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琢磨上海,研究广州
人物周刊:后来你又去了上海,你觉得上海怎么样?
罗大佑:我觉得在北京、上海、香港和台北4个城市里,最相同的两个是上海跟香港,所以会有一个银行叫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嘛。(大笑)这两个城市太像了,汇聚了很多丰富的东西。大家都不啰嗦,追求利益,精打细算,然后,追求最update的一些东西,从fashion,到news,到information,到股市什么的,CNN最近播什么,YouTube里面最新流行的视频。大家都知道金钱的价值很重要,这是很现实的,金钱不是第一的,但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人物周刊:你不断地换地方生活,是为了体验,还是为了寻找一个对你来说比较有安定感的地方?
罗大佑:可能也是一种好奇心吧。1997之后,内地在很多方面帮到香港,同时香港也带给内地一些新的东西。短短10年之间,那种全球化的速度,让人感觉中国并没有在世界之外。这十几年里中国的变化,比从1997追溯到1901年的变化都大,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香港这个窗口是多么厉害。
还有广州,广州以前是扮演香港现在的地位。我去每个地方做演唱会之前,都会做一些study。我发现,广州有全中国第一个做枪炮的实验室,近代以来,很多最先进、最革命性的东西都是从这里开始。所以说,广州的开放要比上海悠久,上海开埠大概就两百年时间,广州大概600年前就开始了。我发现一些英文词汇的引进,是从粤语开始的,像我们把英语的John叫做约翰,用广州话来读,就很接近英语的发音,用国语的发音不像的。用国语将Peter读成彼得,Paul读成保罗,Mary读成玛丽,都是这样的。
新世纪来势汹汹
人物周刊: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你经常提到新世纪,现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已经快过去了,觉得新世纪有什么不同?
罗大佑:新世纪来势汹汹,来势汹汹啊。我觉得新世纪最不同的,是科技的泛滥。从1990年代,开始感觉到电脑的厉害,到21世纪,电脑更厉害,IT的普遍性更可怕,网络的普遍性更可怕,从google一直到YouTube再到facebook,越来越多,很多东西变得越来越空。
我觉得现在人类好像已经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共识会越来越多。所有的媒介和科技都在改变人的观感。以前查一个资料,要辛辛苦苦打很多电话,上图书馆才能查到,现在上网一输入关键词,哗啦啦都是信息,到了你看不完的地步。这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我们都面临一个太多的问题,而不是太少的问题,这很可怕。这是第一个共识。
第二个共识,每个人都觉得钱不够,但是又没有大问题出现。虽然金融危机来势汹汹,但媒体和科技的发达,快速有效地警告了所有人,大家也很有准备地慢慢调到相应的水准,不会像以前一样,一下子就跳楼的,一下子就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的。
现在看起来,姓“社”的想姓“资”,姓“资”的想姓“社”,美国现在就是特别想姓“社”的感觉嘛。这好像跟当初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特别吻合,很和谐嘛。所以说,现在在香港待得挺好的,香港不就是一个姓“资”又姓“社”的地方嘛,所以我们在这里都很幸福,很合乎世界潮流。(大笑)
人物周刊:你好像对科技的东西比较警惕。
罗大佑:我很小心科技,因为我做过香港第一个48轨录音室,我知道科技的力量大到什么地步,比如说速度越快的车,产生的车祸就越可怕。越是高科技的东西,出问题的时候,越严重。这种东西一定要小心。音乐方面,MIDI太强大了,很可怕。还是得回到人自身。
人物周刊:你有点反现代化吗?
罗大佑:我不是反现代化,我觉得现代化的东西要接触,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之后,就要回来,去寻找人跟科技之间的平衡。人跟科技跟大自然跟这个世界,要永远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里。
现在我想有个孩子
人物周刊:你是客家人,这样四处跑,跟你的客家人身份好像比较相符。
罗大佑:血缘大概是有点关系的,我父亲也是一样,从台北跑到苗栗又跑到高雄。
人物周刊:你的《昨日遗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小时候,全家人都不善于向彼此表达感情”,这对你有影响吗?
罗大佑:可能有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不太会表达,就要放到音乐里来表达。
人物周刊:你父亲的去世对你打击很大?
罗大佑:很大,非常大。不过另外一方面讲,我父亲去世后,我就变得越来越自己了,重新开始扮演自己。
人物周刊:你在《锵锵三人行》里说的第二人生,就是这个概念?
罗大佑:对对对,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人物周刊:第二人生是怎样的概念?
罗大佑:一般人来讲,从父母生你,到走进社会,到有了自己的家庭,第二人生就是有了小孩以后。但是我没有小孩子,我现在是想生个小孩子,以前觉得会束缚自己,可能是现在年纪大了。自从父亲过世以后,觉得好像是他的生命延续到我的生命里,我也想把我的生命再循环下去。
人物周刊 :《昨日遗书》里也说到母亲,“上学第一天在教室从头哭到尾,因为妈妈不见了”,“更想回到她的体内”,这算是一种恋母情结吧?
罗大佑:这个东西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你从生下来,一直到上学,都是妈妈在照顾,突然到了一个群居的地方叫学校,旁边都是你没看过的人,有个新的人叫老师,这个角色一时还没办法接受,哭了好几天。
人物周刊:后来你母亲中风了。
罗大佑:是的,在纽约中风。脑血管里有一个动脉瘤,破掉了。她有高血压,特别容易破掉。我哥我姐我姐夫都是医生,破掉之后他们还不知道,没留意到是中风,因为她还有青光眼,以为是这个问题,都反对开刀,就我一个人赞成,因为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开刀是没问题的,最好的医生都在这里。到了医院,医生说,怎么现在才来开刀,说的话跟我一模一样。我的专业知识终于用上一次。(笑)
人物周刊:20年前你选择了做音乐不做医生,现在觉得这个选择有什么得失?
罗大佑:当然有得有失。失去的可能是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我到现在都过得不错,这是相反的一种生活,一种比较漂泊的日子。过去这10年,我至少搬过10次家,搬家对我来说是很平常的事。
中世纪有一种吟游诗人,到处唱歌,到处跑一跑看一看,到一个小镇住一段时间,写一些歌,看一些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我到现在多多少少还保留着一点吟游诗人的感觉。在21世纪还能过这种生活,我觉得蛮难得、蛮奢侈的。缺钱的时候就出来唱一唱,赚一点钱,写一些歌,做一点电影配乐。政治人物像陈水扁那样的,看着不爽就骂一骂,好像也不错的。
人物周刊:你在自己的音乐和书里,一直说到“家”,它既是你要逃离的地方,又是你要回归的方向。现在,你想得更多的是逃离还是回归?
罗大佑:现在是想回归比较多,到了一定年纪了。我是巨蟹座的,巨蟹是比较内向的,总喜欢在家里东弄西弄,把家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人物周刊:现在的状态还不错吧?
罗大佑:还OK啦,我觉得生活只要保持一种OK的状态就行。可能也跟没有小孩子有关系,有小孩状态就不一样。我后来发现,有小孩的家庭和没小孩的家庭,差别是蛮多的,因为你的生活重点会不一样。我要搬家的话,随时都可以走,没什么顾虑。很多父母要搬家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孩的教育环境问题。
人物周刊:那你还是想要小孩?
罗大佑:我有点想耶,我也想改变一下生活嘛。
人物周刊:想过再成立一个家吗?
罗大佑:这里就是我的家嘛,自己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但我随时都会搬出去。至于要去哪里,跟整个中国的变化有关系。我还是想到处看看,发生了什么。中国现在变得蛮厉害的,这种改变比起20年前的那种改变,差别是很大的。
只要我的歌能流传,不用记得我是谁
人物周刊:做乐队这个想法怎么来的?
罗大佑:最早的想法从前年、大前年就开始,一直在想要起什么名字,哪些人来合作,其实也跑不了这几个人。
人物周刊:纵贯线成立的原因,有两个非官方说法:一个是“救市说”,为滚石的唱片市场救市;一个是“救命说”,要感动陈淑桦走出自闭。
罗大佑:淑桦现在是在比较封闭的状态里,我们想能不能给朋友一些帮助,做一些事情。4个男人加一个女的,我们可以写一些歌,我想等到我们4个弄得比较成熟一点再找她可能会好一点。
人物周刊:纵贯线成立的时候,你们说,“要搞非常之建设,先搞非常之破坏。”这个破坏怎么理解?
罗大佑:当初写这个有点耸动了,有点故意要引起注意才写的。现在不必去搞破坏了,整个环境已经被破坏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要赶快去修复一些东西。(笑)假如在2009年,有一首像《明天会更好》那样,可以激发大家士气的歌曲出来,也不错啊。虽然我很不喜欢《明天会更好》这首歌,但假如有一首不同风格、能起到同样作用的歌,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人物周刊:之前有个说法,说这个乐队成立1年就要解散。如果市场反应特别好,有没有可能继续做下去?
罗大佑:1年应该是差不多的,我觉得不要再延续下去。可以用其他的形式,各自做自己的,因为我还有音乐剧要做,我现在一直在写音乐剧。
人物周刊:写什么样的音乐剧?
罗大佑:跟下一代会有关系,跟儿童会有关系。
人物周刊:另一个《未来的主人翁》?
罗大佑:类似于这样的,但是比较喜剧式的,跟这一代、下一代之间的那种错综复杂的爱情啊、婚姻啊、教育啊都有关系。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做完音乐剧之后,或者说到了某一天不做音乐了,你会做些什么?
罗大佑:我想音乐还是我终生的职业,因为跟音乐有关系的东西太多了。科技的发达使每一种行业都连结在一起,但还是要跟音乐有关系,没有音乐会觉得怪怪的。我现在就在帮杜琪峰的一个电影《复仇》做配乐,一个法国投资的电影。这些行业都是分不开的。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下,你在本行做得好,也可以在其他行业做下去,不用担心失业的问题,只怕你没有专业的技能。
人物周刊:你会不会害怕被遗忘?
罗大佑:还好。我一直觉得我是处在被遗忘的边缘状态。从《恋曲2000》到《美丽岛》,差不多10年时间,不也是半被遗忘的状态嘛。
人物周刊:很多艺人害怕这种感觉。
罗大佑:我不怕,尤其我是以创作为主的,自己把自己看得比较幕后一点,干扰少一点,比较适合观察。我是那种死掉之后,只要我的歌还能流传,不用记得我是谁都没有关系的。只要歌还在就好。
人物周刊:《昨日遗书》这个书名,好像是要跟过去告别。
罗大佑:人生对我来讲,一直都是一个个的阶段,你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就会觉得是跟上一个阶段告别。写那本书是在1987年刚到香港的时候,那时是在跟离开台北的那个罗大佑告别。当然不可能完全告别过去,只是希望更清楚地活出一个新的未来,在新的环境里做一些新的事情。时代也在改变。从1980年代到1989年,到1997年,到2000年,到美国的“9·11”,到SARS,一个演唱会又一个演唱会,一个都市然后又是一个都市,都不一样。风景在走,人也在往前走。或者空间没动,可人都过去了,永远过去。
人物周刊:等到哪一天真的要告别的时候,你希望墓志铭上刻些什么?
罗大佑:我想过这个事情,以音符来表达生命的人的下葬地,大概是这样。我是用音符来表达我对生命的观点的,我所有的情感和观点都在音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