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农奴改革艰难之路（上篇）

    本报特约记者 孙力舟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说，达赖方面提出要建立他所谓的“大藏区”，要赶走中国驻扎在那里守卫国土的军队。但达赖喇嘛3月10日在印度公然撒谎：“我从没说过解放军应该撤出西藏……”3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拿出了证据。温总理说，达赖喇嘛1987年在美国发表的“西藏五点和平计划”和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的“七点新建议”，都明确讲到，要中国军队和军事设施撤离西藏……

　　达赖方面混淆是非、蛊惑人心的言辞不少，所谓“中国政府灭绝了西藏文化”就是其中之一。其实，落后、残忍的农奴制才是危及西藏文化生存的大敌，爱国的五世格达活佛就说：“毛主席不派队伍来，我们西藏民族快给毁灭了啊！”本文是上期《藏军总司令因力主改革被剜去双目》的续篇。

　　1 康区的改革被武力镇压

　　20世纪30年代，西康地区(今天的四川西部)受内地影响比较大，改革潮流更加迅猛。

　　格桑泽仁创立了“西藏青年励志社”，还在中央政治学校内增设康藏班，鼓励乡人到南京求学。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参议。格桑泽仁提出“康人治康”的口号，宣布五项施政纲领：实行地方自治、主张民族平等、废除乌拉差役制度、改进耕作技术、发展文教事业。

　　1932年，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授予格桑泽仁“滇边宣慰使”职衔。格桑泽仁宣布成立西康省防军司令部，自任司令，并任命了巴安、得荣等县的县长。但当地宗教上层喇嘛与藏军里应外合，围攻巴安县城达3个月。担心改革威胁到自身利益的四川地方军阀刘文辉部，趁机出兵，先击败藏军，又逼迫格桑泽仁的队伍缴枪，继而捕杀了他手下的骨干，格桑泽仁侥幸逃出。后来，格桑泽仁又担任蒙藏委员会的委员等职务，为抗战努力，还曾在重庆向周恩来敬献哈达和锦旗，向在前线抗敌的八路军表示慰问。然而，直到格桑泽仁1945年去世，改革家乡的计划都没能实现。

　　2“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

　　这样，藏区的根本改革拖延到20世纪中期都没实现，关心本民族命运的有识之士对此深感忧虑。

　　据进藏部队指挥员、解放军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的回忆，1950年春，格达活佛(曾在红军长征时保护了400多名红军伤病员)在迎接解放军进藏部队时，津津有味地谈到十多年前甘孜地区藏族人民的民主生活，呈现出笑容。但当他谈到西藏的悲惨现状时，不禁放声痛哭：“毛主席不派队伍来，我们西藏民族快给毁灭了啊！”说罢用袈裟擦拭泪水，连连向东方合掌祷告。不久，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赴昌都劝说西藏地方政府接受和平解放，被英国特务福特投毒杀害。

　　1991年，阿沛·阿旺晋美在纪念《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签订40周年的时候曾说：“记得在(20世纪)40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因此，民主改革不仅解放了农奴，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拯救了整个西藏。”

　　3 中央让西藏地方政府自动改革

　　1951年5月23日，《十七条协议》签字生效。协议充分考虑了西藏的特殊性，规定：“对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后来，中央又提出“6年不改”，充分照顾西藏情况，给西藏地方政府足够的时间自动进行改革。

　　土丹旦达曾在西藏原地方政府中任藏北总管，据他回忆，20世纪50年代，西藏地方政府曾成立“改革局”。“藏独”分子夏格巴和“藏独”的外国同情者范普拉赫都提到这个机构，还诬蔑中央政府故意阻碍西藏自行改革。然而，这个机构实际上只对改革起到很有限的作用，后来竟成为资助叛乱武装的机关。

　　西藏地方政府认为，民主改革与目前的社会形态有差距，为了做到大家都能接受并顺利执行《协议》，应该先设立一个改革机构。达赖喇嘛批示，召开“全藏僧俗官员大会”讨论。1952年改革局正式成立，提出了7条改革方案，包括对政府所属的各地方政权，由过去的官员私人管理改为政府直接管理，以减轻对百姓的盘剥；对于派驻各个地方的官员和常驻拉萨的僧俗官员，一律改行工资制(以粮食或现金的形式发放)；对百姓积欠政府的债务普遍减轻等。1954年初，噶厦向所辖各地下发《关于根据〈协议〉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布告》。

　　客观来看，这些改革措施虽然没有触及农奴制本身，但如能贯彻执行，还是能为以后的改革打下初步基础。改革力度最大的是对债务的变动。

　　法国旅行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说：“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还清债务的人。”农奴所负的债务有新债、子孙债、集体摊派债等，其中1／3以上是祖祖辈辈欠下的、永远还不清的子孙债。因此，对债务关系的变革，是涉及几乎所有西藏农奴的大问题。

　　1953年，改革局下发了名为《关于减免旧粮债办法和处理牧区钱债办法》的文件，除了对往年的债务作一些减免，还限制了放债利率：寺庙放债的年利率不得超过20%(借五还六)，活佛、喇嘛、贵族官员等个人放债，不得超过14.3%(借七还八)。减免后剩余粮债，按照债务人的偿还能力，在10年到100年内还清。这还是要让农奴还“子孙债”。凡债主强收欠债户土地偿还的，一律在1953年秋退还原主。应当指出的是，即使这些改革措施能顺利推行，只不过是用一种相对温和的高利贷取代过于苛酷的高利贷罢了。这个文件下发到各宗(当时西藏的行政区划，相当今天的县)后，执行起来却大大走样。1956年，在墨竹工卡县的甲马庄园中就发现，减免债务办法，只是在形式上把农奴的欠债减去一部分，并停止生利，然后要农奴在若干年内还完，每年定下了偿还数，到期不还仍要生利，目的在于刺激欠债农奴还债。而改革局文件中规定减免的那部分债务，大部分债主并未执行。由于改革局并非拥有强制执行力的机关，这种改革的效果，也就大打折扣了。

　　4 改革局和叛乱分子勾结

　　更可怕的是，改革局成立4年后，就和叛乱分子勾结。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曾对美国官员说：西藏人搞改革，是为了“用共产党人的策略击败共产党”。

　　1956年以后，改革局的日常工作负责人孜本朗赛林与康巴叛乱武装首领勾结，暗中支持叛乱分子，把各地上缴西藏地方政府的收入，以进行佛事活动为由，暗中提供给叛乱分子，或者中饱私囊。后来，这一机构又由索康噶伦负责，成为叛乱武装的庇护所。这样，改革局负责人的心思全不在改革上，根本不负责改革局的日常工作。改革局管辖的各个单位工作无人过问。

　　到了1958年，康巴叛乱蔓延到山南地区，中央告知达赖喇嘛，西藏的社会治安要由西藏地方政府自行负责。改革局终于召开会议，会上竟有人公开说：“四水六岗(康巴叛乱组织)是保卫我们的政教和保障西藏人民幸福的人民武装组织。我们决不能听信中央的话去打四水六岗。”最后，会议决定先要求中央借大批武器给藏军，等武器到了藏军手中，如何使用，到时再说。曾在西藏原地方政府中任藏北总管的土丹旦达回忆说：“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局与其说是在进行改革，还不如说是在阻碍改革，甚至走向了反对改革的道路。”

　　5 平定叛乱之后的改革很稳妥

　　1959年，中央政府下令平息西藏叛乱后，解散了压迫西藏人民数百年的噶厦政权及其所属的军队、法庭和监狱，废止了旧西藏法典及其野蛮刑罚。紧接着，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进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农奴、奴隶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废除了封建制度、封建剥削和封建特权，废除了差役和高利贷债务。有必要强调的是，民主改革的具体政策非常温和。

　　在农区，对没参加叛乱的农奴主采取赎买政策。《关于执行赎买政策的具体方法》的文件指出；据初步核算，全区贵族和大小头人642户，其中未参加叛乱的约26.8%。在牧区，对没有参与叛乱的牧主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的政策。赎买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信守西藏和平改革方针的明证。中国共产党对西藏的农奴主，态度是非常温和宽厚的。对没参加叛乱的农奴主，还照顾他们的面子，只搞背靠背的诉苦，不搞面对面的斗争。在组织农奴对参加叛乱、血债累累的农奴主的斗争中，也注意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此外，早在1959年3月12日，中央就决定，不中途拦截外逃的农奴主；外逃的达赖喇嘛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保留到1964年。墨脱等边境县区的民主改革，则推迟到1966年。这样，在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的过程中，将阻力和社会成本减小到最小。

　　从上述回顾中可以看出，西藏历史的特殊性，使得落后的农奴制无法通过自下而上的起义或西藏农奴主阶层自动的改革加以废除，而延续到了20世纪中期，几乎使藏族陷入灭绝的边缘。这样，废除农奴制的历史任务，只能寄希望于中央政府来完成。但是，由于国力衰弱和政治腐败，加上缺乏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的能力，清朝和民国政府都没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决心和耐心，完成了这项改革，为西藏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为藏民族的进步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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