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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景行:两税合一?黄奇帆:困难企业的担保贷款增大,第三有一些企业有流动资金的问题、困难,但是他们的产品又很好,那么我们给他1%的贴息。你拿了一个亿,贴息的话可以贴一百万。如果我借给你一百亿,贴1%的利息,一年就是一个亿。这一百亿给你做流动资金的话,你不会一年只流动一次,你如果流动三到四次的话,实际上一亿拿出来可以带动三、四百亿的销售值。三、四百亿销售值产生的税收就可以有十亿了,因为每一百亿总会有四到五亿的税收,所以从这个角度政府这会儿刺激一个亿的贴息是非常划得来的。这样的政策我们搞了六、七条,这六、七条应该说是针针见血,非常务实的帮助企业解困难。那么企业有了这么优惠措施之后,就有比较强的抗御风险的能力,就对冲了金融风险当中的一些问题。
曹景行:第四季度还是有增长?就是速度放慢。
黄奇帆:那当然,因为我们一到九月份讲了15.3%,四季度有12%,合在一起就是14.3%。
曹景行:这个是去年我们刚刚开完会之后,你们就在采取这样一个做法?
黄奇帆:对,去年应该说沿海地区加工贸易,我们国家受金融海啸的影响先是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受影响,然后从沿海慢慢延伸到内陆,从轻工加工贸易延伸到重工业,各种装备工业。所以它本身是一个蔓延过程。
主持人:但是咱们出台的这七条的措施之后,第四季度也是降到了12%,会不会还是觉得咱们这政策力度不够,还需要再加强?
黄奇帆:那是呀,去年的九月份我们又出台了五条,然后到十二月又出台12条。
主持人:2009年咱们定的GDP的目标是12%?
黄奇帆:对。
主持人:通过什么来完成?
黄奇帆:我自己估计我们一季度GDP增长可能实际上只能做到6%,1到6月份有可能实现8%,然后1到12月份可能变成12%。那么这个过程叫做前低后高,从措施来说首先是抓投资,我们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差不多五千亿,一千五百亿搞基础设施,一千六百万搞工业,一千亿是房地产,还有那么几百亿是生态、环保、教育、卫生、文化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方面的。总的来说如果五千亿下去产生的拉动增量可能就能形成重庆GDP的八个点,然后我们靠消费拉动,出口拉动,这方面也就是考虑四个点,再形成我们的12个点。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在逆境中发展很重要的要保企业,也就是说现在口号可以既是保企业,你也可以说保民生,也可以说保就业或者说保增长。但实际上各种保都是对的,但是里边有一个中心环节,这个环抓住了,一招棋活全盘皆活。这个环输掉了,哪怕你想保也保不住,会丢掉的。那么这里面的关键是什么呢?在经济危机,经济箫条时候很重要的关键环节,保企业。企业如果生产了,运转了,就有就业;企业如果生产了,运转了,就有增长;企业生产了,运转了,就有税收。黄奇帆:如果这会儿政府为了保民生,你说应该让工人的成本等等方面都按常规的来运作,这个时候企业成本受不了,倒闭了,最后工人也下岗了。所以在整个环节要增加企业的供应,意思就是什么呢?如果从经济理论来说1980年里根总统上台的时候,他是一个“供应学派”,“供应学派”是以企业为中心增加工业。就是说要鼓励创业,全民创业,第二减免税收,几年里减免税收;第三就是政府还要扶持,政府还有资本金扶持。当企业如果发展了,老百姓自己发展自己,就业了,政府给老百姓社会保障的成本也降低了,然后企业发展了,税收也增加了,所以实际上现在美国要重新拾起里根的供应学派。因为过去二十几年里根“供应学派”基本上被扔掉角落里去了,货币学派,然后福利主义的学派是比比皆是,不怎么重视企业,所以美国也有这方面的教训。
曹景行: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从理论来说,我是第一个听到中国官员同时一个手用刺激经济,我们说是凯恩斯的,一个是用供应学派,这是不是中国在经济理论的思考上的一种新的感觉?
黄奇帆:因为事实上凯恩斯是用政府的力量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并不是用政府包干一切。因为政府的力量如果动用一百亿的话,市场应该跟进九百亿,最后才能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市场的九百亿哪儿来呢?这会儿是要考虑供应学派,企业的力量,那么也就是政府拿政府的力量去帮一下企业,这个时候产生的作用比政府直接去包办一切要聪明的多。
曹景行: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当前下面去思考的一个理论。
主持人:我们再来回答一位网友,来自新浪的。新浪网友说重庆已经城市申请恢复“五。一”七天长假了,那么在这个举措上重庆是怎么考虑的?是不是想通过旅游来拉动消费?
黄奇帆:首先我要说重庆政府应该从来还没有写过一个报告给国家,去申请要恢复七天。因为这个事并没有这么一个工作程序。第二如果说我作为个人,作为一个公民,我就认为是应该放长假的。
曹景行:但是如果把放假只是从刺激经济的角度来考虑放假,似乎有一点太…
黄奇帆:对,我认为放假是不是刺激经济呢?我并不把它连在一起。
曹景行: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金融风暴再进一步延续,重庆抵抗力如何?
黄奇帆: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整个世界的金融风暴现在看少则两、三年,多则三、五年,更严重的后果可能还没看见。但是因为中国毕竟自己金融没有问题,或者说没有像他们那样出了很多问题,我们的财政总的这几年也是健康的,我们各方面的内需、潜力是巨大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执行力是世界最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认为如果国际金融危机有两、三年的发展过程的话,那么我们在一、两年里会走出困境。
主持人:好的,感谢重庆市的黄奇帆副市长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