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会特别节目，做客中央台，我是中国之声的主持人向菲。今天做客中央台的是重庆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先生。欢迎黄奇帆先生，您好。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了特约嘉宾曹景行老师。曹老师，您好。中国广播网、新浪网同步进行网上直播，敬请关注！以下为直播实录

　　曹景行：大家好。

　　主持人：黄市长到重庆工作也有将近八年的时间了？

　　黄奇帆：对。

　　主持人：平时听不听广播？

　　黄奇帆：偶尔听。

    主持人：可能现在收听我们中国之声的重庆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个大的群体就是农民工朋友了，因为他们是流动人口，通过广播来获得信息的途径会更加的快一些，方便一些。那么我就替他们来问一个他们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一个农民工就业的问题，大批的农民工返乡给地方政府应该说增加了很大的压力，但是您却说这是一件好事，为什么？

　　黄奇帆：因为首先农民工都是往往在沿海地区打了至少五年工，甚至十多年工。在重庆有450万农民工是离开重庆到沿海打工的，今年春节之后农民工有三百多万回到了沿海，但是在重庆就有那么七、八十万滞留在重庆。政府有责任帮他们改善就业的环境。从我们现在初步来看这个事情有几种出路，一种就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应该想办法在重庆直接找到打工的岗位，在这方面政府的措施就是我们每年差不多工业投资有一千多亿，新增的工业销售值也有一千五、六百亿，每年能够新增那么三十多万个工作岗位。

　　黄奇帆：我们不是那么努力的去推进农村的农民进城，而是让现在还在务农的农民放慢进城的步伐，把这个岗位更多的留给从沿海返乡的农民工。第一他们素质要比现在的农民素质要好，因为他们已经有五年、十年专业的训练，第二他们有更迫切的需求。我们统计了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留下来七、八十万人里面有那么三十来万现在已经初步找到了工作。第二个就是这些农民工中有一批佼佼者，自己认为大体上在2%到3%，这么一批人是有创业能力的。在困难的时期政府要更多的支持人群中的佼佼者创业。黄奇帆：这个创业应该是要有三个方面的政府采取措施，第一创业的门槛要降低。第二政府应该给予税费的优惠扶持，也就是说对这样的农民工创业的企业三年、五年应该基本给他免税。如果不创业，他失业在家里，政府还要拿出别人的税收，别人上交的税收去救他。现在他自己能创业了，自食其力了，这个税是用不着去收或者可以优惠的收。第三个就是他创业资本金很小，政府应该有一种资本金的补助制度和银行的融资扶持制度。

　　黄奇帆：还有一部分农民工，让他再读书，再读书我是说我们已经启动了一个计划，把现在的农民工里面通过初步的考核，大体上他的文化程度和读书能力还可以的话，自己又有比较积极的愿望，我们准备今年重庆的中专扩招两到三万。

　　读一个中专一般要三笔钱，每年学费一般要两千多块，然后要有一个住宿费，第三还有要生活费。一般来说要四千来块钱，我们准备考虑把它全免了，因为他要读中专，是一个正式学位，正式的一个学历，三年的话准备要三亿多。但是等到他三年毕业之后也许金融危机过了，他就找得到工作了。

　　还有一部分可能量更大，那是进行三个月、半年培训。那个是不限年龄，不限你原来的学历或者学习能力，你只要有兴趣，放在那里无所事事，如果有半年去学一点什么，这个是短期培训。

　　把这些人善待好了，仔细想我认为只要重庆十年、二十年以后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他就不是把几百万农民输送到沿海去了，而是可能在重庆本土上的农民都在重庆就业，而且周边地区的，外地的农民还到重庆来打工，会出现这个局面。在这个意义上既然重庆要做西部的经济中心和增长极，那如果连自己的农民工回来都没有好好的安排能力，你还做什么真正的增长极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要有一点远大的眼光。曹景行：把你们原来的方案，因为我知道重庆是一个综合实验改革的，是要把农村人口逐步的转移到城市变成劳动力，又可以把土地置换出来，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当中。这样的金融风暴一来以后，这个进程为了安置回来的农民工就要放慢原来的置换，那这个调整对重庆有没有压力呀？

　　黄奇帆：总的我认为也就是座标上差一、两年的事。重庆十年前城市化率是28%，现在经过十年的发展我们到了49%，已经将近五十了。那么再过十年，我自己认为我们有可能到70%。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农民进城的过程现在是一多半的人，四百多万人到沿海，三百万在重庆本土打工。这次金融危机现在已经发生的变化是七百几十万农民工，三百多万到沿海，三百多万在重庆本土，变一半对一半了。我自己认为再过三、五年，如果这七百多万农民工可能有四、五百万是在重庆打工，两、三百万，甚至一、二百万在沿海打工，这个局面本来就有这样的变化。

　　主持人：借着这个问题，我们替一个网友来问一下他的问题。他说重庆城乡二元化矛盾比较突出，眼下最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请黄副市长给我们回答一下。

　　黄奇帆：所谓城乡二元矛盾之中，讲到底就是要实现城乡统筹，这个城乡统筹的战略目标来说一句话，就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使小城市变成大城市，使大农村变成小农村。那么现在小城市带大农村，怎么带也带不动，最后小城市还比较发达，但是大农村带不起来，两级分化。

　　黄奇帆：那么如果小城市变成大城市了，而大农村两千万农民变成了一千万农民了，这是用两千万城里人的实力反哺农村，这时农村容易被带起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都知道一个经济学的游戏规则，就是当农民减少到20%、10%人口的时候，农民就业本身产生的收入，农民做农业本身产生的收入都比城里人还高，不会比城里人低。但是在眼下那么多农民，那么一点GDP，所以务农总是亏的，必须务工才会致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用一句话来讲城乡统筹的话，就是加快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使农村的人口减少，使城市的人口扩张，最后实行城乡平衡。

　　曹景行：您刚才谈到这些对回乡的农民工，这些方面都有增加市政府的开支，整个开支基础还是在经济发展。我看到一些数字，就是2008年来说重庆整个经济增长是在中国的同类城市当中是相当好的，而且高出全中国的平均水平四、五个百分点。这个当中有一点，重庆是不是比较早就感觉到天要起风云了？要出一点大事情了？如果是能够比较早感觉到，你们凭什么？

　　黄奇帆：这件事的确是有这么个情况，实际上美国金融危机是在2007年9、10月发生的，到了2008年的1月布什总统拿了1600亿美元，就是说救市。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实际上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有材料显示有三万亿美元的坏帐，可能在2008年逐渐崩盘。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在世界经济已经冰天雪地，已经刮大风了，然后中国沿海的加工贸易已经开始受到重大影响，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熙来书记、鸿举市长，我们分了几个代表团到广东，到沿海，到上海，到浙江都去考察。

　　黄奇帆：但是我们上层的领导实际上跟这些省的领导都在讨论沿海这些开发区架构贸易，实际上当时已经受到了重大冲击，已经差不多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定单比较箫条，在下降了。所以我们当时有这个感觉，这样一个世界级的危机一定会在整个中国蔓延开来。那么工商企业、外向型企业都会受到冲击，所以我们三月底一回到重庆，熙来书记、鸿举市长就布置市政府，我们就开始组织了七条鼓励企业，保障企业发展的措施。这七条措施包括对重庆所有的工商企业，不管工业性的企业，还是生产性、服务业，比如说外贸进出口、批发贸易、物流、交通运输都是收15%的所得税。我们是有这个权的，因为我们西部开发对鼓励类企业可以15%，国家是可以允许我们的，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实施了这一条，这个实际上对有困难的企业减少十个百分点的所得税是有价值的。因为全国去年开始实施二十五，就是原来十五的也变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