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出了问题，普通美国人首先就会责怪中国夺走了他们的机会；经济好转时，他们又会乐于使用中国制造的东西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艾远征(Gady Epstein)是《福布斯》杂志驻京首席记者。2002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北京，第一印象是“繁忙的国度，很多事故”，“北京人很多，有意思的活动很多，一些人荣华富贵，一些人穷困潦倒”。

　　在2007年12月的一篇商业报道里他说：“中国投资者居住在一个奇异的世界里。在这里，一个不挣钱的公司能够持续增值，矿业公司可以比它们所能开采的所有储量更值钱，并且投资者顽固地忽视交易丑闻和官方警示估值过高的股票。”

　　对一个商业记者来说，中国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地方，这里总有东西值得你去发掘。有时候，在这里做生意没什么规则，人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成功学，而这里面临的挑战和西方也完全不同。

　　正如胡锦涛先生指出的，对中国的经济，对中国社会的稳定，现在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我个人觉得房地产——不论商业住房还是公房，是一个观察中国经济的非常有趣的指标。首先，中国楼市牵动着社会公众心理；其次，如果楼市下滑，一切流向楼市的相关资源的开发也会放缓，比如水泥、钢材等等，几乎会影响到经济的方方面面；第三，房地产已经是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自有其问题，比如官商勾结，但房价上涨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城市化，比如进口增加等。我想总的来说，这些问题最后会自行解决——泡沫一度很多，但现在已经开始破裂，房价开始下跌。我相信在未来两三年，会出现更多人们相对负担得起的房子，毕竟过去几年，多数中国城市人口的平均购买力其实在下降。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出手购房的时机。也许应该再等等？我想房价可能会再降，降到人们可承受的程度。这是经济规律的力量。

　　中国股市不是一个公正、透明的市场，而是有很多内部交易，充斥着各种游戏，黄光裕的案子不算稀奇，假如我是个在中国投资的人，我也会想方设法取得内部消息。我认为应该给证监会更多权力，制定的规则应该更有力地得到执行。

　　国外有一些批评，说中国股市就是一个游乐场，我觉得没到那程度，股价和盈利还有一定的关联，特别是那些蓝筹公司和大公司。

　　我没有证据，但我想很多经济学家和利益集团关系很近，但也有很多经济学家是独立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见解深刻并很有勇气，显然中国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

　　经济学上的左派认为中国对穷人关注不够，一些政策偏离社会主义的理论太远，右派则认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惟一可取途径是建立自由市场和一系列相关的制度。我想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还是政府缺乏权责对应，并由此导致了腐败、污染等一系列的问题。

　　基于此，我想中国的政治改革将会非常非常缓慢，我对草根民主能施加重大影响也不抱太大希望。

　　作为记者我首先希望的还是中国政府提高透明度。这能够让政府更加负责，一些被当作秘密的东西其实不应成为秘密。

　　现在的头号问题是金融危机。一旦经济出了问题，普通美国人首先就会责怪中国夺走了他们的机会；而在中国，我们也即将看到可能存在类似情绪。好在两国的领导人都知道，两国互相依赖。经济好转时，普通美国人又会乐于使用中国制造的各种东西。总的来说，多数美国人视野狭窄，对中国的认知也相当简单。

　　中国人对外国记者的批评——说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中国，早就不新鲜了。我只想说，我们毕竟不是中国人，不可避免会从外来者的角度看中国。另外西方记者也不是一个整体，我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共同点只在于希望更好地了解中国。

　　我最不喜欢的一点就是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比较头疼的是你不知道吃下去喝下去的东西有没有谱。“奶粉事件”影响很大。我没有孩子，如果我有孩子，我也会非常非常生气。

　　杰克：美国人的“中国功夫”

　　特约记者  张华  发自北京

　　“我至今还听不懂中文，更不会讲。”在北京三里屯外交公寓的家中，刚刚度过60岁生日的杰克·潘考夫斯基耸耸肩，微笑着对记者说。

　　很多时候，在中国呆了17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创建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标杆企业——亚新科(ASIMCO)的杰克先生与他的中国客户们交流仍需翻译。

　　来中国建厂之前的17年，杰克在华尔街做投行。

　　不会讲中国话并不妨碍他被美国商人们视为“超级中国通”。“要和中国地方政府搞好关系，这至关重要。”——杰克常对美国朋友讲，尽管他们双手托着下巴，百思不得其解。

　　让想法实现“软着陆”

　　杰克在中国的17年并非一帆风顺。1990年代初，他刚来中国“旅游考察”时，为中国文化的深邃和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力吸引，萌生留在中国做生意的想法，结果遭到朋友们的嘲讽：“你疯了！”1993年创建亚新科，进军汽车零部件行业，虽然生意越做越大，但在找到本土化管理良方前的3年，杰克曾经撞得头破血流。

　　“创业时我真是太幼稚了。”杰克说，“我一度以为中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只要与北京的中央机构互相了解，达成一揽子协议，就可以在各省畅通无阻、分取利益了。实际上我大错特错了。”

　　认识到中国国情的复杂性之后，杰克的许多想法逐渐实现了“软着陆”。他开始接受中国国有企业绕圈子的习性和“打太极”的风格——无数次的寒暄与晚餐，合作意向就是不明朗。杰克对此不反感的“好处”是，这促使他创下了1993年一年内到过40座城市、100多家工厂参观的纪录。

　　经过几次危机后，杰克加倍拓展与中国各地政府之间的关系网，其中一项努力是，请几位当地能人做顾问，保证“同盟关系”不会中断。

　　等到亚新科声名鹊起后，杰克到欧美巡回演讲，他的“入乡随俗”的做法总让在场者惊叹。有人不以为然道：“遇到纠纷找律师不是更有效率吗？”

　　杰克答道：“恰恰相反，应不惜代价尽量避免打官司，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诉诸法律。这便是中国。” 说完大笑。

　　借船出海，顺风搭车

　　他偶尔也向人表露这种自豪感：“我在中国呆了这么久，从没有听说过还有哪个西方人只凭一个想法，就阔别在外人眼中很风光的华尔街生涯，来中国组建实体公司并使之成为中国最大产业之一中的领先企业。”

　　杰克进入华尔街是在1973年，当时华尔街不过是个“小作坊”。他没有迅速成为美国投行界的风云人物。不过，正因亲历了19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不断完善的历史，他才能一到中国就嗅出了中国市场的潜力和机会。

　　从这个层面来说，杰克并不像业界描述的“两手空空来到了中国”。恰恰相反，他的华尔街关系帮他完成了一次不错的“中西合璧”。

　　在考察完中国近100家工厂后，1993年杰克先行成立了“亚洲战略投资公司”，而后他才根据“亚洲战略投资公司”的缩写成立了亚新科(ASIMCO)。

　　杰克打的算盘，一是“借船出海”——华尔街的证券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当时已对中国市场萌发好奇与兴趣，而拉拢几家华尔街公司做股东又能给中国政府“实力过硬”的第一印象；二是搭上中国1993年制订的新的汽车产业政策的快车，在之后的合资潮中牢牢掌握控股权。

　　可以说，杰克的成功源于他的悟性与韧劲，背后的“永动机”便是他娴熟的资源整合术。他把他的中国从商技巧称为他自己的“中国功夫”。

　　杰克说他在中国遇到不少企业界的“达人”，这让他走得更快。他提到了一个人——玉柴前董事长王建明。

　　“大家都叫王建明‘王董事长’，我也这样称呼他。他是我的良师益友，几次给我指点迷津，是真正的预言家。他能够成为业界领袖，完全是由于他的人格力量和坚定意志。”

　　在去年完成的《与龙共舞》一书中，杰克毫不掩饰对王建明的敬重之情。令人惊讶的是，基于对中国人际关系复杂性的认识，书中他称王建明是一位“独行侠”，“一些人其实盼着他失败”。

　　去年11月初，媒体报道王建明“神秘失踪”，后来证实他正被江苏有关方面调查。

　　实际上，杰克一方面吸收了“王建明”们的长处，一方面又规避了其短处，譬如对合作伙伴的过分信任、不善于与地方政府“打成一片”等。同样是在江苏省，杰克能“零地价”拿地，且“不违观，不行贿”。

　　真是一个善于变通的老头儿。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杰克笑着说：“我至少还要再干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