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朱文轶   实习记者◎赵燕波

　　元旦

　　1948年和1949年的交替，预示着一种旧政治制度的结束。蒋介石周围的世界碎裂了，他即使坐在总统府的子超楼里，也能清晰地听得见“破冰”的声音。他的私人秘书和智囊陈布雷在南京的住宅中自杀了。“让我安静些。”在陈布雷的日记后面有这样一句话，“我现在已到了灯枯油干的时候了。”他身体虚弱，患有失眠症，心情总是很忧郁，而最不能使他忍受的是，他发现自己唯一的女儿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把重要机密送给了共产党。陈布雷感到国民党的失败已是无可避免，并责怪自己没能影响蒋介石的政策和决定。

　　国民党能动用的军需储备物资几乎已被全部投入到南京以北两三百公里的广阔战场上去了，蒋介石在徐州和长江一线的防御也被攻破，何基沣军队的倒戈在左侧打开了一个缺口，徐州之战更注定了国民党政府的命运。

　　这时，国民党政府内部出现了一个和平团体，认为只有和共产党谈判，才能延缓共产党的进攻。起初，他们的头头是广西将领白崇禧，很快这些人就拥白崇禧的老朋友李宗仁负责。

　　蒋介石派张群两次从南京飞汉口，和白崇禧商讨形势，但几乎所有人都跟蒋介石唱反调。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各省参议会议长联合签发了一份电报，要他对自己的前途马上做出决定，张群也对蒋介石说他赞成和谈。圣诞节，蒋介石收到了白崇禧的电报，要他在美苏联合调停下立即与共产党和谈。

　　南京总统府随后度过了气氛压抑而可怕的一个星期。蒋介石召集全国主要军事将领，举行了整整一星期的会议。每逢新年，蒋介石总习惯于向全国发表一份新年文告，文告内容通常在一星期前就公布于众了，但1949年，直到元旦前一天下午文告才起草好，并译成外文。

　　12月31日，蒋介石发表新年致词时，邀请了大约4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到他在黄埔路的官邸吃饭。他默默地听完了他们谨慎的发言，接着咆哮说：“我不想引退，你们这些国民党官员却想让我引退。我引退并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某些人。”这天晚上，所有国民党的核心人物都在这所房子里度过。

　　蒋介石引退后的1个月，南京政府陷入了混乱。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孙科宣布，以3个月薪金的疏散费遣散80%的公务员工——在当时恶性通货膨胀的形势下，3个月的薪金只够1个月的伙食费。面临失业的财政部官员们包围了他们的次长杨道樾，并对一个叫罗宗文的司长大打出手，结果除了3个月薪金，还争取到3000元疏散费。这个事件让各部门纷纷效法，并联合了2000人到行政院请愿，致使“政务会议”不得不三迁会场。

　　2月初，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宣布要把政府搬到广州，他在这座南方大都市组建了包括外交部在内的内阁。但对于临时首都究竟定在哪，孙科自己也没有完全拿定主意。原来决定政府一级部门(行政院、国防部、外交部等)的首脑应当留在南京，但他们大多数人都在上海或早到广州去了。倒霉的是下级官员，外交部下属200人带着400名家属刚开始他们漫长的行程，就在此刻极为混乱的火车站等候了3天，后来终于乘上火车，却在去上海的途中，为了给军队让行全部被赶下车来，在吴淞口为等候南下的轮船耽搁了一个星期。

　　遥控

　　南京的功能其实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已经丧失了。“首都”随人而走，没有因为代总统李宗仁的留守而停留在南京，也没有跟随名义上的迁都派们转往广州。它跟着蒋介石去了那个浙江溪口。

　　“美军联合顾问团”的军事顾问一开始就对他们在作战方案上和国民党军官甚至蒋介石本人之间的沟通不畅极为费解，1948年1月受命负责“顾问团”的陆军少将戴维·巴尔后来发现二者思维方式大相径庭。在国民政府的组织机构中，没什么再比“裙带关系”更为本质和核心的问题，他在离开南京后呈交给华盛顿的最后工作总结中写道，“委员长的思想太中国化了，他所考虑的主要是人事关系和政治上的问题”，“不管一个人多有能力，他要获得一个要职，要办成一件事情，必须有后台。这总后台就是委员长本人”。

　　溪口只有在蒋介石回来的时候才会如此热闹，蒋介石的来访者仍络绎不绝。有一天，蒋介石对蒋经国说：“我们要在这儿待3个月。”

　　溪口与南京的联系通过国民党设在南京的军台。据南京总统府军务局上校电话监察官王正元回忆，重要军话台上的主要用户有：蒋介石3条专线，宋美龄、俞济时3条专线，在重要专线台上装有直通溪口的长途电路1条。王正元回忆说，“蒋介石宣布退隐后，俞济时侍卫长专门把我叫过去，告诉我他们马上就离开南京了。‘委员长很器重你，不过他这几天很忙，不打算接见了。今后，凡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3人在通电话中的一切消息，你搜集后，立即通知我。’俞对我说，‘我跟你约定一下，这3人分别用甲先生、乙先生、丙先生来称呼，我们两人通话时，不必称呼什么，互报自己名字就行，你呼正元，我呼济时后，即可通报内容。’”

　　蒋介石由此对南京时局了如指掌。李宗仁在南京的大小决定和通话记录被事无巨细地汇报给了蒋介石，除此之外，蒋介石还断掉了这位代总统的经济来源。有一天李宗仁派人到奉化退求蒋介石授权统管政府财政以构筑长江防线，遭到了断然拒绝。蒋介石一面坚持要广州的孙科支持李宗仁，一面却命令胡宗南带20万军队飞往广州以遏制李宗仁的影响，他向CAT(陈纳德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提供的运输机支付了现金。

　　蒋介石此时往台湾运送了30万嫡系部队，还有26艘舰艇及空军力量，还剩约90万军队留在大陆，但这些军队中只有白崇禧的12万人听从李宗仁调遣。警察局和情报机构都从陈立夫那里得到指令，而陈立夫是代表引退在幕后的蒋介石的，代总统即便答应共产党一些条件，很多命令也几乎是一纸空文。

　　到溪口后，蒋介石给他儿子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他督促空军司令部按时完成定海机场的修建，不得拖延。不久，原因就清楚了：定海位于溪口和南京之间，蒋介石事实上已对保住南京以及中国最大港口城市上海不抱什么希望。4个月后，南京、上海相继失守，国民党军队就靠定海机场撤至台湾。

　　骚乱

　　1949年已经在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是一名年轻参谋的黄仁宇，用他后来在美国的大部分时光思考国民党为何失败。在他看来，国民党军队所拥有的由美国配置的现代装备连同蒋介石设立的现代政府一样，距中国民间社会是如此遥远，它们“更像是外来干涉力量对抗中国社会”。40岁的自由知识分子储安平呼应了黄仁宇的观察，他在当时颇受欢迎的政论杂志《观察》上称，国民党政权正在丧失其原来的支持者：“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务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批人，没有人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在当时的“首都”南京，源于这种对立的对抗表现得比其他任何城市都要深刻。

　　随着李宗仁和何应钦在4月23日离开国防部大楼，最后驻守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成员从明孝陵机场离开，这座处于短暂政权真空的首都开始陷入不可遏制的骚乱中。

　　先是位于市南老住宅区的穷人成为抢劫的主体，后来，失业的铁路工人、香烛厂工人，还有掉队的国民党士兵也加入骚乱的人群。人们先是洗劫国民党官员的住宅，李宗仁和何应钦的也没有幸免。国民党放在长江南北两岸军火库和油库内的定时炸弹引爆产生的大火和浓烟布满了南京的天空。危险并没有让愤怒的人们冷静下来，因为美国使馆区占地巨大，由海军陆战队护卫，人群就把使馆南面巴尔将军的住宅当成了出气筒，他们在这栋无人居住的大宅子里卸走了所有的门板、窗扇和管道等装置，并把木地板砸成碎片拿回家当柴火烧。“有几个乘机发财的人在北城墙外火车站附近的德克萨斯石油公司油库前转悠，不过，这些仓库大部分已被洗劫一空了。”

　　国民政府南京市长邓杰在住宅被暴动者烧毁后，试图驾车带着市财政金库的3亿金圆券逃跑，被他的私人司机和卫兵痛打了一顿，断了双腿，后来在南京城南的公路被进城的人民解放军俘获。第二天，南京市面上金圆券贬至150万兑换1美元。

　　骚乱直到人民解放军进城才被平息，人民解放军成立了“和平筹备委员会”，负责处理接管，刘伯承被任命为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席，接着又被任命为市长。南京市民注视着胜利了的共产党军队，“他们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和国民党军队冷漠的表情和混乱的指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写道。陈毅各部除了一小部分军队留在南京，其余大部都掉头东进，进攻杭州，切断沪杭连接并包围上海。

　　南京跟上海的通讯被解放军迅速切断。4月23日，南京唯一一份仍在出版发行的报纸是基督教的《义士报》，报纸上载满了欢迎共产党的文章。“新华通讯社”开始运转，采编人员中很多是两天前还在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工作的新闻记者。

　　全世界都在等待“解放军攻克南京、占领总统府”这条具象征意味的新闻的发布，但新华社三野总分社却出了点意外。从渡江战役筹备开始，新华社就配备了1个总分社，4个分社，还有26个支社上百人的报道力量跟随第三野战军，但这些记者却几乎全都跟随主力部队，没顾上进南京，就向郎(溪)广(德)山区进发了。4月23日，跟随东路军南进的总分社在行军途中电台无法与分、支社联系，以至于35支社虽然在23日深夜进了南京，但稿件无法发出。到24日凌晨5点，在北京焦急等待的毛泽东不能再等了，他口授了一则消息《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

　　4月24日9时，新华社正式发布南京解放的消息后，南京60多名政治犯获释。一天后，供水供电就恢复了，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开始对外营业，限期限额收兑部分金圆券。另一些人被投进了新政府的监狱，他们包括：变成瘸子的前任南京市长邓杰、国民党社会福利局局长沈清诚和市卫生局局长徐新农。邓杰被指控犯有“企图携市政府雇员工资拨款外逃罪”。

　　外交

　　南京失守使驻南京的一些外交使团的幻想破灭了，但他们发回国内的报告又充满了新的幻想。这些人包括印度大使潘尼迦、澳大利亚外长科普兰以及加拿大代办切斯特·朗宁，所有这些人都曾抱有作为“农民革命者”的中国共产党定会与国民党妥协的幻想。他们分析，共产党一定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员来管理城市和经济。在这种需求下，有可能成立联合政府，由李宗仁在联合政府中领导国民党。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深信，即使李宗仁在和谈中没有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共产党也会寻求美国的援助和合作。他的被保护人中国顾问傅敬波使他更坚信这种天真的想法。

　　对于云集在南京颐和路的32国大使馆和居住在那里的使馆工作人员，进城后的共产党的态度克制而鲜明：对新政权来说，这些人现在仅是来自各国的平民，不再具有外交特权。军管会的公告称，在南京的国民党残匪彻底肃清前，外籍人士不允许出城到荷花池或紫金山野餐。由当年日本傀儡政权伪“行政院长”汪精卫官邸改建成的一所豪华俱乐部于是成了无所事事的前外交官和夫人们每天聚会的地方，“晚餐后大家玩一些字谜游戏”，司徒雷登4月30日在日记中写道。原来谨小慎微的中国佣人在共产党组织下成立了工会，制定了“解聘须支付解聘金”和涨薪的规定，佣人问题成了外国人聚会时的焦点话题之一。

　　外国人在南京的权利受到严格而具体的限制，刘伯承4月份签署的第二份公告宣布：外国侨民财产和人身安全将得到保障，前提是不能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没有参与间谍活动、庇护战犯。各大使馆的无线电台要进行注册登记，通过商务电报形式发送电文，不得使用密码。各外国使团在南京大街上必须限量使用汽车，确有必要有才给予满足，美国使馆经清点后拥有110辆汽车，仅限用5辆。

　　据时任人民解放军35军104师312团司令部书记的何振茂后来回忆，在“入城守则”和“约法八章”的入城教育中，除了著名的“三不动”原则外，南京军管会特别强调了一点：“在路上见到外国人，所有士兵要挺起胸走路当中，如果外国人面对我无礼，逼我靠边走，这时我们不要退让，撞倒了他也没有关系，一定要表现出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尊严，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民是不可欺的。”

　　一名法国使馆的武官雷蒙醉酒开车超速行驶，撞伤一个8岁中国儿童，被警察拦住后，雷蒙不但不下车接受检查，还坐在车里对警察挥舞酒瓶子。刚组建的南京市公安局处理这起首例涉外案件，在由外侨科与交通科组成事故处理组调查后，雷蒙被判全责，南京市公安局令其当众道歉，并赔偿伤者全部医疗费用。这件事第二天就登上南京《新华日报》的头版。

　　它意味着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改造

　　4月28日起，从台湾基地起飞的国民党B-24和B-25轰炸机每隔几天就要光顾南京一次。当时在南京的《纽约时报》记者西默·托平回忆，“它们像黑色的大秃鹰聚集在南京市发电厂、供水厂、铁路吊车厂和各种库房的滨水区上空盘旋”。轰炸机的飞行高度相当低，因为当时共产党除射程有限的50口径机枪外，便没有其他任何防空武器。

　　可是，“很多本该对准电动轮渡船和江边工厂投掷的炸弹，却偏偏落入了江水中”，后来担任《纽约时报》总编辑的西默·托平在回忆录《在新旧中国间穿行》中写道，“看来很大程度上，飞行员是有意尽力避免轰炸自己的同胞的”。在头几次空袭中，南京几乎没受到任何损失。

　　风向总的来说都利于新政权。在南京，刚刚主政的共产党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4月24日黎明，熬了一个通宵将“共产党占领总统府”的新闻发回美国的西默·托平赶到南京城西北门，他看到涌上街头的青年学生们在路旁欢迎解放军进城，一些学生爬上大卡车的顶部高呼口号，向军队致意。3个星期前，6000名学生曾以这样的方式聚集，不过是向国民政府示威，要求政府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现在，学生们以极大的热情欢迎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他们在军队的护送下到长江边去加固河堤，以防春汛。刘伯承为代表的南京军管会聪明地把两个阶层结合到了一起，这延续了共产党在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学生们生平第一次参与了农村的生活实践，加拿大外交官切斯特·郎宁在南京城郊的农村碰到的农民激动不已地向他展示刚刚领到的新农具，并告诉他农民们参加了新组织的委员会，城里的学生们经常来看他们，给他们提供化肥，并取去了土壤样品。

　　以前农民进城顶多是贩卖田里的农作物，1949年5月，南京72个村的农民则高举写着各自村庄名字的白色横幅和红旗气宇轩昂地在南京城的大路上游行。他们跟上街组成“演讲队”向市民宣传“新民主”的学生们一起高唱共产主义歌曲，一些学生加入了农民的游行队伍，和他们一起扭秧歌。郎宁后来以观察者的角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这让他感到新鲜的景象，他说：“农民进城我虽常见，却没见过农民上街庆祝游行，大家还给让道。”“各个阶层参与，这是南京解放后新政权让这个城市释放出巨大能量的关键。”

　　共产党的目的是要把南京从“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沈阳的经验已经很清楚了，共产党用不着在南京消灭资产阶级。刘伯承说，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共产党需要集中力量，通过促进私营和公共企业，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在积累资本的同时也要注意发展生产力。他承认过去共产党曾赞同过“高薪水和高所得税的错误政策”。

　　南京军管会下设1个秘书处和8个局来管理市政，这8个局分管供应、外交事务、不动产监控、金融及经济事务、军事接管、政治接管、文化接管以及公共治安。这些部门中的多数职员都是对新政权有好感的原国民政府雇员。工厂、市政府办公室里，共产党开设“再教育班”或组织“学习小组”，学习讨论毛泽东思想。外国记者们得到允许观摩一次南京发电厂机关工作人员学习会，一名工会代表在会上介绍老“解放区”的学习小组怎样开展活动。这种学习会在1949年末开始越来越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