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最早涉足中国西藏地区是在19世纪末叶。威廉·伍德维尔·洛克希尔是第一个进藏的美国官方人士，他对西藏进行了4年的秘密“调查”。洛克希尔仅就自己收集的有限资料写了很多游记和论文，如《达赖喇嘛与清帝的关系》、《达赖喇嘛之国》、《西藏》、《1891-1892年蒙藏旅行记》等。他在上述著作中，提出了“西藏是宗主国中国的属地”。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早期的西藏政策，即在事实上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排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1942年8月，当时的美国战略情报局(1947年更名为中央情报局)的两名军官伊利亚·托尔索伊上尉和布鲁克·杜兰中尉带着罗斯福总统致达赖喇嘛的信抵达拉萨，与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地方官员建立联系的秘密访问。他们答应帮助西藏人解决无线电设备，发表同情“西藏地位”的言论，建议让西藏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出席战后“和平会议”，以便借机让西藏正式宣布独立。两位美国军官回国后曾建议向西藏提供三部全套轻便易运的无线电台，以便西藏建立连接昌都、甘托克、那曲、错那和日玛等沿边地区的通讯网。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赞成托尔索伊的建议，并向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献策：这将会成为美国的影响渗入西藏的一个开端。最终，美国政府对此项建议采取了双重政策，其实质就是明目张胆地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来对待，并直接与西藏噶厦建立了‘官方’联系。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奉行冷战政策的美国政府，一面需要中国成为亚洲冷战中的战略伙伴而支持中国政府控制西藏；另一方面，又在考虑西藏战略地位在未来冷战中的重要性，1946年底，美国驻印使馆代办梅里尔提醒国务院“在目前印度、缅甸、印度支那和中国战局不稳定的情况下，”美国要“防止在这些国家的反美势力控制政权”，为此他建议“美国可以考虑在西藏建立空军基地和火炮发射基地”。他强调达赖喇嘛的佛教主义是一种在亚洲中部及南亚佛教国家影响较大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可以用它“作为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屏障”。代理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只是这种关系(与西藏)的发展与巩固要“十分谨慎地通过非官方的渠道进行”。

　　1948年底，美国国务院派一位资深的外交家、老谋深算的苏联、东欧问题专家洛伊·亨德森就任美国驻印度大使。并通过驻印使馆加强了同西藏噶厦的联系。1949年1月5日，亨德森向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国应该重新修订美国西藏政策，承认“西藏独立”。他的建议得到了美国驻华、驻苏使馆的呼应。并由此在美国国务院引起了对“西藏地位”问题的大讨论。远东司官员路丝·培根提出：一定要避免共产党接管西藏，为此美国要向西藏提供充分援助；要考虑西藏独立、从中国分离是否有一个可行的、合法的、永久的根据。美国国务院最终接受了培根关于“避免共产党接管西藏”、“向西藏提供充分援助”，并开始考虑“西藏独立”的可行、合法、永久的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高层一些人认为，“美国应把西藏看成是独立国家”，以便把西藏当成“在亚洲抵御共产主义扩散的堡垒”。此后，美国官员频繁接触“藏独”分子包括达赖的兄长，磋商由美国提供“帮助”的问题。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6月25日朝鲜内战的爆发，美国决定立即援助噶厦以防止西藏落入中国共产党手中。3月，美国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馆与西藏上层人物夏格巴首度接触，密商美国提供武器事宜，决定将武器储存在锡金、尼泊尔、不丹靠近西藏边境地区，以便藏方随时取用。5月，美国与印度达成协议：美国将大批援藏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及弹药等在印度加尔各答卸下，免受检查，经由大吉岭由美士兵武装护送运往西藏。(“新华社引印通社新德里5月11日电”，《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78-379页。)11月15日，在美国的指使下，拉美小国萨尔瓦多代表团团长赫克托·戴维·卡斯特罗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讨论中国“入侵西藏问题”。在签署《17条协议》的第二天，美国驻印使馆代办斯蒂尔(Steere)在新德里秘密接见了急于寻求美国帮助的夏格巴等人。随后，美国国务院表示，西藏的呼吁要增加“西藏与北京谈判”详情以及有关“共产党对西藏地位构成威胁”的新内容，西藏不要等待联合国的邀请再提出呼吁，而应该不断向联合国提出要求。美国仍会发给西藏代表团赴美许可证，并建议达赖去印度或锡兰避难，因为这可能会对西藏的“自主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会尽力帮助西藏人解决财政问题。艾奇逊指示亨德森做好下列工作：使达赖重申其被迫接受有损自治的条件“是对方强加的”；对达赖许诺“美国在政治和经济诸方面将予以充分的关注”；向达赖声明：“只有西藏人自己真正作出努力并进行坚决的抵抗，援助才能奏效。”(美国国家档案，793B.00/5-2951)从1951年夏季开始，夏格巴、土登诺布和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频繁往返于西藏、噶伦堡和美国之间，开始了阴谋策划反对《17条协议》、策动西藏叛乱、驱逐西藏中央政府权力机构、实现“西藏独立”的计划。美国驻印使馆从加尔各答领事馆派副领事撒切尔(N.G.Thacher)赴噶伦堡，与夏格巴等人秘密会面，积极参与谋划活动。撒切尔告诫夏格巴，“重要的是达赖喇嘛在这之前要公开否认《17条协议》”。与此同时，美国驻印使馆已经为夏格巴、土登诺布等人设计了一个挟持达赖喇嘛出逃的具体方案。9月17日，美国驻印度使馆将一份亨德森签字的文件通过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尼恩转交达赖喇嘛。文件所示，“美国认为，必须把抵抗中共对西藏的入侵当作长期性的问题来看待”。美国将“准备对现在和将来抵抗共产党入侵西藏的行动给予支持，并且提供切实可行的物资援助”。“美国向您提供上述援助和支持的前提是您离开西藏，公开否认西藏代表和中共代表所缔结的《协议》，并且依然愿意在反对共产党方面与美国合作”。

　　1952年2月13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艾利逊和官员埃克威尔、南亚司代理司长威尔、远东司中国科科长帕金斯与官员安德森等人，在华盛顿接见了土登诺布，鼓励土登诺布“不要对反对共产党中国的事业失去信心”。在其亚洲冷战的总体战略中，美国把中国列为冷战的主要敌对目标。据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西藏地区开始了秘密地下援助“藏独”行动。同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印度靠近西藏边境的阿尔莫拉一带设立谍报网。

　　1955年春天，一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下属机构开始在噶伦堡城郊征募西藏士兵，并先后在台湾、冲绳群岛、色斑岛、关岛等地秘密进行训练。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终于公开撕毁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在叛乱失败后，3月17日夜，达赖集团叛逃祖国。“一路上，曾在中央情报局受训的报务员紧紧相随，把达赖喇嘛的行程随时报告给华盛顿。”(于力人编著：《中央情报局50年(下)》，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1960年前后，西藏反叛势力把游击活动根据地从西藏境内转移到尼泊尔的木斯塘。为了直接领导和援助游击队，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新德里设立了指挥部，还在尼泊尔成立了名为“亚利桑那直升飞机”的航空公司，以便提供武器和粮食。1960年11月3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墨菲(Murphy)和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帕森斯(Parsons)接见土登诺布，向他转告美国的新决定：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国家”，并支持达赖喇嘛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促使西藏问题国际化，以实现西藏地区人民自决权，进而脱离中国。这样，达赖喇嘛等“藏独”势力便以西藏“人权问题”为中心在联合国挑起了反对中国的斗争。在第14届(1959年)、第16届(1961年)和第20届(1965年)联合国大会上，在美国的幕后鼓动和操纵下，三次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决议中都把西藏列入自决权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