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电视，就是有一行字幕说拍卖出去了。有兽首的图片，还有配乐，气氛就跟开追悼会似的。”牛宪锋说，从拍卖之后他一直关注国内的舆论。此时，据称律师团发起人刘洋已前往西班牙散心。直到现在，没有媒体能联系到他。

　　在一片争论之中，真正的幕后买家蔡铭超始终在厦门的公司里不动声色。他本人公司的所有职员无一人知道。

　　2月28日早晨，牛宪锋按捺不住，他乘坐最早的航班从北京飞往厦门，与蔡铭超商讨处理方案。

　　蔡铭超也认为，“兽首的事情最开始基金会就一直在关注，事情到了这个样子，我想和大家说清楚。但是不知道和谁说合适，就通过基金会请了一些记者开发布会。”

　　两人经过一天的琢磨，最后确定了六个字“这个款，不能付”。

　　“你注意，是不能付，不是不付和付不起，是不能！”牛宪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强调，“不能付是有说明有原因的，这个拍卖本身有问题。这是一个态度。”

　　确定方案后，牛宪锋当天晚上返回北京。3月1日晚上，蔡铭超来到北京，入住亚洲大酒店。第二天，新闻发布会召开。

　　蔡铭超只露面十几秒，发言不足一百字，最后他说出“这个款，不能付”。之后，匆匆离去，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中。“我提前问好服务员从后门怎么乘电梯。我和蔡铭超说，你说完就走，假装接电话或者怎么样的。”牛宪锋笑着对记者说。

　　当天，蔡铭超就返回厦门。

　　这六个字成为了一枚炸弹。

　　也将整个“阻止兽首拍卖”事件引向了另一方向。

　　焦点从兽首转到蔡铭超

　　法国佳士得表态“此事正在商讨之中，尚不便对媒体发布消息”；媒体评论开始围绕诚信问题铺天盖地；BBC以“英雄还是流氓”的大标题展开报道。而此时，牛宪锋更换了手机号码躲在办公室，蔡铭超将手机呼转为来电提醒。知情者瞬间蒸发了。

　　回到厦门的蔡铭超，吩咐员工买来100斤大米，“我就准备天天在公司熬粥喝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笑着说。公开了自己“拍而不买”的做法，等于将自己推上风口浪尖。他每天躲在公司里，从办公室的窗户往下去，看着门口来来往往聚集的记者。对于电话和到访的记者，员工一律告知“蔡总还没回来”。

　　“他跟我说，他回到厦门仰望星空，泪流满面。”牛宪锋笑着对记者说。

　　“我知道他的压力很大。连我的压力都很大，那一段时间我有表达的欲望，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那种压力说不清楚。我连仰望星空的心情都没有，北京也看不到星星。”

　　国家文物局拍卖会后发布的《关于审核佳士得拍卖行申报进出境的文物相关事宜的通知》，成为蔡铭超进一步解释“不能付款”的依据，加上文物基金会的参与(虽为民间组织，但职员仍为国家公务员)，蔡铭超此次“胆大妄为”之举，也因此引发猜测，是否相关部门参与了事件的“策划”“运作”？

　　国家文物局紧接着发表声明称，“蔡铭超拍下兽首是个人行为。”

　　舆论开始两极分化。根据一些网站的调查，支持和反对的约7：3。

　　还有法律界人士认为蔡铭超“有可能要负担法律责任。”…………

　　牛宪锋和蔡铭超分别躲在北京和厦门查看不断升级的报道。而对那些对于买家诚信的质疑，他们感到愤怒和不解。

　　经过十多天的沉默。蔡铭超再次来到北京，再次“想和大家说清楚”。他有选择地接受了少数媒体的采访。牛宪锋也开始与熟悉的媒体记者接触。

　　此时恰是北京两会召开时，圆明园兽首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无论政府发言人还是代表委员纷纷对此事发表观点。

　　这两尊曾有着历史记忆的铜兽首，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抽离的符号，它们事关艺术价值、外交关系、法律依据、国民诚信、民族感情，等一切问题，而它们也与其本身的文物含义更行更远了。              ★

　　“我想，事情的后果他想得很明白”

　　——独家专访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副总干事牛宪锋

　　牛宪锋作为兽首事件的知情人之一，在蔡铭超宣布“这个款不能付”的新闻通报会之后同样消失在公众视线内。他所在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会)一直对兽首事件保持关注并参与其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对其进行了独家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蔡铭超参与竞拍兽首，最后决定“这个款不能付”，是不是基金会策划的？

　　牛宪锋：这个事不是说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拍卖开始前一天他(蔡铭超)才说的。

　　他已经想好了。我想，这个事情至少后果他想得非常明白，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不会因为别人说什么就改变什么或者决定什么。他也没有必要向我们汇报这个事，他是基金会的顾问，反而是我们应该问他。

　　中国新闻周刊：拍卖会一结束，你就知道是他拍得了兽首吗？

　　牛宪锋：我不知道一定是他。但是他决心很大，至少先拿下再说，这点我是知道的。结果出来他就给我打了电话。

　　如果他不站出来做这个事，我们是没有什么其他办法的。如果是某个国家博物馆或者有恶意的个人拍得了，那这个东西，都不一定知道在哪儿，我们再去追索，难度就非常大了。现在至少我们还能主动说这两个头应该归还。

　　中国新闻周刊：召开新闻通报会是你们要求做的吗？

　　牛宪锋：通报会也是他的决定。我们算是帮忙，用我们的平台帮他把消息发布出去。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事别在心里悬着了。

　　刚拍完之后，有很多猜测，国内的舆论气氛也不好，一种就是唱衰，完了，没戏了，感觉很沮丧，失败很彻底。还有一种非常极端，就像是骂街似的，你不是拍了吗，你等着。

　　我作为一个知情者看这些是好笑，作为一个旁观者，感觉是悲哀。我们应该让大家知道结果，理解这个行为。

　　中国新闻周刊：但通报会上却并没有任何具体的解释？

　　牛宪锋：蔡铭超很有主见。就是想把事情告诉大家就完了。他做事非常低调，初衷也很单纯，他不想站在风口浪尖上。他能站出来说这个事是他做的，本身就是一颗炸弹，再加上六个字“这个款不能付”，这就成原子弹了。

　　我知道他面临的压力非常大，他(本来)说他就不露面了，他觉得事情做完了。

　　中国新闻周刊：事情出来之后，有很多争论，关于诚信问题等等，你们怎么看？

　　牛宪锋：这不是诚信不诚信的问题。不是说没钱，也不是存心恶搞。是不能付。这个拍卖本身就有问题，不能拿一般的拍卖来衡量。佳士得拍卖的是不该上拍的东西，这本身就破坏了商业规则，拍品和拍卖这个行为有争议，这是问题的核心和本质。

　　现在等于是把牌出给对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