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藏区”提法不可行

　　李希光：我搜集了这样一张地图。这是今年八月三十日《华盛顿邮报》绘制并发表的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西藏地图。根据《华盛顿邮报》绘制的这幅地图，达赖声称的“西藏自治”是“大藏区自治”。从这个地图看到，“大藏区”不光包括西藏自治区，而且包括青海全省，半个四川，半个甘肃，四分之一云南，新疆南部，其中许多地区并非藏族居住区，总面积占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达赖喇嘛在历史上是否统治过这样规模的西藏？在民主改革之前，西藏地区究竟有多大？噶厦政府的管辖范围是否包括整个所谓的“大藏区”？班禅喇嘛管辖的后藏和藏北地区是否在噶厦政府的管辖之下？如果按照族裔民族主义的原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原则，而不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建立民族自治，如果按照达赖的“大藏区”，中国各族人民处于什么地位？

　　格勒：简单的回答就是，这只是达赖的想法。稍微懂历史的人都知道，西藏、整个藏区在历史上、从政治上来讲，没有形成独立民族国家的地位，吐蕃时期除外。原因很简单，藏区分成安多藏区、卫藏藏区和康巴藏区，范围很广，而各地又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从历史上来讲，达赖喇嘛掌握了西藏地方以后，从来没有统治过所有藏族地区，他的范围只包括昌都以西，阿里以东，现在的西藏自治区的大部分。但是其中边缘地区比如说那曲是管不了的，东部昌都以东行政上他都没有管理过。西藏这个范围里面他也不是完全管得住。比如说班禅大师在日喀则就建立了一个系统。

　　有人建议应该欢迎达赖喇嘛回来，我也希望他能回来，中央也欢迎他能回来。但是有一个问题，欢迎就要对话，一对话就要谈判，一谈判就要提出条件。条件通不过，谈判就谈不好。我们知道，达赖在公开场合提出要建立“大藏区”。中央肯定不同意。有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民族政策不是民族自治，而是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按照民族来自治，而是按照居住范围区域自治。“大藏区”与这个政策相违背。

　　第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大藏区”，各地藏区也都反对这样的“大藏区”。现在中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各地藏区的政府主席都选的是藏民。这涉及到他们代表的利益问题。各地藏区的领导人物都能进入人民代表大会。那些原来的土司也很愿意代表自己本地的族群去参加人民代表大会。

　　最后一点就是，现在达赖要求所谓“真正的自治”，那么意味著以前建立的都是假的。我们希望完善民族区域自治，这是我们政府自己的做法。我们参加过世界银行一个会，他们要求交流关于世界各地民族冲突，宗教冲突怎么解决，我们当时就说，最好的钥匙之一就是民族区域自治，不要搞民族自治。因为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都生活在一个地方，互相交流，互相认识。

　　你们以后有机会去阿坝州看看，那个藏区既有藏族，也有羌族、汉族。所以在地方藏区是几个民族杂居，根本没有隔阂。实践证明这种政治是非常好的。你把一个民族单独独立起来，他永远觉得自己是问题最大的、最弱的，永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其中很重要一点，培养整个藏区十几万各级干部，高到中央、西藏地方，一直到各基层，他们是藏区的主人，也是藏族人民的代表。那么达赖放在哪里呢？达赖代表谁呢？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双方要形成基本上都能接受的东西，如果不能接受，那没办法谈。

　　五、二○○九──考验达赖的一年

　　李希光：现在是最后一个问题。中国媒体有很多报道批评西方政府对西藏事务的干涉，同时也对达赖在国外的活动高度批判。但中国媒体对西藏的报道中，还缺失什么元素呢？对于国际记者，我想问，西方媒体高度赞赏达赖，对他的态度也非常正面和友好，但除了这种对达赖歌颂式的报道，你们认为西方媒体对西藏的报道还缺少什么东西？

　　熊蕾(新华社高级记者，曾多次赴西藏采访报道)：对于中国媒体的报道，太多美好的事情了。在中国媒体上缺少的是人民的真实感情，无论积极或消极，真正来自老百姓自己说出来的感受，而不是在记者或官员们在那里说话。

　　文泉(外交学院国际交流中心主任，藏族学者)：有时候媒体过于赞扬西藏了，涵盖了太多的偏爱。虽然局外人或决策者觉得这还不错，但我认为，对待西藏人民和西藏地区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其与其它地区同等对待。那样的话也许会变得更好。中国是少数几个没有种族冲突和内战的国家之一，中国今日各民族的和谐，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还将继续保持良好的记录。

　　花久志：西方媒体缺少的正是前面提到的，我们常常将西藏的文化和政治混淆，将达赖喇嘛的文化和政治信息混淆，我们对达赖喇嘛的政治路线不够了解，我们把他当作一个宗教领袖以及一个受欢迎的人物。我们没有看到，他也是一个有很多明确的政治利益的政治人物，他想回到中国来夺回自己的权力等等，这无疑是缺乏报道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听说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但对于这五十年中，西藏人民生活的改变，它是怎么从神权社会转变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这又如何影响著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问题还是十分匮乏的。不过这也是情理中的事，而且也确实如此，因为我们是不允许去那里的。

　　托平：感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培养了新一代的中国记者和编辑。他们了解世界，熟悉互联网，理解外国记者的报道，也懂得其它国家操作新闻的标准。因此，在我看来，报道没有大问题，但是只有一件事，就是他们能拥有绝对的自由，他们有权不屈从于任何特定的规则的报道，不管是省级或中央政府。如果他们希望世界了解中国，透明就是答案。被外国媒体经常引用的中国媒体报道，这就是答案。

　　岛津洋一：作为记者我们能够细致入微地调查银行家和政府官员，却永远无法触及宗教的精神领袖。除非是发生恐怖主义战争，比如“九·一一”事件后的伊斯兰教。“九·一一”后，西方媒体做了一个针对伊斯兰教的讽刺漫画，西方媒体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西方媒体绝不能探讨宗教事务，而这正是“西藏问题”的根本。

　　在全亚洲甚至全世界都是这样，宗教总是得以豁免。我亲眼看到穿著僧袍的喇嘛从寺里出来，到酒吧喝酒，和不务正业的人一起赌博，等等。我的藏族朋友听到这些都感到震惊。我说，普通的藏族百姓把本该给孩子上学的积蓄都送给了喇嘛，他们却用这些钱去买最新潮的手机、在外面过夜。西方媒体从未报道过这些。我觉得这一切必须得到改变，世界各地的宗教都应接受舆论监督。

　　另外，我们必须认识到，二○○九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将会给西藏人民带来巨大的危机和紧张的局势。二○○九年是签订“十七条协议”五十周年，是达赖喇嘛流亡海外的第五十年，也将迎来中国政府册封的班禅喇嘛成年的日子，他将年满二十岁。二十岁以后，他就可以执掌格鲁派了。格鲁派在西藏建立了长达三百年的神权政府。我问过一些人，如果班禅成年后执掌格鲁派，你会接受他吗？答案是：“我们听说他是一个拥有超凡智能的聪明男孩，如果他来到民众当中，为西藏人民做好事，除了赐福、开办医院，还能挽救被暴乱破坏的经济，我们就会接受他。”

　　对于达赖喇嘛而言，这却是一个真正的考验，考验他是否具备宗教领袖的能力，因为他不再是藏传佛教的领袖，不过是四大教派之一的领袖。现在问题是他会不会祝福年轻的班禅喇嘛。二○○九年是决定达赖个人命运的一年，看他是不是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具有领导能力和领袖素质。

　　李希光：非常感谢各位参加对话会，你们为第一场“和谐西藏对话：历史与现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下一场将会在明年一月举行。(原载：《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