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点的不行]:嘉宾你好，在现有的分配制度下，一个农民工，靠诚实的劳动，能够致富吗？如果能够够，那么致富的途径和手段有哪些？

　　[郑功成]:在现行的分配制度下，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偏低，而农民工在所有的劳动者群体中又属于低收入阶层，再加上缺乏社会保障等福利制度的保障，一个农民靠诚实的劳动是很难致富的。如果要让农民工也能富起来，一是必须消除农民工的身份烙印，确保其与城镇劳动者同工同酬；二是持续提高劳动报酬，也就是较大幅度地提高劳动者的工资，确保农民工通过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参与经济成果的分享；三是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不仅解除其后顾之忧，而且还能够增加其即期与未来的收益。这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消除农民工的身份烙印，消除一切含有身份色彩的制度歧视，真正实现所有劳动者同工同酬同制同权，农民工也会走向富裕。当然，农民工是否致富，除了工作环境与制度因素，还与个人的技能和素质息息相关。所以，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力度，农民工自己也应该努力地提升自己的技能，一个高素质的农民工一定是可以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的。

　　[昆仑之鹏]:贡献如何度量？谁去度量？这样的疑问和现阶段所体现出来的草根生活的每况愈下及其话语权的阙如，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您的论断缺乏操作性？或者说，留有太大的道德风险余地？谢谢

　　[蔡继明]:贡献的大小从理论上说，它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对价值的创造所做的贡献。但是这种贡献我们是不能够直接去度量和计算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市场来调节。这就要求生产要素的市场必须是完善的，竞争的，各种生产要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只有在要素的自由流动当中，在要素的所有者和要素的使用者之间讨价还价当中，生产要素的价值及其贡献才能够相对地得到确定，这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中都通行的原则。这并不是意味着，按贡献分配的理论缺乏可操作性。 

　　[不打点的不行]:嘉宾你好，三公消费超过9000亿元之巨，而医改费用一年不到一千亿元，在收入的再分配方面，是以民生为中，维护还是保证官员的消费水平重要？

　　[郑功成]:三公消费是否超过9000亿，我没有研究过。但三公消费过高应该是一个公众的共识，因此，在收入分配改革中降低三公消费应当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改革的措施应当是让三公消费公开透明起来，并且让这种支出在整个公共支出中的比重下降。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增长的条件下，应当尽快地增强财政的公共性，通过社会保障及相关福利制度安排反馈于民，应当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一天一地一广仔]:请问嘉宾，有没有想过考虑过消费券之类的问题？ 

　　[蔡继明]:消费券对于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刺激国内需求，无疑具有一定的作用，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提高居民的长期可支配收入，我今年有关带薪休假的提案中也提出了一个旅游消费券的方案，主张把旅游消费券的发放和企业的带薪休假结合起来，这样既保证的劳动者休息的权利，同时也对刺激旅游需求和整个国民经济产生联动的效应。关于具体内容可登录我在人民网的博客。

　　[郑功成]:我注意到有专家提出过向全民发放消费券来刺激消费的建议。但是，这种措施只能起一时之用，而不可能真正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我认为，与其发放消费券，倒不如有更多的公共投入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不仅能够刺激即期消费，更因为它能够给人们带来长久的安全预期，增强消费信心，促使人们能够理性地安排自己的生活。

　　[一天一地一广仔]:请问嘉宾，关于企业高管的问题，你们会在两会中提出吗？你们认为“限薪令”能起到什么效果？

　　[蔡继明]:我没有准备这个方面的提案，但是如果也其他委员提出相应的提案，而且有充分的证据和合理的建议我会附和。我倒有一个有关政府的建议，即在政府采购中，要向我们的民族品牌敞开大门。我们放眼看一下政府机关所用的电脑、电话、打印机、复印机、空调、电梯等等，多数都是国外的品牌，由此耗费了我们大量的外汇，同时，也遏制了我们民族品牌的发展。如果我们根据性价比大部分采用我们民族国产的品牌，我们的内需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的就业压力也会大大的缓解。号召我们的国民爱国，我们的政府应该做表率，详见我的人民网博客。  

　　[郑功成]:我在审议国有资产法的时候，曾经明确建议过应该限制管理层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虽然最终没有写入法律，但现在有关主管部门开始实行“限薪令”，我认为是有利于缩小这种差距的，会让高管的薪资回归到一个理性的、比较合适的水平上。

　　[主持人]:在强国论坛的深入讨论区，很多网友关于“拟提交提案，征集网友意见”这个帖子都很关注，都提出了很多意见，您看了吗？

　　[蔡继明]:我看了这些意见，一共有173条。我很高兴，也很感谢各位网友对我我的提案如此关注，特别是他们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也有一些批评，我都表示欢迎。很遗憾，当时没有把提案的全文放到网上，以致于很多网友不能够做更具体的评价，我已经把全部提问12个提供给了强国论坛，在今天的晚一些时候将把全文贴在深水区。同时我还会在我的博客中公布于众。我会认真地吸取各位网友提出的有益的建议，使我的提案更加完善，谢谢各位网友。

　　[长安客居]:请问嘉宾：“缩小城乡居民之间，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之间，东部和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这话喊了好多年了，现在有具体实施计划吗？

　　[蔡继明]:缩小城乡差距最重要的途径是要加快城市化进程，把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不仅转移到非农业部门，更重要是要让他们转移大城市；不仅要让他们进厂，还要让他们进城，更要让他们落户，变成真正的城市居民，这样才能够一方面使进城的农民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提高他们的福利。另外一方面，使留在农村的居民，能够耕种越来越多的土地，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从而也相应的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只有在这个过程达到一定水平时，比如是城市化水平达到75%，我们才有资格说基本实现现代化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才能够大幅度的缩小。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我们要加快土地制度的改革，要让农民真正地获得土地的权利，从而使他们能够凭借着土地获得财产性收入，分享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快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从而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使城市化进程不断地加快。

　　[铁饭碗时代落幕]:嘉宾，请问城乡收入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或者说什么造成了城乡收入的差距？有人为的因素吗？ 

　　[郑功成]: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悬殊的原因很多，我觉得有这样几点：一是历史的原因，改革开放前的城乡差距不可能迅速地填平；二是公共资源的配置失衡，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公共资源是向城市倾斜的，包括公共设施、公共服务、教育、福利资源，主要的都是在投向城市。30年改革开放，都没有改变以往的这种格局；三是制度的分割，比如说户籍制度，让农民打上了深厚的身份烙印，迄今仍处于不利的地位。当然还会有其它一些原因，但是，上面三个原因中公共资源的配置失衡和制度的分割应该是含有人为因素的。不过，近几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义务教育资源的配置开始向农村倾斜，过去城市专有的福利保障也在向农村延伸，新一轮的改革强调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必然带来深刻的变化。

　　[大学给了我什么]:请问嘉宾：改革改富了一小部分人，你是否同意？

　　[蔡继明]:不能完全同意，应该说30年的改革，使绝大多数居民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好处，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我们的预期寿命也得到了延长，教育水平得到了更大程度地提高，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度的减少，老百姓有了更多的自由，这些都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当然，确实是有少数人掌握了过多的社会财富，而这些财富的取得又往往是在制度不健全，政策不公平，机会不均等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引起公众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这恰恰需要我们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消除这些不公平现象，而不能倒退。

　　[leining]:嘉宾，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能做一下叫详细的解释和介绍吗？如何在兼顾公平下保证效率？谢谢 

　　[蔡继明]:首先正如我刚才已经谈到的公平和平等是两个不的概念。平等是对收入差距的一个客观的描述；公平是对收入差距的主观的价值判断。严格地说，我们不应该把效率和公平并列在一起，而应该把效率和平等放在一起，也就是说，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平等。如何理解这个原则呢？坚持效率优先，就是要在初次分配领域，贯彻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从而使得社会财富这块蛋糕越做越大。所谓兼顾平等，就是要通过收入再分配，把收入的差距控制在社会所能够容忍的范围之内，从而避免由于收入差距过大，造成的社会不稳定，以及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郑功成]:谢谢网友的参与，再见！  

　　[蔡继明]:感谢各位网友参与，谢谢大家，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