现的地步；有些信访件得到了三级法院的判决，而当事人仅仅因为不信任地方政府，陷入反复上访的偏执境地；甚至已经平息的旧事，因为当事人生活重新陷入困难，又被旧账重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社科院对长期滞京的上访人群的调查也显示，长期滞京上访者中，有些案件并非判决有问题，而是因为上访者对地方司法机关不信任所以进京上访。

　　黑龙江省近年来解决的几个复杂信访件就堪称五花八门。

　　鹤岗市赵某某1984年因贪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20多年过去了，赵某上访声称自己当年冤枉。经过复查，发现当年案件处理没有问题。但赵不理解，进京上访。有关部门通过走访得知他生活没有着落，于是为他的母亲和老伴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赵很感动，不再上访。

　　在一起错拘错捕案件中，因为当时的执法环境和行政干预，公安机关错误地采取强制措施，给当事人王有臣造成了一定政治和经济损失。案件平反后，市委、市政府虽然已经对他进行了补偿，但他一直不息访，要求公安机关赔偿9000万元。

　　这几起信访件最后都得到了解决，上访人息访，但这几个人数年的缠访却成为相关部门难以忘却的梦魇。他们或仅仅是由于贫困，或是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或是无理取闹。而更有些人仅仅由于认识上的误区及偏执，已经完全没办法讲道理了。

　　一法院就遇到这样一个例子：法院判了被告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两年过后，被告人遵守监规，没有其他犯罪，被改为了无期徒刑。被害人家属听说后，四处上访，只认一个理：“两年过了，怎么还不执行？”谁也没有办法说服他。

　　压力不一定合理

　　面对以上种种无可奈何的闹访，各地目前还没找到最有效的办法，而信访绩效考核，却是迫在眉睫的压力。

　　整个信访系统自上而下都流行积分制的绩效考核，将信访工作细分为无数小项目，每一项占一定分值，年终统计并排名，以分值多少及排名先后，确定对下级单位的表彰与批评，并与奖金、评先评优等挂钩。这其中，关于上访量的考核份量尤其重。

　　安徽省界首市顾集镇2009年信访、“维稳”月积分考核细则显示，总分105分中，关于上访扣分的规定占50分。其中还对非正常访进行了强调：非正常进京个人访每人次扣10分，重复性非正常访每人次扣20分，集体访每批次扣25分；异常进省上访每人次扣10分，重复异常访每人次扣15分，集体访每批次扣15分。

　　有些地方则直接制定了罚款规定。安徽古城镇对各村规定，发生一起赴省上访罚500元，一起到京上访罚1000元。

　　信访绩效考核中的“一票否决”更是一把悬在各地领导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即使其他工作做得再好，只要本地区的上访量超了标，就不能参加评优评先，直接影响仕途晋升。

　　信访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归口管理，上级的信访接待单位不可能专门去调查每一个上访者所反映的问题，一般做法只是把信访件分口转到下级部门，并且对下转的信访件，不管有理无理，都要求限期平息，如有重复访则加重处罚。因此，这种不加区分，简单地只重上访数量的考核办法，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其中以涉法涉诉案件较为突出。

　　某法院受理了一起案件，被告欠原告10来万块钱，法院判决后被告一直不执行。原告于是上访，上级查下来，法院执行局去强制执行。被告又不同意了，也去上访。上级又批评下来，法院左右为难，只好停止下来。被告见钱没执行回来，又说要上访。

　　在众多涉法涉诉案件中，信访部门在处理时的尴尬还在于，信访部门对司法机关的影响力有限。依照法律的规定，法院的终审裁判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处理，除了依照法定程序提起再审，任何国家机关都不能变更、废除法院裁判。而只有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才有权依照法定程序对司法进行监督，法院不可能凭信访部门的意见和领导的批示立案、再审。

　　国家信访局的调研也表明，大量应当通过诉讼、仲裁、复议等途径处理的争议、纠纷，纷纷涌入信访渠道，这也是导致一些不该出现的问题大量出现在信访部门的一个原因。

　　无奈不等于无辜

　　去年北京奥运会前，为了了解一个女上访户的动向，四川某县信访干部来到她家中做工作，该上访人最后提出：“奥运会了，你让我在家里也可以，我家里电视都没有，咋个看奥运会嘛？”

　　一台电视的成本比起进京接人的费用及政治影响，已经是够“温柔”的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必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但这不能不让人置疑，这不是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大闹大解决”的认同，同时又会激发新的社会矛盾吗？

　　有人就在网上撰文，形容他们身边一个上访专业户“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砸过村委会的牌子，率人在公安局静坐过，在地方拦过省委书记的车，在中央闹过新华门、中南海。他告到哪里，地方政府就只好到哪里把他接回来，一路好吃好喝好招待，回到家里还得看看缸里的米，摸摸床上的被，嘘寒问暖。而隔壁就有人家的娃儿上不起学，无人过问。”

　　地方政府对闹访户的一些迁就，产生了不良的社会辐射效应。天天上访的人得到了好处，以前不上访的于是也跟着上访；得到补助的人嫌钱少又再上访。

　　对闹访人寄望于经济上的安抚，这些严格来说不属于经费的正当使用，为地方政府招来檄讨的同时，也无法从根本上让闹访人员息访，地方政府与闹访人的矛盾陷入周而复始的怪圈。

　　为了减少上级信访部门登记的上访数字，地方政府不得不各显神通。其采用的一些非常手段，饱受诟病。

　　诸如不断地到中央或省市有关部门信访接待处“活动”，以便了解本地群众的上访信息，甚至通过销号来改变登记状况。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指出，这种行为不仅明目张胆地堵塞了最高执政者的耳目，欺骗中央，而且亦在体制内部增加了一个政治腐败的来源。

　　易大明(化名)是某省司法系统的退休干部，长期被派驻在北京某国家信访机构工作，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卧底”。他估计，在过去几年时间里，自己通过打点运作，从国家信访排名系统中，为自己所属的省份成功销掉了近百个进京上访者的电脑登记记录，使该省上访排名量下降，从而多次免于被通报批评。

　　“这里面没有谁对谁错，你没有办法不按规矩办。你再没有经费，从其他地方挤也要挤出来保证。”易大明说。

　　但这种行为会极大损害上访人员对中央信访部门的信任。在许多信访民众眼中，信访部门虽然不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有效率，但至少还是一个能让他们说话，能够把他们的意见反映给中央领导的机构。一旦发现信访部门被地方“收买”，他们就会把信访部门视为政治腐败的共谋者，由此可能产生强烈的政治绝望情绪。

　　闹访之种种问题，不是靠某一单方努力可以解决的，除了提高群众的法治意识，完善纠纷解决机制、健全信访考核制度外，加强社会保障、完善法律救济、完善司法系统相关制度等，也可囊括到其大题义之下。

　　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无理闹访的人将越来越意识到，闹访并不是一条满足非分要求的途径。而当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拿起法律的武器，酌情对闹访群众进行依法处置，闹访之路注定只能越走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