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成这样，我们要赶快修复

　　——对话罗大佑

　　本刊记者  郑廷鑫  发自香港

　　和罗大佑的访谈，分两个下午进行，地点从酒店会所到他的家里，话题也不断地跳跃和发散，总是从预设的题目，自然而然地延伸到社会、时事、历史和科技。手势不断，表情丰富，时而激动时而低沉，时而兴奋时而叹息，这位音乐教父展示了他的喜怒哀乐，泄露了他的真性情。

　　春晚：十八岁不能唱成八十岁

　　人物周刊：先求证一个问题。2001年，在新浪网和网友访谈的时候，你说“我大概会写到2008到2010年左右”，按照这个说法，现在时间快到了。

　　罗大佑：那时候看起来，写到2010年是差不多了，没料到金融海啸会来，这个事情可能让我再延续一下。我们在弄纵贯线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去年5月10号，乐队开第一次记者会，那时候我在台北，隔两天四川就大地震了，这也是没想到的。

　　突然之间，很多事情要去handle(应对)，很多题材可以写。去年发生太多事情了，雷曼兄弟的破产变成一个全世界的问题，听说全世界的财产从60兆美金跌了一半，这个财产是把股市、楼市、GDP和所有储蓄都算进去的。你看前几天的新闻，赌王的身家就缩水了9成。

　　人类的共识从来没有达到一致，但这次，所有的人类，从欧洲到美洲到亚洲，大家都认同这个经济危机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话可能大家会团结一点。

　　人物周刊：萧条时期通常也蕴藏着很多机会，你们纵贯线现在有没有相关的题材？

　　罗大佑：我觉得《亡命之徒》里，多多少少有点这个影子。那首歌是阿岳(张震岳)的想法，他是从电影里去找感觉，从一个杀人犯要和自己的女朋友分别的角度去写。讨论的时候，李宗盛觉得可以发展下去，我就说，每个人都可以是亡命之徒啊，每个人一辈子总有个时间是像亡命之徒一样地生活。取得这样的共识后，我们觉得可以从每个人的角度去找一个亡命之徒。

　　人物周刊：看了春晚你们的演出，《亡命之徒》只剩下最后一段，还改名为《出发》。

　　罗大佑：对对对，歌词改得比较健康一点。

　　人物周刊：这背后是怎样一个过程？

　　罗大佑：也没什么，上春晚嘛，就是一个预告。从4月18日的北京开始，接下来会有一系列的演唱会，这个时候做做宣传也不错。春晚你是知道的，是给没有新意的人看的，所以我们也按照上级的指示，哪里不能做就不做。阿岳有一首《爱的初体验》，讲到“是不是我的十八岁”，现场把歌词打出来，我说我们唱成八十岁好不好，那边就说不行，一定要唱十八岁，歌词怎么打就得怎么唱，一板一眼，完全不能有失控的感觉。这蛮有趣的。

　　我赞成两岸慢慢地、自然地走到一起

　　人物周刊：现在回过头，怎么看台北？

　　罗大佑：我现在反而最不会形容台北了，一个人一辈子最不会形容的大概就是自己的家乡，自己出生的地方。

　　人物周刊：你现在把台北当作自己的家了？

　　罗大佑：还是有点犹豫。不过现在好多了，自从去年5月，马英九上台之后，就好很多了。陈水扁吓死人了，前所未有的吓死人。

　　人物周刊：他们一家这几个月占据了很多报纸的版面。

　　罗大佑：你看这个人，在总统府里搞成这样，在监狱里还能搞成这样。(边摇头边笑)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是在关注那边的新闻吧？

　　罗大佑：重要的新闻都会关注。比如说台湾的经济，很多人都说，哎呀，马英九没什么希望，做不了太好。我觉得陈水扁搞了那么大一个烂摊子，其实李登辉的后期已经很糟糕了。马英九一上来就碰到全球性的金融海啸，蓝绿的对立还是很紧张，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给他多一点时间。奥巴马当选之后的演讲说了，金融海啸可能不只一年，甚至不只在总统的一个任期之内就能结束。你想要马英九怎么样嘛。

　　人物周刊：很多人觉得马英九上台，会让两岸关系往好的方向走，你怎么观察？

　　罗大佑：我觉得两岸应该往自然的方向走，不要硬是把关系搞得太僵了。我比较赞成两岸慢慢地、自然地走到一起来，不要太牵强地统一，就像香港和大陆，你要太快也是不可能，麻烦事会一大堆，两边本来就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又说到金融危机可能是个好事情：当人类发现每个人都那么危险的时候，惟一的办法就是大家要彼此信任，每个人都要更努力。人是我们惟一可以相信的共同体，难道你要相信空气吗？相信海水吗？相信动物吗？我觉得每个人在危机里都只能够相信其他人，所以会更团结。

　　我是乐观的。现在大家经济都不好，都需要共同度过这个难关，政府和银行系统的前所未有的合作也是希望把这个难关解决掉，这些都是空前未有的。温家宝这次去欧洲，应该就是谈论金融这方面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对时事的关注挺多的。

　　罗大佑：这个很重要嘛，亚洲、欧洲、美洲现在是鼎立的，就像中国小说里讲的三国时代，亚洲现在变成了美洲跟欧洲之间的协调者，大国崛起就是这样，我觉得现在怎么去扮演一个好的协调者，去帮助另外两个洲，这是好的事情。中国这个名字，本来就有一个“中”嘛，有点中庸的、中间人的味道。

　　人物周刊：可是，中国人也经常相互埋怨对方，要么太左要么太右，就是不够中。

　　罗大佑：你要反过来想，你批评我太左或者太右，其实你是想中的，才会注意到我是不是太左或者太右。中国人是想中而不得其门而入啊。其实中国人是一个蛮矛盾的民族。我觉得归于自然是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哲学观，像老庄哲学就是，从中国的音乐里可以听出来，从国画里也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要打倒崔健？

　　人物周刊：当时你离开台湾去纽约，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罗大佑：从《明天会更好》那首歌就开始了，那首歌基本上就是被政治操作出来的。当时，党外的人批评我被国民党利用，批评我变节跑过去帮国民党；国民党的人又觉得，我写出这样的歌不伦不类。两边都不是人。

　　人物周刊：那时有一个逃避的心理？

　　罗大佑：当然有，我觉得在台湾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容下我，完全被排斥在这个社会之外，这样很辛苦的。

　　人物周刊：到了纽约，可能意味着从零开始。

　　罗大佑：对对对，归零就对了。英语有一句话是“When you are nothing to lose，you win”，你什么都没得可输的话，你就赢了。如果还在意我是罗大佑、在意那么多掌声的话，你就会损失很多。什么都不需要，你就活得理直气壮了嘛。

　　人物周刊：你在纽约的生活怎么样？

　　罗大佑：我跑到最乱的、一般来讲中国人都不敢去的地方去住。

　　人物周刊：为什么？

　　罗大佑：我觉得这样才踏实，敢在台上唱歌的人，就应该敢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住。

　　人物周刊：站在台上很危险吗？

　　罗大佑：很多人忽略了，其实舞台蛮危险的。我说的舞台不是一般人讲的舞台，而是一个focus。比如在媒体上，你是所有人注意到的focus，你讲的话可能会被人断章取义，那是很危险的。像狗仔队那样的拍照，你交个女朋友、去夜店之类，都要偷偷摸摸。公众人物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都是危险的。

　　搭得不好的话，演出的舞台也是危险的。华健就碰到过，舞台搭得不好，从上面掉下去，全身都是血。

　　人物周刊：现在回头看纽约，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罗大佑：纽约肯定是全世界最深的一个都市，最大的一个人类原始丛林，它有全人类最好的和最坏的东西，最大的罪恶和最好的人性都在里面。

　　人物周刊：在纽约的时候都做些什么？

　　罗大佑：我那时候去考医生执照。临床医学考过了，基础医学还没考。基础医学要念很多书，药理、解剖，一大堆。那时候本来想放弃音乐的，后来跟各种人接触多了，觉得搞艺术还是很好，比较踏实，是我自己喜欢的。

　　人物周刊：那边的艺术家是怎样的生活状态？

　　罗大佑：他们会自己做木工活，比如我说我的窗户坏了，帮我修一下，他们就带着整套工具过来，很专业的样子。纽约的那种氛围很好，艺术家之间会互相支持。你要开一个party，我一定会到。中国没有那样的氛围。

　　华人世界的艺术家，相互的支持不够。你看中国人要搞一个band (乐队)，特别难。像我们纵贯线，都是有十几二十年音乐经验的人，知道团结很重要，我们知道，阿岳可以打鼓，大佑会弹keyboard(键盘)，李宗盛在弄那个木吉他，华健虽然电吉他弹得不好可是很喜欢这个工作，所以乐队很快就能上手。

　　最重要的是帮助对方把这个空间开拓出来，支持你就是支持我自己。大家都需要这个天空，这个天空是我们共同的天空，当我们把这个天空创造出来后，它就是人民的天空，是所有人的。

　　我觉得华人世界有一点比较奇怪，好像崔健做到No.1，我就要打倒崔健。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你为什么要打倒崔健呢？你走另外一条路不就得了？很奇怪。罗大佑走了这条路，你就不能走一条非罗大佑的路吗？你干嘛要做另外一个罗大佑呢？为什么要做另外一个罗大佑来打倒罗大佑呢？不值得嘛。

　　在香港，太大胆你就没朋友了

　　人物周刊：从纽约来到香港，从西方回到东方，会不会有不适应？

　　罗大佑：还好啦，都是资本主义，在这个社会上谁也不管谁。不过，毕竟还是中国人的地方，创作上你大胆一点，就会有朋友说，小心点，不要拖我们下水啊，别累到街坊了。如果你太大胆，就没朋友了。在纽约，创作上是谁也不管谁。

　　人物周刊：当时为什么要来香港？

　　罗大佑：1986年，我从纽约来香港，担任一个音乐比赛的嘉宾。我发现香港正在面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事情叫“七一”，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很大的一个事情，一个人一辈子可能都不会碰到一次。那段时间，我在香港写了《东方之珠》，连词带曲，没记错的话，是1986年的9月到11月。

　　那时候想想，我还是决定做音乐。1987年4月，我给父母写了一封11页的信，当时他们很担心我做音乐，我说我还是喜欢做音乐，你们要相信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写了那封信之后，他们就不再担心我了。

　　纽约让我认识到artist(艺术家)的正常状态。香港让我认识到比较好的创作制度，香港有作词作曲人协会，各种制度，包括版税制度比较完善，创作的自由也比较有保障。

　　那时候香港的翻译歌还比较多，翻译了很多日本歌。我做的是中文原创歌，我总觉得中国人还是要创作中国人的歌曲。

　　人物周刊：如果不做音乐，你现在会是一个好医生吗？

　　罗大佑：不敢讲是好医生，但也是不坏的。我是那种集中精神之后就很难分神的人，但集中精神之后，我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医生这个行业其实不是太快乐的，很严肃，我做音乐已经这么严肃了，再去做医生，肯定会给自己更大的压力。

　　人物周刊：那时学到的东西，现在还有用吗？

　　罗大佑：有用有用，我想整个医生的行业，都是在学习怎样面对生命、尊重生命。音乐也是这样。创作都要讲感情，感情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

　　医生看的生死比较多，可能会无情一点。医生是必须借着无情来表达他的有情，创作则是借着有情来表达生命的无情。

　　人物周刊：当时对于自己做音乐，有没有怀疑过？

　　罗大佑：当然有，我到现在还在怀疑，担心自己随时有可能下一首歌写不出来，一直都有这个担心。这个担心是对的，会让我把创作出来的每一首歌都当成是上天的恩赐。

　　北京松绑了，中国就松绑了

　　人物周刊：后来，你在内地也生活过。

　　罗大佑：在北京和上海都住了一年多。北京是2002年3月初到SARS之后。最奇妙的是广州的演唱会，我是2月18日在广州开演唱会，正好过几天是中国国家队打巴西，也在天河体育场。那是SARS最厉害的时候，那天又是我爸爸过世5周年纪念日，这对我特别重要。演唱会之前，我在北京问了很多朋友，你们有没有听到消息，我从香港带了一些口罩，你们拿去用吧。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去北京生活呢？

　　罗大佑：去北京之前在台北。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我觉得台湾怪怪的，觉得李登辉出卖了连战让陈水扁赢了。台湾看起来很民主，但这种民主后面有一种很大的欺骗成分，有很多操作在里面。

　　我觉得蓝绿的斗争，根本就是民进党搞出来的，后来也证明了，这是一场像“文革”那样的，左派跟右派之间的斗争。这个人不是左的就是右的，没有中间路线，“反右”就是这样开始的。民进党把自己定义成绿色，像我这种无党无派的人，就把我弄成蓝的。我什么时候支持过国民党啊？我的歌都是在国民党时期被禁的，但就是被打成蓝色了。我感觉在台湾已经住不下去，就想去北京试试，找个四合院生活一下。

　　人物周刊：在北京的生活怎么样？

　　罗大佑：北京的生活还是不错的，但我觉得北京的官僚气氛太重了。北京好像每个人都有个亲戚在中南海做事情一样。现在回头看看，也蛮有趣的，这段时间是北京变化最大的时候，就这五六年，肯定是北京历史上变化最大的时期，不只是因为奥运。像建筑，这几年新建了好多，整个都市的样貌都变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这是好事吗？

　　罗大佑：有好有坏。为了跟世界接轨，这样是好的；为了把中国传统的官僚气瓦解掉，这也是好事；还有甩掉历史的包袱。中国背着很重的历史包袱，而北京的包袱肯定是最大的，北京要是不把这个包袱松绑的话，中国就很难轻松了。北京松绑了，也是中国的松绑。坏处是，我们和中国文化之间，会不会造成一个脱节，掉到科技的漩涡里。

　　人物周刊：文化的脱节会造成什么后果？

　　罗大佑：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会写中国字是很严重的，比西方人不会写ABC更严重。西方人只要认识26个字母，但中国字很多，象形文字嘛。你要是连象形文字都不会写，这个文化就很危险，就没有认同感了。我一直觉得认同感很重要的。日本的没落我相信跟这个国家的脱亚入欧有关系。日本到1980年代的时候，经济全世界第一，可是你看现在就不行了。虽然日本这个国家很干净，日本人做事情很有效率，可是你会觉得这个国家缺少了一个东西，少了一个根本，所以亚洲人都不喜欢日本，欧洲人也很奇怪，你日本人怎么会觉得自己是欧洲人呢？成了四不像了。所以说，人一定不能忘本。

　　人物周刊：你觉得对你这一代台湾人来说，你们的本是什么？

　　罗大佑：我觉得不管台湾人怎么样了，跟中国必定还是有关系的。就算是原住民，跟中国人在血缘上、地域上都是有关系的。你不能硬把它切开。在台湾做那些去中国化的事情，是很愚蠢的，你还是用筷子吃饭的嘛，除非你硬要训练所有人都用刀叉吃饭，但是这可能吗？

　　我觉得认同，不管是怎样的感觉，都是一种普世价值。人毕竟是情感的动物。我想我们认同的都是一种不具有大的破坏性的价值，一种有安全感的自由的价值，就像罗斯福讲的，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人的权利。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有很深的不安全感？

　　罗大佑：1985年非洲饥荒的时候，要求支援非洲的，全部都是艺术家。你看艺术，讲的都是人心里面追求的love，人类的爱、和平共处，所以他们最反对的就是破坏者。破坏者就是战争、饥荒、疾病、政治迫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