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1949年4月24日的日记中写下当天的心情：“内外形势已临绝望边缘，前途充满暗影，精神之抑郁与内心之沉痛不可言状，正‘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情景也。”

　　记者◎王恺  杨璐

　　1949年1月21日 蒋介石下野

　　蒋经国在日记里记下这一天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又遭逢了一次厄运，几乎断送国脉的一天”，也是他本人“铸下永世不能磨灭的深刻记忆的一天”。下野的蒋介石这一天并不清闲，他凌晨就起床开始工作，拟定一天计划和做各种准备。离开南京前，他亲笔写了一封长信给远在北平的傅作义，并让徐次辰飞抵北平劝勉，“余虽下野，政治情势与中央并无甚变异，希属各将领照常工作，勿变初衷”。

　　内战打了两年多，蒋介石的心情从巅峰跌向谷底。1947年6月，他自夸“无论就哪一方面看，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技术或经验，共军不如我们，至于军事补给，如粮食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10倍”。彼时正是他得意时候，3月19日胡宗南攻入延安，他兴奋异常，在3月31日的日记里写道：“奸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二十周年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但是，随着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解放军进入战略反攻，1948年1月他自问：“物质上我们有很好的装备，有很精良的武器，可以说具备了一切胜利的条件，我们剿匪为什么还要遭受挫折、遭受损失呢？”1948年秋始，对于蒋介石来说，战势已不能用挫折来形容了，徐蚌会战是国共双方规模最大的会战，也决定着战局前途，结果黄伯韬、邱清泉战死，杜聿明和50多万部队被俘，他已经明白“自此黄河以南地区，匪我兵力悬殊，势难挽转”。

　　就在他给傅作义写信的这一天，傅作义在中南海召集华北“剿总”高级军政人员开会，宣读了《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办法》。

　　1949年1月21日14点，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叙谈。李宗仁在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这场对他来讲十分重要的会议。蒋介石声音低沉地分析目前的局势和做出结论：“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说话间已有人黯然流泪，后来谷正纲、张道藩等失声痛哭。会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追上蒋介石问：“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呈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介石说，“你找德龄办去”。然后加快步伐离开了。

　　16点10分，蒋介石离开南京飞往杭州，住在笕桥航空学校天健北楼。他约见了心腹陈诚，鼓气说，“只要大家努力，革命是不会失败的，纵然一时失败亦可从头做起，最后一定成功”。傍晚在楼外楼用餐。这天夜里，儿子蒋经国随侍在蒋介石左右，入睡前，蒋介石对蒋经国说，“这样重的担子放下来了，心中轻松得多了”。那一夜，蒋经国的记录是，“悠然度过了那么多年未曾有过的宁静的一夜”。

　　按照蒋介石的习惯，他大多数时间都在黄埔路的官邸憩庐，只有在接见外宾、使节和每周一的总理纪念周时才会在总统府中轴线最北边的子超楼办公。李宗仁的办公室在蒋介石对面。

　　南京中国近代史博物馆的副馆长刘晓宁告诉本刊记者，蒋介石引退之时，并未带走他最喜欢的戎装照、曾文正公文集和朝珠，每天都有人如常打扫，随时等候主人回归。李宗仁虽然常到总统府来，可始终没有搬到这间办公室的打算。蒋介石并非退出政治舞台，在他的文告里引用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李宗仁并非继任而是代总统。并且根据国民党的组织模式，政府的一切措施都需要中央常委通过，再交到行政单位执行。

　　在溪口，蒋介石从来没有同李宗仁通过一次电话。

　　1949年1月27日 李宗仁的和平攻势

　　这天，李宗仁再次履行他当代总统迫在眉睫的任务之一——谋求与共产党人的和平谈判。他写了漫长的电文给毛泽东，抬头是“润之先生勋鉴”。

　　在回忆录中，李宗仁确定上台之初就给了自己三项重大任务：一是和谈；二是不能让共产党过江，谋求“体面的和平”，同时要在内部进行民主改革，获得民众支持；三是寻求美国帮助，稳定通货膨胀。

　　除了致电毛泽东之外，他还致电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人，希望造成第三种力量，不过他最终发现，这些都只是他的如意算盘。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共产党的胜利已成定局，民主人士就不愿意回到国民党冷冷清清的屋子里面来了。”

　　当时的李宗仁还不明局势，不断组织上海、南京的知名人士去北平要求和谈。在他看来，这时候还是有和谈希望的，因为在长江上巡游的几十艘军舰给了他很大的安慰，市面也开始平静，这也是他在1月27日发长篇电文给毛泽东的原因。

　　可是，毛泽东的想法和李宗仁完全不一样。按照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朱宗震的研究，早在1月10日蒋介石没下野的时候，毛泽东就与斯大林通过电报，讨论是否要打过长江去。斯大林当天的回电语气暧昧，而且奇怪的是没有结尾。不过11日，他续发了电文，估计国民党不可能接受中共的和平条件，“这样一来，可以将拒绝和平的责任推在国民党身上。国民党与美国的和平手腕将被打消，您也就可以继续进行解放战争”。于是毛泽东于14日正式公布了8项声明。

　　李宗仁在蒋介石离开后，公布了自己的求和主张，为了赢得中间派的同情，下令释放政治犯。“剿总”一律改名为行政公署，但事实上无所作为。

　　也就在27日，他和白崇禧派遣的和谈密使刘仲容等人到了北京，受到当时北京市长叶剑英的接见。他们反复说，李、白都愿意和谈，但是日内人民解放军不能渡过长江；他们强调国民党还有主力，还有强大的空军和10多艘军舰。当时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错误赞成了李宗仁的和谈方案，他对李宗仁分析说，共产党有军事优势，但是没有政治优势，因为他们缺乏大量的行政和技术人员，肯定需要国民党的合作。

　　根据《叶剑英传》的记载，当晚接见了李、白密使的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随即通知他们，要求他们不要走中间道路，只能在8项声明基础上谈判，并要求立即逮捕蒋介石所有的嫡系，包括顾祝同、汤恩伯、毛人凤等人，并且迅速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否则，“中共断无余暇与之敷衍”。而这些条件，李宗仁即使答应，也无法做到。

　　只是李宗仁还看不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还在不断派遣代表团进北平。此时此刻，倒是在溪口的蒋介石父子清醒，蒋经国日记记载，他们父子一方面在貌似平和的气氛中准备过年，在家里自制年糕，蒋介石笑容满面地吃芋头，看着孩子们玩耍，“盖父亲一生最喜过平淡生活也”；可是另一方面，不忘谈论“敌人”“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双管齐下，向我军步步紧逼”，他们只能在“战尘弥漫之中，重享家园天伦之乐”。

　　1949年2月5日，孙科率行政院   “南下办公”

　　按照南京当地报纸《和平日报》的记载，从1948年12月20日开始进行的夜间户口检查活动在新年的2月5日还没有结束，并且成为常态，2万多人的行政人员组成5000多个“夜间入户”检查小组，敲开房门检查户口，要是有不符合户口记录的人口，必须马上去警察局登记，不登记的人家连每月15斤的户口米也领不到。

　　报纸报道，“多数民众能理智对待夜间登记”——事实上，“不理智对待”不可行，要是没办法领取户口米，多数平常人家只能饿死。

　　根据当时在南京政府的公务人员周家让回忆，尽管管制物价，规定所有商品不能超过1948年8月19日的价格，并且所有商店不允许关门，可是，到了这个阶段，金圆券发行没有限制，米价与8月19日相比已经上涨142万倍，“人们用麻袋装钞票购买商品，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闻”。

　　按农历算，这是正月初七，可是南京丝毫没有过年气氛，《和平日报》的记者实地考察，即使是山西路的富人区也悄然无声，以往家家户户悬挂的精致的荷花灯也不见了踪迹，只有“一个孩子拿着劣纸糊的兔子灯”在街道上玩耍。

　　“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还在竭力维护首都南京的正常运转，一方面是严格控制和供应食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付骚动不安的民众，“自从户口登记以来，已发生多起冒充公务人员入室抢劫案”。当然，更为防止有共产党人混进南京城。

　　可是，这种维持在2月初即成为泡影——就在5日上午，行政院长孙科正式宣布，行政院开始正式在广州办公。孙科自从1月20日离开南京后，一直在忙于行政院南迁，早在1月29日的农历大年初一，由于行政院所属的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的现金都已经搬家，代理总统李宗仁甚至拿不出银元来慰劳“首都卫戍部队”。行政院的很多部会，甚至只留下一两个小职员看门。按照《李宗仁回忆录》的记载，当时，“南京城空了一半”。

　　孙科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后，“府院矛盾”展现在所有人面前——李宗仁陷入更大困境：政府的存在受到了置疑，南京只有一个空洞的代总统，没有行政机构；而广州只有行政机构，没有政府首脑。《李宗仁回忆录》中，李宗仁坦诚了和孙科的矛盾起源：多年来，他和孙科一直关系尚好，可在1948年的副总统竞选中，孙科作为蒋介石支持的“黑马”，与李宗仁展开了激烈竞争，“桂系”的黄绍竑为了让李宗仁当选，“竟至揭露孙博士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阴私。黄氏用假名发表了几篇文章，重提旧日的桃色事件——‘鄙眷蓝妮’”。

　　“蓝妮是一个颇有姿色的交际花，曾有个时期是孙博士的情妇，后来，她还叫两个女儿称孙氏为父亲。抗战时期，蓝妮一直留在上海，并且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来历不明的财产。日本投降后，所有伪官员的财产都由政府没收，其中也包括蓝妮小姐的。”孙科当了立法院长后，给上海官员去了信，称“蓝妮”为“鄙眷”——此信成为轰动一时的笑谈。而黄氏用文学家的笔法将此事重提，李宗仁回忆说：“孙博士尴尬万分，并认为我手段恶劣。”

　　孙科不仅是为报复李宗仁，也是对守卫南京已经毫无信心。他对李宗仁说，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到了临浦镇，南京已经处于远程大炮的射程之内，为使政治中心不受军事威胁，他一定要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他把自己花了10万美元在中山陵附近造的一幢精美别墅卖给了行政院下属的中央银行，也是当时报纸轰动一时的新闻。

　　行政院迁往广州后，李宗仁不得不在南京召集立法委员复会，而孙科和蒋介石也指示20多个立法委员主张在广州复会。当时报纸声称，愿意在广州复会的立法委员可以领到很高的报酬，远比在南京复会的每日发2000金圆券的立法委员报酬高。可是李宗仁还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有300多名立法委员在南京复会，立法院复会后通过两项决议，一是赞成李代总统和中共和平协商的主张，二是要求行政院长孙科回南京报告施政过程。

　　监察院长于右任也站在李宗仁一边，并没有随大批官员出逃。

　　按照《李宗仁回忆录》记载，李宗仁在2月份先后派遣于右任等人去广州劝返孙科，可是都无功而返。2月22日，李宗仁自己飞往华南，表面上是去视察。当晚他和孙科进行了长谈，孙科说，在敌人的炮火下，不可能处理政务。李宗仁拿出抗日战争进行反驳，说当时的情况更危急。最终，孙科同意将立法院迁回南京。

　　可是，即使迁回南京，此时的立法院也不能有所作为了。根据当时在立法院工作的储子润的回忆，早在1月末立法院南迁前夕，就进行了大量裁员，当时思想进步的青壮年、在立法院系统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或同情中共的人，包括厌倦了国民党统治的中年人基本上辞职，60%的人已经离开了立法院。

　　而在立法院迁回后，李宗仁只获得了表面胜利，所谓复院，只是装门面而已。储子润回忆，去了广州的人根本不愿意回来，孙科只带了少数人回南京，“寡人一个，一筹莫展，终于辞职”。

　　此时的立法院已经成为烂摊子，没有人愿意接任。李宗仁多次劝说何应钦接任，并且用两人多年前共事之情打动他，何几次请示在溪口的蒋介石后，终于勉强接任。可是，因为当时南京城已经半空，“我和何应钦要克服无数困难才能组成新政府”。当时南京没人办事，行政院不得不动起了留在广州的那批不回来的职员的脑筋，添设了6只巨大的铝皮箱，每日由飞机将大量文件送往广州进行处理。储子润回忆，民航总局接到通知，广州和南京之间的班机运送公文成为重要事情。

　　1949年3月24日，骚乱的嫡系部队

　　从2月始，来自于警察、军队方面的罢岗、起义一波接一波。3月24日，当时任南京卫戍区副总司令的覃异之迎来更复杂的局面——国民党嫡系部队开始动摇，警卫师第97师师长王晏清决定当天晚上带部队渡江起义——在明明知晓的情况之下，覃异之还是在下午放王逃走。

　　覃异之的儿子覃赞耀对本刊记者回忆说，“那时候我父亲对什么都睁只眼闭只眼，当时他已经觉得国民党政权无法挽救了，所以想做几件好事，在将来和平谈判成功的时候，能取得中共谅解，取得较好的政治地位”。

　　覃赞耀说：“总司令张耀明和我爸爸是哥儿们，他们曾经先后任52军的军长，他的态度是不反对释放，但是又不愿意负责任，所以在李宗仁所有的命令上都写上‘覃副司令核办’的几个字。结果那个阶段，释放了300多名政治犯，包括罗隆基的好友浦熙修女士。汤恩伯一听大怒，又不好和李宗仁翻脸，就把南京剩下还没释放的政治犯都运往上海了。”

　　覃异之是广西宜山人，却不是桂系出身，而是黄埔军校二期学员。抗战初期，在古北口被蒋介石召见的时候，他对所询问的曾国藩事迹和语录对答如流。蒋介石很高兴，一问之下，覃异之属父母双亡，由祖母带大，蒋介石当时给了他500大洋，还给他90岁的祖母题字“国之仁瑞”，也就从那时候开始，覃异之成为蒋介石信任的嫡系。

　　抗战初期，覃异之因长沙会战中的一场战斗成名。“他是利用日军的供给跟不上，突袭打垮了一营的日军。那次是夜晚的急行军，行军时候他还写了首诗：‘马首悬新月，三军气若虹；夜寒茶当酒，星斗落杯中。’长沙会战中，以他的突袭杀敌最多。可此时，他已经彻底消沉了。”覃赞耀说自己的父亲在抗战胜利后就不愿再打仗，在东北，他带领的52军与共产党作战，“当时已经很清楚国民党必败，所以他辞去军长，回南京当了国大代表，没想到南京解放前夕还是被蒋介石找出来，当了卫戍区的副总司令”。

　　“他那时写了很多诗，我记得里面都是很颓唐的句子，‘惆怅秦淮拼一醉，自来难得是糊涂’，‘借酒浇愁亦可怜，万方多难度新年’——明知必败，还要收拾残局。”23日下午，张耀明勃然大怒中找来了覃异之，对他说，“根据军统消息，王晏清有通敌嫌疑，请你约他来总部谈谈”。根据覃赞耀的回忆，父亲当时就替王晏清辩解说，“他是军校学生，又是陆大毕业，必须谨慎处理，要是搞错了，会影响大批高级军官的情绪”。不过，他还是依照命令把王叫到司令部，“其实当时证据已经很确凿了”。

　　就在谈话的时候，汤恩伯从上海打来电话，要扣押王晏清再行审查。覃赞耀回忆，父亲覃异之这时候笑着对王晏清说，“你回家待命，随传随到”，其实就是放他逃走。

　　王晏清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带警卫师起义的过程还是不乏惊险。3月23日中午，张耀明把他叫去谈话说：“我从前还把你当小老弟，现在看来，你不是人。”幸运的是，张耀明听了他的一番辩驳后，叫他等在司令部，不得擅自离开，这才给覃异之释放他的机会。

　　下午，他逃出司令部后立即回到家中，尽管从1949年1月他就开始策划起义，并且找了宪兵队要求一起起义，可他的手下思想并不统一，宪兵队还告了密。他回到家中已经是18点，他赶去师部，决定晚20点30分渡江起义。当时卫戍部队规定，没有命令夜间渡江者，一律由军舰予以击沉，王晏清不得不派忠诚的部下去寻找渔船渡江。当晚22点钟，30多艘帆船把大部分部队载过长江，王派遣部分官兵去联系解放军，说明起义意图。

　　到25日凌晨，国民党飞机撒下传单，声称王晏清叛乱，有击毙他的人，重赏3万银元，这传单使部队溃乱，一部分人逃回对岸，100多人继续与他前行，到中午才和人民解放军接上头。

　　其实，当时的所谓国民党“国防部”从淮海战役后基本上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当时在国防部工作的胡燕谋回忆：“当时国防部校级以上参谋人员每人配发加拿大手枪一支，作为防身之用，由于前方不断有失利消息传来，大家都在惶惶中度日。”当时“国防部”最主要任务是保证汤恩伯军队的弹粮补充，胡燕谋他们这个负责补给的20多个人受到汤恩伯的恩惠，羊毛毯、皮鞋、夹克的发放都是汤恩伯直接拨给。

　　事实上，这还是蒋介石的决定在起作用。按照朱宗震的研究，蒋介石深信南京不可守，他分析说：“因为蒋奉行的是德国军事家克罗塞维茨的军事理论，长江在军事上是不可防守的，所以在他的安排下，当时大部分能控制的兵力都已经调往上海，而台湾早已经成为他着力经营的退守之地。”

　　朱宗震根据资料发现，蒋确定的作战方针是，长江防线只算外围，沪杭三角地是作战重点，将采用持久战的方针，坚守淞沪，与台湾呼应，这样还能让海空军从台湾支持上海等地。可是这一方案，对李宗仁等人是保密的。当时蒋经国认为，“要是上海能打半年，则国际舆论肯定会发生重大变化”。

　　按李宗仁的回忆，当时汤恩伯对第三厅厅长蔡文治提出的保卫南京的计划不予理睬，破口大骂要枪毙了蔡再说，于是守住长江防线，越来越成为空洞梦想。李宗仁想的是和谈，有些将领则幻想解放军因缺乏渡船，可以推迟渡江。

　　3月22日，李宗仁和几十名立法委员要求政府将已经运往台湾、厦门的现金运回，蒋经国予以痛斥。他在日记中写道，李宗仁是想把现金“用完了事，此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且以之资共以为快也，可痛”。李宗仁则在回忆录中这样写他的状态：“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往台湾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有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做充耳不闻之无言抗命。”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对李宗仁要求贷款的一贯答复是：“总统先生，你有其名而无其实，政府实权完全未更动，不管从美国运来多少金银，还不是和以前一样，完全浪费。”

　　李宗仁于是只能无限发放金圆券。他3月的记录是，当时南京是“金融市场完全崩溃、百业停顿，军心民气完全丧失，遂形成无法收拾的局面”。

　　1949年4月1日，新年来“气氛最好的一天”

　　4月1日，《和平日报》记载，当日南京大雨，可是却有两三百人在机场等待着给一个人送行，南京立法院专门休息半天，大家情绪高扬，认为此人的出访北平肯定会带来和平的好消息。几份报刊都宣称，这是“新年以来情绪最好的一天”。

　　这个人就是张治中，他带领的国民党和平代表团将再次赴北平，此前两日，他去了溪口。张治中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他3月初去溪口那次，蒋一见他就大发雷霆，说他是来逼他出国的，经过他反复解释才态度和缓。可是3月底的这次，蒋介石的态度很平静，张治中把和谈的方案给他看了，蒋说，我没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工作，一切要当心”。此外就泛泛而谈，没实质内容。

　　所以，4月1日晨，张治中在飞机场告诉记者说，蒋介石的状态很好，“带我看他的山林之乐，并表示他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事实上，蒋经国日记记载，3月29日蒋介石就对他说，张治中来不来无所谓，所以只邀请他看看风景，不愿意同他多谈。“张治中的准备投降，我们是老早预料到的。”而张治中的和平代表团中有刘一人，更为蒋父子所大怒，因为刘曾经担任3个年头的“剿共”作战参谋，李宗仁和张治中让他参加和平谈判，“简直是以我方全部的军事秘密与计划，贡献给共党”。

　　张治中对蒋介石父子的心理活动并非全然不知，但他此时已顾不得那些。3月26日，中国共产党正式发布由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元月14日的八项和平条件为基础的和平谈判计划，要求自4月1日开始在北京谈判，“当时南京的沉闷空气为之一振”。

　　朱宗震对本刊记者说，当时南京方面，无论是李宗仁还是张治中，对和平谈判还存在很多幻想，尤其是希望人民解放军不渡江，所以一直提出双方军队在各自区域内自行整编；关于没收官僚资本和改革土地制度，也都是原则同意，但是觉得还要另行商定施行条例。“他们还想根据1945年的政协方案来确定新政府，即一个政府，但是国民党应该在政府中占有相当比例——这不是所谓的‘划江而治’方案，而是按照从前的军阀割据的想法，继续保持广东、广西等地他们的势力。”

　　而共产党方面，其实早在1月份就做好了渡江的准备。

　　张治中和他的和平代表团尽管在飞机上还是很得意，“中央航空公司为我们特意准备了“空中行宫号”，到了北平，被招待进了六国饭店”，可是一到饭店，张治中就觉得沮丧——不仅没有欢迎的人群，而且饭店里写满了“打倒假和平”的标语。“我们还没开始谈判，怎么就说我们是假和平？”

　　周恩来在4月1日晚18点多会见了张治中，首先提出质问：“为什么要在离开南京前去溪口见蒋介石？”在谈判初期，这个问题反复被提出，张治中这才觉得，自己造成了很大问题，“对初期商谈的情绪是有影响的”。不过他还是尽心和谈，并且给蒋介石写了信件，详细探讨他出国的必要性，分别列举了6点有利和3点不利条件。

　　和谈进行到12日，局势逐渐明朗化。13日晨，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指明当日下午举行正式会议，17日必须举行签字仪式，18日后无论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过长江。当晚21时，张治中他们看见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后，“尚存的一丝幻想破灭了”。张治中回忆说：“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口气，第二个感觉是，完了，不可能和的了。”于是他们被动地匆忙研究，大家都觉得失败是肯定的，愿意接受中共胜利的现实，可是他们还是希望中共再做些让步，以便说服南京接受。最后，只是做了些字句上的缓和修改，没有任何能力去做实质上的答辩了。

　　16日，类似最后通牒的方案送到南京，当天李宗仁等人召开了小型会议，听取汇报。大家默然许久，白崇禧看了方案后说，也亏你们，这样的方案也拿得回来，站起来就走了。李宗仁他们也觉得已经没有退路。根据屈武的回忆，当时李宗仁说，本来代表团是带了腹稿进京的，可是什么目的也没达到，“有负重托。方案中所谓的‘两广’在近期没有大变动，只是像吃鸡一样，先吃好的部分，剩下的鸡脚鸡头也要吃掉”。面面相觑了一阵，大家垂头散去。

　　17日，蒋介石在溪口看见和平方案，看后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18日，李宗仁致电蒋介石，要求蒋复职，李宗仁和谈方案宣告失败。在那几天的立法委员会议上，主张和谈的立法委员“噤声不语了”。覃赞耀说，18日晚上，住在白崇禧对门的他父亲覃异之去探望白崇禧，他的夫人和白崇禧的夫人有干姐妹关系，两人又都是广西人，所以素有来往。白崇禧对他说，我是决不能在这个断送江山的条款上签字的。覃异之说，这江山签字也完了，不签字也完了，白崇禧很严肃地说，我们不签字，在将来的历史上也就没有责任。

　　而张治中留在了北京，终于在4月21日，街道上喧嚷的“号外”之声使他知道，渡江战役开始了。

　　1949年4月21至23日，南京的末日景象

　　4月21日凌晨，解放军大举渡江，控制长江下游江面最窄处江阴要塞的巨炮却调转炮口，反击国民党自己的江防舰队。

　　蒋经国在这天日记里写道：“江阴要塞守备部队戴逆戎光叛变。”这个结局在李宗仁看来是在意料之中，他早就收到了江阴要塞有共产党活动的情报，但是，戴戎光是黄埔学生，为蒋介石所倚重，调开他要请示蒋介石，李宗仁觉得请示也不会被批准，就没有坚持。顾祝同也担保说，自己和戴戎光是亲戚，信其无他。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分析，戴戎光叛变要么就是觉得大势已去，立功投效，要么就是出于蒋介石的授意，“保存实力，让共军渡江”。

　　实际上，他们都“误解”了戴戎光。战斗打响后，戴戎光的炮火就失了准，本来要打到对面解放军阵地的炮弹却在145师的阵地上炸开了，双方为此还吵了一架。戴戎光的回忆文章中写到，他并不认为炮火失准有什么稀奇，“夜间打炮散布是常事儿，步兵不懂”。坐镇指挥所的戴戎光一直没接到总台长唐秉林和游动炮兵团团长王德容的战斗报告，打电话不是找不到人，就是支吾其词。

　　他亲自跑到总台，看见他的下属们都在抽烟谈话，说是在休息。唐秉琳还去接了一个解放军党代表的电话，然后对戴戎光说，“还能打下去么，共军渡江后我们的罪恶更大了，账不好算了”。戴戎光以为是他们没打过仗胆子小，就把他们都赶回去。可是，等他回到总台指挥所还是没有看到各台炮击，再拿起望远镜，就见满江都是解放军的帆船，通江看不见要塞炮击的弹着点，他连着打电话给几个团长找不到人，参谋长梅含章也不肯上山来。

　　其实，戴戎光的一干亲信王德荣、唐秉琳等都已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这些人掌握着要塞的实际控制权。当初，他们鼓励戴戎光到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俞济时那里跑官，任职江阴要塞司令就是为渡江战役做准备的一部分。不仅如此，他们还动员了戴戎光的姑姑、妹妹、姨姐夫等，大家准备一起劝说戴戎光。可是，戴戎光效仿汤恩伯说：“谁要来策动我，谁就要遭到最不好的下场。”这样坚决的态度把他自己逼进了死胡同。天大亮的时候，戴戎光被俘，江阴要塞的战斗结束。

　　21日晨，李宗仁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高级将领会商，李宗仁认为解放军渡江是蒋介石暗中掣肘的结果，怕他守住长江，与中共周旋。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南京无法再守。白崇禧对防守武汉及西南半壁河山尚坚具信心，他主张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约40万人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共军攻入西南。他们决定4月22日到杭州与蒋介石商讨这个作战计划，并让蒋介石交出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政权。

　　战争打到这个份上，除了这些高级将领还在思考作战计划之外，更多人的态度是消极的。当天晚上，装病在家、不去炮台上班的南京江宁要塞守备总队副大队长李祥麟得到了表哥朱锦章的指示：已经没有时间策动部队起义了，只要在撤退时留下粮食、被服、武器、弹药就行。此时，李祥麟终于可以确定自己的猜测了，表哥朱锦章是共产党。今年已经92岁高龄的李祥麟告诉本刊记者，他本来是在上海读商科，想将来当个银行职员，但是，“八一三”会战上海失守，他无书可读，就投考了黄埔军校14期炮科。抗战胜利后，凭着与江宁要塞司令胡雄的师生关系，他从西北回到南京任职。“江宁要塞的工事已经被日本人拆光了，国民党也不想花很多钱，就建了一些简易的工事应付。要塞装的是德国榴弹炮，那是因为配套的炮弹要从德国进口，当时进口这种炮弹已经不容易了，炮弹有限，野战部队不合适用，就安在要塞了。”

　　科班出身的李祥麟觉得江宁要塞根本就不配称“要塞”这两字，“我有很多升职机会，可是我不愿意到部队里去。部队是全国调动，不如炮台稳定可以每周末回家。辽沈战役还让我去东北，我拒绝了，不想去送死”。

　　拒绝去东北的李祥麟与在新街口卖袜子的表哥朱锦章重逢，李祥麟说，他当时就怀疑表哥是共产党。后来，朱锦章拜托李祥麟画出江宁要塞炮位部署。“我就说画完你丢了怎么办，我带你去看吧。”李祥麟说。王晏清起义后，国民党对暗通共产党抓得很严，带朱锦章去看不用落在纸上，无凭无据更安全。李祥麟又佯装睡觉，让朱锦章抄走了办公桌上的江宁要塞江防部署计划和要塞与海军联络信号。李祥麟告诉本刊记者，如果是日本人那绝对不行，可都是中国人，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做这些有什么关系呢。

　　4月22日晨，解放军各个渡江点过江部队已经有30万人，汤恩伯不得不下令全线撤退。22日上午，京沪线中断，潮水般的人群涌向了京杭线，南京城里可以清晰地听到浦口传来的炮声了。

　　覃异之在22日下午参加了卫戍总部的最后一次会议，有人建议要破坏掉下关码头和炸毁火车站，他坚决反对。张耀明对他说，“我不反对中共的和平条件，但是要我背叛老汉(蒋介石)，我也做不到”。当晚，张耀明他们留下一个营，保护水电厂正常运转，其余撤退，之后张耀明去了台湾，覃异之回了广西，后到香港参加了国民党将领的起义。

　　22日上午，李宗仁等人乘坐3驾飞机去杭州，到笕桥航校面见蒋介石。他说自己心情非常悲愤，对蒋介石说：“现在和谈已经决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经国在日记里对这次会议的记述是：父亲恳切地说明，今日讨论时局之政策，不涉及人事之变动。李宗仁回忆，“蒋先生总是尽量安慰我，要我务必继续领导下去，他当尽其所能支持我”。蒋介石一再说，“无论你怎么做，我总归支持你”。大家在会客室的沙发上谈了一两个钟头，要权没有成功，也没有做任何具体的决定。

　　谈话结束后，白崇禧飞返汉口，何应钦回到上海，李宗仁回南京。李宗仁傍晚回到南京的时候，“四郊机枪声不绝于耳，首都南京一片凄凉”。

　　中山路、太平路等地商店全部关门歇业，街上行人绝迹，只有少数部队在做撤退准备。“城防部队听说总统尚在城中，人心尚称安定，军队纪律绝佳，绝无败兵掳掠事件发生。”

　　而实际的情况并不像李宗仁表述的那么平静。时任国民党28军中校政工处长张盛吉在文章中回忆，解放军只是佯攻，枪声时断时续，没有发生激战，仅仅是做出姿态牵制国民党的兵力。国民党部队的200多门海军炮、要塞炮、山炮、野炮昼夜不停地向南京北岸解放军前沿滥轰，进入夜晚更为炽烈。张盛吉家住在中山门附近，数度为炮声惊醒，有地动山摇之感。

　　就在蒋、李杭州会谈时，南京的国民党军队开始撤退了。张盛吉回忆他22日中午在下关码头看到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被一群新闻记者包围，有人问“南京到底打不打？”桂永清的回答是，“打，坚决打，别人不打，我一个人也要打”。但是当天下午，桂永清就丢下留在下关的7艘军舰和数艘炮艇坐飞机从南京逃到上海了。

　　4月23日凌晨，国防部参谋本部的机要核心、少校组长徐世江去找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为李宗仁、何应钦准备专机。他在文章中回忆：“从国防部到飞机场沿途原来是军警林立，今晨却异常清静，连十字路口的交通警也无影无踪，南京已成为一座死城。”周至柔和属下们正在望天兴叹，一见到徐世江就抱怨说，“张耀明这小子真混蛋，会议决定叫他们今晚18时撤兵的，可是昨晚就不见一个人影啦。滕杰(南京市长)这个胆小鬼，平时喊得凶，什么守土有责啦，什么军不能侵政啦(空军占用了南京市政府所属土地，为此滕杰告到了国防部)，可是还没有到紧要关头，昨天下午就带着交警和警察大队先跑了。”他让徐世江赶紧叫李宗仁来机场，因为他只守到10点，10点以后他也要撤退，不管了。

　　此时，一夜未眠的李宗仁刚起床，汤恩伯就打电话催促。他洗漱完毕，吃了一点早餐就带着随从赶去机场。徐世江准备的是“自强号”和“追云号”两架专机。

　　乘“追云号”的是李宗仁、何应钦、林蔚、刘士毅、蔡文治和李宗仁的随从，“自强号”上的是顾祝同、徐永昌、肖益肃、侯腾等人。上飞机前，除了林蔚和周至柔小声说话外，其他人表情都很沉郁，仅是7点半专机起飞的时候，机旁的卫士举手敬了礼。

　　徐世江在上世纪80年代回忆，在登机前后，他对这些国民党要员进行了观察。他在文章里回忆：“李宗仁仍不失政治家风度，两目炯炯有神，表情严肃，未显悲伤情绪；何应钦满面愁容，金丝腿眼镜遮不住失望的眼神；总统府军务局长刘士益则急得满头大汗，双眼通红、左右回转，好像有话要问却找不到对象；国防部代部长徐永昌是最沉着的一个，他一登上飞机，就双手合掌、闭目养神，像少林寺大法师在那里打坐；参谋总长顾祝同则紧缩双眉、怒目前视，好像斗败的公鸡要和对手拼命似的；惯于幽默的作战次长肖益肃一反常态，双目紧盯着他嘴里烟斗冒出的白烟，脸上毫无表情。只有一个人的脸上有笑容，就是专机上唯一的士兵——总长办公室电话班长谭昆山。他老家在重庆乡下，抗战被抓壮丁参军，听说国防部又要迁回重庆，他就能够跟双亲团聚了。”

　　李宗仁在飞机上往下看，飞机在南京上方盘旋了两周，“斯时东方既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正浓”。

　　江宁要塞的撤退时间是早上6点，但是由于忙乱，一直到9点才编队出发。根据首都卫戍司令部的命令，江宁要塞撤退之前要向解放军打炮掩护28军80师撤退，江宁要塞为了能跑得快，在司令胡雄的直接指挥下向江北浦镇方向胡乱发射了8发炮弹。李祥麟告诉本刊记者，他偷偷命令这8发炮弹不要安装信管，“这样炮弹就不会炸开伤人，成了礼炮只有响声”。李祥麟说，抗战打了8年，又打内战都很厌倦。淮海战役回来的熟人到要塞聊天的时候给大伙儿看了路条，就是一张破纸上写了几个字，“国民党俘虏可以回老家”，大家就一点顾虑都没有了，觉得共产党来了没什么。

　　宁杭公路上，除了江宁要塞外，其他部队和政府机关人员也在这时撤退，宁杭公路拥挤不堪，谁都不让谁。江宁要塞的摩托化炮兵部队一天才走了45公里，而取道秣陵关向潥水撤退的江宁要塞守备总队则是各走各的无人指挥，守备总队自己就溃散了。只有司令胡雄和参谋长宗文占亲自带领的一队人马4月25日到达上海，因为逃跑得快受到了汤恩伯的奖励。留下来的李祥麟得到了总台长黄端发给的写有“江南支队”的红袖章，因为与解放军都是单线联系，他这时才知道江宁要塞其实有共产党的3条线，除了他以外还有第一台上尉台长胡念恭和总台长黄端。

　　原定于23日凌晨2点撤退的各个机关到了清晨6点左右才移动，覃异之眼中，这些官员和最底层的难民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8点到达杭州机场的何应钦等人同前来迎接的蒋经国一起去航校见蒋介石，徐永昌带着其余的人到楼外楼吃饭。徐世江写道，所谓的便宴山珍海味俱全，够农村五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费了。那天，大家都没吃早饭，但是将军们没有食欲，楼外楼的名菜清蒸活鳊鱼没有翻面就撤去了。

　　会见之后，蒋介石回到溪口，李宗仁飞往桂林，其他人马乘火车去了上海。蒋经国在4月24日的日记中写下当天的心情：“内外形势已临绝望边缘，前途充满暗影，精神之抑郁与内心之沉痛不可言状，正‘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情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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