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担心儿子无所事事，另一方面也担心他会沉沦街头，阿诺的父母对闲坐家中却又终日“啃老”度日的家庭成员既舍不得撵，但也不想让他就此“沉沦”。在阿诺小时候，他们过于纵容这个唯一的儿子，现在，他们也不得不向他发出“警告”，要求儿子自立门户，希望逼迫他独立起来。

　　一个月前，阿诺开始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压力。听到父母要他“独立”的要求，阿诺无法接受。他已经习惯了欧洲的花花世界与享乐主义，对于生活水准和娱乐水准有了强烈的需求，同时也对父母口中的“独立”感到陌生与恐惧，他无法想象独立后的生活。从那时起，两代人对“子女独立”这个议题的争论一直断断续续，迄今还没有一个最终的方案。

　　据阿诺说，现在，他向父母保证先收敛一下自己，并在超市里正常工作，而条件是必须仍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继续保留“啃老”的可能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阿诺为化名)

　　欧洲“啃老族”的6种类型

　　一、学业型“啃老”族。这类人通常还未从学校毕业，日常开销全靠父母，但并不认真学习，一旦钱不够用就向父母伸手。

　　二、打工型“啃老”族。这类人通常年满18周岁，到了适工阶段，但无法寻找到满意的工作。于是，在父母或亲戚的超市、餐厅中谋一个岗位，名为工作，实为挂名，并不安分打工。

　　三，逍遥型“啃老”族。这类人有正式的工作，但往往工资较低，对生活质量却又有着较高要求。因自己收入不能满足，加上性格懒惰，不愿兼职，于是继续“啃老”就成了惯性。

　　四，另类型“啃老”族。这类人终日游走街头，沉湎赌博，少数人加入贩毒、偷窃、抢劫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向华人商贩收取保护费，是“啃老”族中最为恶劣的一种。

　　五，迷茫型“啃老”族。这类人作为移民，不为当地主流社会所接受，遭受种种挫折和打击，就此消沉，靠父母接济糊涂度日。

　　六，自闭型“啃老”族。类似“宅男宅女”，大多是在年纪稍大时移民，自身适应能力脆弱，迟迟无法融入新环境，遂选择了逃避与放弃，不再融入社交。

　　欧洲华人新移民二代进退维谷：

　　“我像一只自动转换器，家门内是中国，家门外是欧洲”

　　Ventil是瑞士巴登地区屈指可数的娱乐场所。每周末，史璐璐会与她的瑞士朋友到这里泡吧或跳舞。遇到认识的朋友，便贴面致意，或者干脆来一个拥抱，算是打招呼。通常，玩到凌晨1点回家，妈妈疲倦已极却不敢入睡，一定要听见开门的响声和一声“我回来了”，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下。

　　本报记者/曾明辉  　

　　东方家庭：每月用大锅蒸馒头

　　今年大一的史璐璐，6岁时举家移民瑞士。去年，因导演拍摄了一部《第二代中国人在瑞士》的小成本纪录片获得媒体关注。影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自动转换器，出家门之前，我和父母在一起，是个中国人；出了家门，我就是个普通的瑞士人。”

　　这正是大多数二代移民的缩影。在门内，是父母努力维持的亚洲传统势力；在门外，是价值观几乎颠倒的西方文化与社会。

　　高中毕业时，史璐璐曾经打算进入高等专业学校学广告设计。在瑞士，大学里通常不开设此类专业。但放弃读大学的想法刚萌芽，即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你必须得上大学。”语气强硬，不容置疑。史璐璐的父亲是一名物理学家，在女儿嘴里，这名手握博士文凭的精英却好像一名专制暴君——要求绝对的服从、尊重。他无法理解，也绝不容许自己的孩子在完全有能力进入大学的情况下，去一所“高职”读书。

　　“在瑞士，不是每个人都想进入大学，大约只有25%-30%高中生会进入高校。”史璐璐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代移民却被他们的家长从小教育：上不了大学，丢人。

　　在相对“粗放”型的西方教育中，拼命读书的华裔移民显得很另类。甚至在专业上，华裔家长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偏好。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史璐璐发现，几乎所有的二代移民，大学都攻读经济或医学。这两个专业的毕业生通常与高薪联系起来。史璐璐对此颇多微词，“瑞士学生可以选择‘我喜欢’，但中国家长只觉得读这些专业‘有面子’。”

　　两代人对抗的最终结果是，史璐璐进入苏黎世一所大学进修传媒。

　　但不是所有的矛盾都能以双方各退一步收场。事实上，尽管声称“进入家门便是中国人”，“门外”的习惯仍然不可抑制地在“门内”滋长。史璐璐至今对父亲时常要求为他端茶送水感到莫名其妙。这种微小的不满，往往导致父女间激烈的争吵。

　　在史璐璐家，一口蒸馒头的大锅每个月都会派上一两次用场——即使在中国的城市里，这其实也属频繁。虽然面包黄油仍是餐桌上的主流，但一代移民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挽救着一些中国的痕迹，并在小环境中，继续维护着东方的权威。

　　西方社会：黄皮肤婴儿特别吵闹

　　自己觉得是老外，并不意味着老外也这么看。他们被视作“永远的外国人”，亚洲人的外貌使之一生都被问及“你来自哪个国家？”

　　很多时候，这个问题隐含了潜藏的歧视。法国，一名“香蕉人”怀抱婴儿进餐厅吃饭，却被门童拒绝。理由是婴儿万一哭了会吵到别的客人。但放眼看去，其他法国顾客带的狗却在里面悠闲吃东西。

　　可以肯定的是，这与经济无关。西班牙华商近年来在经济上俨然成为当地的“上流阶层”，但真正进入当地的圈子，几无可能。手里攥着法律系研究生的文凭，西班牙二代华人移民肖杨(化名)却难以在当地企业中觅得工作。肖的父亲在CUMPLUTENSE经营一家规模颇大的中餐馆，因而肖杨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就是，开着他的宝马520给周围点餐的居民送外卖。

　　父辈的淘金梦想实现后，留给第二代的却是巨大的迷茫。文化与当地断层，只有父辈经营的餐馆和百元店是他们可以预期的未来。

　　不愁吃穿，却无所事事。“宅”在家中，是“啃老族”；走上街，就成了社会不安定因素。马德里一家华人超市老板刘飞曾多次被洗劫，抢劫的人，“除了找不到工作活不下去的黑工，最多就是这种十七、十八岁的‘二代’。”

　　即使是善意、友好的表示，有时也因为文化差异而被误读。久而久之，不得不主动收缩心理防线。瑞士二代移民晓晓(化名)曾经努力学习德语，但进入青春期后，她却发现，瑞士人说的笑话，听不懂；自己的笑话，瑞士人听不懂。她开始寻找华裔交往，并通过网络，与儿时中国的玩伴重拾友谊，身边的瑞士朋友则日渐减少，最后，甚至对德语产生厌恶。

　　中国传统也在客观上阻止了二代移民的努力。这种阻力源自他们的父辈。史璐璐抱怨说，“瑞士的父母在孩子十二三岁时，就已经同意他们有男女朋友，这是中国的父母坚决不会接受的。”

　　身份认同：“来自中国的某国人”

　　并不是所有第一代华裔移民都对传统有如此深刻的怀念。有时，融入西方的愿望是如此强烈，在文化冲突的夹缝中苦苦挣扎的第一代移民，反而将他们身上的文化基因视若桎梏，对下一代的教育便走向另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